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11—1910.8.26）,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他是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也创立了美国第一个实验心理学实验室和心灵研究学会。[图源：wikipedia]
专题导言
本次“美国社会学的早期传统”专题的编选意在表明，在帕森斯截断众流的理论综合与布鲁默学科化的符号互动论成型之前，美国自身孕育出了一批具有总体性问题意识和文明关怀的社会思想家。“社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被他们具体转化为：在达尔文造就的新的自然人性图景之上、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体如何形成一个具有精神与道德意涵的民主秩序。从自然到社会、从个体到民主，是贯穿本次专题文章的核心线索。
在美国进步时代开启的历史背景下，约翰·杜威的《民主伦理学》一文提示出了美国社会思想要应对的核心问题：如何在既充分解放个体力量的同时又追求一种共同体式的民主生活。威廉·詹姆斯在《伟人及其环境》中通过与斯宾塞和达尔文进行对话，寻找到一条既承认自然人性又追求社会秩序的解释道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此找到了具体方向。爱德华·罗斯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头几期发表的系列文章，则是具体运用了詹姆斯结合自然与社会的研究路线，同时还将美国社会学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表述为：如何通过“社会控制”来规范一个近乎自然状态的移民社会。库利和杜威进一步表明，“社会控制”并非纯粹外在于个体的，它以自然人性为前提条件，经过一个复杂的行动机制而得以形成，而教育过程就是典型的“社会化”或“教化”的过程。米德的社会学思想则更加理论化地表明，社会控制和民主秩序形成于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中，自我、社会与民主共同体都必须在这个互动过程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帕克的文章不仅证明了米德的思想洞见已为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所共享，而且还更加经验性地表现出美国人在思考社会秩序的构成时始终参照和对话着“自然”，而非是简单将社会与自然截然对立。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如何基于自然人性和生命经验而对传统社会思想中的个体、社会、国家等概念都进行了重新理解，从而集中表达了美国早期社会思想的核心内容。
希望本专题的编排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入地把握美国社会学早期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根源，尤其是看到现代美国人对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理解和处理；在疫情的时代背景下，这也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理解美国文明和我们自身文明的不同历史源流与内在构成。
伟人及其环境
在社会进化事实与达尔文先生解释的动物学进化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然而却又从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平行比照。
我最好还是先大致谈谈科学真理的方法问题，以便为我的论题寻找一种根据。要完全了解任何一件事——无论它多么微不足道，都需要有一种关于整个宇宙的知识，这已是人所共知的老调重弹了。人们在银河系、在我们的联邦宪法或早期欧洲历史中所要寻找的，绝不是一只麻雀从天上掉下来这类枝节末叶的小事情，而是麻雀为什么会掉下来的复杂条件。这就是说，若改变银河系，改变联邦宪法，改变我们野蛮祖先的事实，宇宙就会是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宇宙。这种差别所包含的一个事实，可能是某一特殊的过街小孩扔了一块石头击中了那只麻雀；而在这一特殊时刻，他自己可能并没有发现他砸死了这只麻雀；或者，即使他发现自己站在那里扔石子，也不会知道自己处在这一特殊场所；也不会有一种扔石子所表现的那种无所介入的心情。但是，与这一切同样真实的是，对于任何一个正在探问麻雀掉下来之原因的人来说，忽视这个孩子也是一个人格主体，也即一个神人同形的行为者，并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由于联邦宪法（的缺陷所致），由于凯尔特民族的西迁，或者由于银河系的结构所致，那就愚不可及了。假如我们从方法着手，我们完全可以合法地说，我们的一位朋友在出门时摔倒在冰地上，摔破了头，在参与13人同桌吃饭数月后，由于这一充满凶杀（数字）的宴会而死去了。事实上我知道这种情况，而如果要我做出选择的话，我可能会认为，下述逻辑推理不完全合适，即滑倒在冰地上绝不是真正偶然的。我可能会说：“对科学而言，不存在任何偶然。整个世界史的汇集才产生了这一偶然滑倒。如果排除了一切，就不会在任何地方发生滑倒的事情。说它可能发生，也就是否认遍布宇宙的因果关系。导致这一死亡的真正原因不是滑倒，而是产生这一滑倒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中，有一个条件是，6个月前，他曾坐在桌前，是参加宴会的13个人中的一个。这才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一年内死亡的原因所在。”
