【荐书】诺曼 |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著者：[英]杰西·诺曼

译者：李烨

出版时间：2021.2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一 亚当·斯密的思想遗产永不枯竭 朱嘉明 III

序二 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 袁志刚 XXI

引言 III

第一部分 生平

    第一章 柯科迪男孩 1723—1746年

    第二章 “我生命中最有用、最快乐、最光荣的时期”1746—1759年

    第三章 启蒙时代的插曲 1760—1773年

    第四章 “你将在这个领域独领风骚” 1773—1776年

    第五章 工作到最后 1776—1790年

第二部分 思想

    第六章 荣誉、事实和迷思

    第七章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第八章 亚当·斯密与市场

第三部分 影响

    第九章 资本主义的不足

    第十章 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

    结 语 亚当·斯密的重要意义

致谢

注释

节选

文明化的进程

孟德斯鸠著名的“温和商业”和贸易缓和效应思想，在18世纪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场关于商业社会性质的激烈辩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商业精神自然与节俭、经济、节制、劳动、谨慎、安宁、秩序和规则的精神联系在一起”。这个观点不仅肯定了商业和市场的好处，还超越了严格的经济范畴，特别是对孟德斯鸠来说，它能限制君主权力。商业和市场是社会文明的推动者，对个人来说，它也能打磨旧时代的野蛮行为。有人担心商业会破坏贵族的美德、公民秩序或对宗教救赎的追求。但对孟德斯鸠来说，商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直接力量。正如他所说：“商业是治疗最具破坏性偏见的良药，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凡是有良好礼俗的地方，都有商业的繁荣，而凡是有商业的地方，都能见到良好的礼俗。”

大卫·休谟也曾在一篇精彩的文章《奢华》（后来更名为《论技艺的日新月异》）中，描绘了商业社会带来的勤劳、知识和其他人性优点的形成，商业如何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以及这些优势在改善社会其他人的福利方面的溢出效应。与许多共和派的理论相反，奢侈经济并没有自动导致道德上的堕落或政治上的衰弱。但斯密的讨论更进一步，他提出发展一般会经过四个阶段，从狩猎到畜牧业到农业，最后到商业，斯密的分析把礼仪、财产、法律、政治和政府捆绑在一个单一的概括的动态理论中。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根据斯密的观点，在原始的狩猎社会中，人们只能拥有他们猎杀的东西，几乎没有私有财产，因此除了力量和技能的个人属性之外，人没有特殊的权威来源。私有财产出现在第二个阶段即畜牧业阶段，建立在拥有超出自己需要的畜群的可能性上。在农业阶段，产权扩展到对剩余农产品和土地的所有权上。在第四阶段即商业阶段，随着市场和贸易的扩散，产权不断扩大。每一个阶段实际上都标志着互通有无、以物易物、互相交易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社会向日益复杂化和分歧化过渡。同时，个人的野心和责任范围也从单纯占有少数生活必需品，逐步扩大到拥有牲畜、粮库、土地，并最终拥有只有通过共同的公共信任才能产生的货币和信用等抽象物。这一理论不仅是唯物主义的或经济的，更是社会的和文化的。

随着财产权的发展，财产拥有者和他们周围的人的财富也不断累积。不平等，用斯密的话说，就是“富人的贪婪和野心，穷人对劳动的憎恨，以及对现世安逸和享受的热爱”。同时维持社会秩序所需的权威的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在农业社会，这导致了财富和高贵的出身成为政治权威的基础；在英国，这导致了封建主义，因为一个大亨的剩余收入的主要用途是支付他的侍从和民兵的薪水并安置他们的住所。但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这些个人从属的形式让位于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正如斯密所说：“每个人因此都靠交换生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商人。”因为人们自主地创造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义务。城市、贸易、制造业、商业合同，以及为它们提供资金的银行和贷款网络，都逐渐涌现。法律机构的出现是为了裁决和保护财产权，然后又延伸到了更广泛的权利上。刑事司法的性质从直接的个人或家庭的救助和赔偿转变为关注犯罪对社会的影响，国家日益垄断了判决权和执行权。集体对社会秩序的需求变得十分重要。随着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社会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但人的礼仪、道德和性格也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复杂。商业创造了财富和经济自由，也使人们在自愿和互利的各种交流中聚集在一起。商业社会是一个讲究辞令、谈判、交易和讨价还价的社会，也是一个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它的盈余通过税收体系来支付法院和法官的费用。斯密说，在欠发达的社会里，缺乏任何司法体系的“野蛮人”社会要求自己的成员拥有“英勇和不可征服的坚定性”，不能屈服于柔软的情感，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软弱的。但是，“一个有人情味、有教养的人，对别人的情绪更有感触，更容易做出一种有生气的、有激情的行为，也更容易原谅一些小小的过激行为”。更柔和、更光鲜的商业社会可能既缺乏维持民兵的武德，也缺乏维持民兵的经济动机，但他们有财力负担一支常备军，在英国，也有阻止这支常备军成为压迫性军队所需要的政治和法律机构。而商业社会的缓和效应也不仅限于国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其影响的欧洲国家越来越有兴趣在市场上竞争，而不是在战场上竞争。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斯密对商业社会并非不加批判。他承认，历史的实际进程在这种简化的描述中会有所变化。他的一般理论是，贸易的扩张增加了经济自由，鼓励创新和专业化。但是，这些发展本身要求并依赖一种不断发展的法律和宪法秩序，这种秩序保护财产权，抑制暴力，抑制国家进行掠夺性的干预。如果说人在改变，并被商业社会改变，那么机构也是如此。政府内部的三权分立本身就起到了一种分工的作用，使得公共机构内部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同时限制了抽租。这又维持了进一步的商业扩张，形成良性的、不断扩大的增长循环。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效用和进化的权威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然法、启示或社会契约之上。

因此，斯密描绘的图景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发地逐步形成的，它们不是任何个人思想、集体思想或初始的基础法案的产物，而是作为无休止重复的社会互动的意外结果演变而来的。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理论，它预见到了，甚至是决定了后来许多现代研究者的工作，从诺伯特·埃利亚斯和史蒂芬·平克关于暴力减少的讨论，到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关于布尔乔亚美德的讨论，以及达龙·阿斯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探讨了“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作为国家经济失败和成功的主要原因。

关于规范的理论

但是，如果商业社会是作为一个制度、法律、礼仪协同演化的系统出现的，这又会使人们对其背后的道德价值和行为来源提出疑问。是什么最终将这样的社会联系在一起？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不同的人为什么能够居住在一个广泛共享的道德世界里？他们为什么会有共同的假设和道德价值呢？

对托马斯·霍布斯来说，答案是将个人道德置于主权权威之下。根据他在名著《利维坦》中提出的理论，公民社会，以及超越个人利益的道德行为的可能性，以及人们对安全感的基本需求，都来自一种社会契约，个人放弃了一部分主权自由，选择了政府。事实证明，这一思想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反对意见中，它很容易受到休谟的一个精彩论点的攻击：如果人们不认可必须遵守承诺，人类社会怎么可能源自包含承诺的社会契约呢？而如果他们已经接受了承诺的有效性，那么社会契约又怎么可能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成为社会的基础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有必要提出社会契约的概念呢？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攻击。

这一攻击也指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不是从顶层的主权权威开始，而是从底层的规范本身开始。这就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通过“公正的旁观者”的概念所要阐述的内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不是为了形塑一种实质性的道德价值理论，如“善”或“正确”，尽管道德判断和美德观念可能会从中表露出来。这是自然主义的、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几乎是一种自我论证的道德和社会的因果理论。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像功利主义那样具体的道德行动标准或规则，比如一个人的行为应该是为了使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利益。它也不打算形成一个超然的、绝对命令式的普遍道德原则的论述，像康德那样认为任何理性的人都应该认同这些原则。事实上，对于那些抱有这种期望的学者来说，斯密坚持道德共同体带来的相对性是一个严重的弱点。但这也是本书的优点，它提供了也许是最早的关于道德规范形成过程的详细理论。

在斯密看来，道德的自我意识是自下而上的、由外而内的：我们评估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不是通过查阅宗教文本，听从“道德感”或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力，而是通过想象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扪心自问“如果知道我们行为的全部情况”，他们会如何看待这个行为。但这样做就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互惠的世界里，一个相互承认和相互负有义务的世界里，一个潜存相互的赞许或责备的世界里：承认自己是一个被审视的对象，也是一个潜在的旁观者。鉴于人类易变的本质，以及每个案例所涉及的具体情况，在这里没有客观的标准或绝对独立的观点可言，我们甚至可能无法成功地让他人很好地理解我们的行为和动机。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他们什么是“可爱的”，值得他们赞许的，既然“人自然希望，不仅被爱，而且是可爱的；或成为自然而恰当的爱的对象”，这就产生了可以作为行为规范的一般规则。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多种一般规则在起作用：例如，说谎总是错误的；而与牙仙相关的谎言，对敌人或为了保护朋友而说谎是可以接受的，以及其他一系列事情。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选择压力，使人们倾向于选择在特定环境中被认为是最能被广泛接受的规范，即使这些规范在特定情况下也有可能被违背。道德规范以暗示或明示的方式出现，它们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大卫·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指出，达成社会共识并不需要社会契约。它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无论是小规模还是大规模的合作，都不需要任何具体的决定或设计：“两个人拉船桨，是通过协议或约定来实现的，但他们从未向对方做出承诺。关于财产的稳定性的规则也并非来自人类的约定，它是逐渐产生的，并通过缓慢的发展获得力量……同样，语言也是在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基于人类的约定逐渐建立起来的，金银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成为共同交换的尺度。”这种说法对约定俗成的事情很有效，比如在道路的哪一侧行驶，每个人都能通过一项规则而立即受益。在社会和道德规范方面，事情就不那么清楚了，比如是否允许乱扔垃圾或是否应当报答恩情，在这方面，不遵守规则往往可能更符合个人利益。斯密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解释了这种规范如何能够自然产生，而且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道德力量。实际上，斯密概括了休谟的提示，以及他自己关于语言交流的研究，从语言语法中提炼出了“社会的语法”。

这种总体方法具有潜在的政治含义，但斯密并没有对此进行探讨。首先，政治家与其他人一样，也会追求选民眼中的“可爱”，可能会争相直接影响公众舆论，或者是影响与自己和对手相关的规范。其次，从更深层次来说，规范形成的过程本身可能对起始条件，特别是对相关人员的权力分配，是高度敏感的。斯密在建立具体规范的过程中，给因果关系因素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例如我们今天见到的总统法令、议会法案、地方法规、群众运动、宗教运动、个人讨伐等等。但他的理论原则上适用于任何层面，从社会内部关于平等待遇和非歧视的宏观规范，到具体环境中期望实现的微小变化。它还适用于那些本身不一定是道德范畴，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是道德的或社会的，且对人们的价值和行为方式有影响的规范，例如关于善与恶、正义等。而且，由于规范是不断进化的相互认同的产物，其理论强调了在经济学中把社会规范认定为静态的和个性化偏好的困难。

我们将看到，斯密关于规范的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可以涵盖广泛的人类行为。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个庞大的、丰富的、还远未定型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勾勒出一条总体思路外，我们很难再做更多的工作。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近年来，关于这些主题的许多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趋向一致的路线。这些研究包括弗朗茨·德·瓦尔等人关于灵长类动物的互惠规范的研究；乔·亨利希等人关于在不同种群中社会规范的进化选择研究；贾科莫·里佐拉蒂等人关于“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工作—当一只猴子或一个人执行一个动作时，以及当他们看到另一只猴子或另一个人做一个类似的动作时，这些神经元都会有反应。有些人已经看到了斯密的“同情心”理论可以被神经科学验证的可能性。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博弈论，它更大程度地发展和阐明了休谟和斯密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规范是人们协调解决社会问题的核心机制。这一解决方案通常可以被正式建模为“纳什均衡”，即在一种稳定的事态中，每个参与者都知道其他参与者的策略，并且自己的策略没有更多的提升空间。此外，规范还可以被视为进化过程的产物，或者是无数次重复交互作用的产物，这两种方法都能很好地解释斯密的观点。但对斯密来说，重复并不是必要的。规范提供了一个心理学上可信的说明，解释了公平的核心准则，即“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这一准则也是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著名的正义论的基础。总的来说，博弈论使得关于规范的思想能够融入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均衡模型中。但这也是它的弱点，因为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化处理方式，它是在单一时刻或反复连续的多个时刻上运作的。因此，它也未能符合斯密阐释的那种连续的、有活力的、不断变化的人类互动。

博弈论提醒我们，规范并非与经济和商业活动无关，也不是从属于经济和商业活动，而是直接对它们产生影响。以如何提高经济生产力为例，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自2008年股灾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西方经济体。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大部分行业中，生产力最高的10%的企业和生产力最低的10%的企业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在美国，在同样的投入量级下，头部企业的生产力平均是底部企业的两倍；在印度和中国，这一数字为5倍。这表明，在每个国家，社会和文化因素与纯粹的经济因素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他许多研究也支持这一建议。例如，对美国一家商业食品公司的41个经营单位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当地劳动力市场因素、当地市场规模、工会、资产年份、产品质量和当地垄断力量等因素后，排名第一的单位的生产率仍然是排名第二的单位的两倍。”这怎么可能呢？答案似乎是，最好的公司是按照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一套既定的默契来运作的，这种默契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合同要求。这些默契被一种规范强化，这种规范强调公平对待、尊重他人观点并奖励创新，其结果是增强了信任，提高了生产力。任何一个工会的成员都早已知道这一点：简单地“照章办事”，按照合同的书面文字办事，可能会导致商业灾难。真正重要的是与正式协议并存的不成文的共识和立场、规范和信任。因此，更好地理解公司内部的文化和规范，并非无关紧要，而是经济的核心，事实上，这也是提高经济生产力的一个深刻的先决条件。

*本文选自杰西·诺曼《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译本。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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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编辑：孤星    〇排版：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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