人们很快就会明白我这里所重新提出的论证形式。我是在毫无辩论或反证的情况下欣然设定这一真理的。但不幸的是，在我们获得一种有关相反的不真实陈述可能是什么的概念之前，我们从来就不能整个摸到任何真实陈述的入口。真理需要错误来衬托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照亮一幅图片的光明需要有一种黑暗的背景来陪衬一样。而且，在赫尔伯特·斯宾塞先生的哲学及其学说中，正包含着我准备用来衬托在我看来我自己的陈述之真理的这种错误。我们的疑问是，使各种共同体世代发生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即使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如此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我将回答这个问题：不同是由于许多个体积累起来的结果，是他们的样板影响、他们的首创性和他们的决定性影响。斯宾塞学派则回答，这种改变与个人无关，也超出个体的控制之外。它们是由于环境、气候、自然地理、遗传条件和日益增长的各种外部关系的经验影响所致；事实上，是由于除了许多格兰特们、俾斯麦们、琼斯们和史密斯们之外的一切所致。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04.27-1903.12.08），英国哲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早期代表人物。曾任圣安得鲁斯大学校长、爱丁堡大学校长等，著有《社会静力学》《人口理论》《心理学原理》《第一项原则》等。相关阅读：一项第一原理的由来。[图源：wikipedia]
现在我说，这些理论家们之所以有罪，恰恰是因为他们犯了与那位将其朋友的死归结于他参与13人吃饭，或者把麻雀之死归结为银河事故的人相同的错误。就像桌旁的狗一样，谁丢一块真正的骨头去引起狗的想像，谁就是在抛出引起别人想像的真正原因，而这种原因并不是从任何可能的合适的或可致的人类观点中引发的。他们的谬误是一种实践性的谬误，让我们看看这种实践性谬误谬在何处。尽管我相信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我还是放弃对这一讨论的信仰，并假定斯宾塞主义者对所有人类行动的预定。按照这一假定，我很高兴地同意，如果研究那个人和那只麻雀之死的理智是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如果这种理智能在瞬间洞彻整个时空，那么，对于那种在所求诸原因中间寻求银河故事或致命宴席的解释方法就不可能有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反驳。这种神圣的理智就能同时洞彻所有汇集于一种既定结果的无限线索，而且它会公正地看到：那种致命的宴席是麻雀之死的一个条件，一如它也是那个人死亡的原因一样；它也会将那个扔石头的孩子看作是那个人死亡的一个条件，一如他也是那只麻雀之死的原因一样。然而，人的心灵是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之上构成的。它没有任何这样的普遍直觉能力，其有限性只能使它在某一时间内看清楚两三件事。假如它想有更广阔的视野，就必须利用人们所说的“各种普遍的观念”，惟其如此，它才可以穷尽所有具体的真理。因此，在目前这一情形下，如果作为人的我们想要感悟到这种银河系与那个孩子及那顿宴席之间，以及那只麻雀之死与那个人之死之间的联系，我们就只能陷入所谓抽象命题的巨大空洞之中。我们必定会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注定是预先决定的，全都挂在自然法则系统那坚定不移的确定性上。但是，在这一巨大命题的暧昧性中，我们失去了对所有具体事实和具体联系的把握，而在所有实践性问题上，惟有这些具体联系才是最重要的。人类的心灵在本质上是有偏向性的。只有通过分辨出它的意图而不管其他任何事情——也就是通过严格限制其观点，它才能有效地看问题。否则，它所具有的微薄力量就会分散并完全迷失其方向。人总是出于一种特殊目的想扩大自己的好奇心。就那只麻雀而言，如果人的目的是出于惩罚，那么，撒开街上的那些猫、那些小孩和其他可能的当事者去胡思乱想，或去勘察早期凯尔特人与银河系，将是很愚蠢的：那样也不会同时考虑那个小孩。而且，就那位不幸死去的人而言，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很好地沉思13人同桌吃饭的神秘意味，不注意冰地上的脚印、脚印尺寸的大小，那么，一些其他从未有过13人同桌用餐之经验的穷人也可能会在进门时摔倒在冰地上，也会摔破头。可见，正是一种必然性将作为人类的我们限制在我们有限的观点之内。在数学中，我们知道在不同的计算中如何去应用这种方法省略或不计小数点以后的数。计算者可以在他的考虑中省略“无限小的”约数，把这些无限小数当作仿佛不存在的数来处理（按照某些数学规则）。就这些数字本身而言，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存在的，但就计算者的目的来说，它们仿佛不存在。天文学家在研究海潮运动时也是这样，他并不考虑由风产生的或由日夜交替运动对海洋表面所产生的数以万计的大气压力而引起的各种潮流作用。射手在瞄准时亦复如此，他只需考虑风速，无需考虑地球和太阳系的实际运转。同样，一位身手快捷的商人可以对5分钟的失误忽略不计，而一位物理学家在测量光速时则必须计算千分之一秒。总之，自然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运算周期、不同的计算门类；也就是说，它们相互间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从一种运算中的任一时刻开始继续运算，与下一步运算中同一时刻的任何状态差不多是可以相容的。在一艘正在打仗的舰船的储藏室里，生产蛋糕模型的大小绝对不会对船上的国旗、船的航向、气候和可能继续发生的人的故事产生任何影响，细菌学家对蛋糕的研究可能会排除所有这些较为重要的具体事件。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他才能集中心思搞研究，并因此有望对蛋糕的本质有所了解。与之相反，正在指挥舰船进行海战的舰长则会认为，若他还需花心思去算计储藏室里那些发霉的蛋糕，就很可能会因为他的心思过度“操劳”（throughness）而导致战斗的失败。只有当我们全盘考虑整个宇宙时，在这些不可通约的运算周期中发生作用的原因才能相互联系上。按照所有较为狭小的观点，把这些原因看作是互不相连和互不相关的，乃是合情合法的，而就人类智慧而言，不仅应该如此，而且也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就可以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具体论题了。如果我们看某一个动物或一个人，以其所拥有的某种不同寻常的独特性而将之与其同类区别开来，我们就能够在原初产生其独特性的原因与随后保持这种独特性的原因之间做出区分；而且我们将看到，如果这种独特性是他与生俱来的，那么，这两组原因就属于两个互不相关的圈子。看到这一点并因此这样去做，正是达尔文得意的独创性之所在。由于他在“自然变异倾向”的名义下将各种产生的原因区分开来，并将这些原因置于一种生理圈的不重要地位而全然忽略不计，这时候，他把他的注意力都限定在保存的原因上，并在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名义下把这些原因作为环境圈的作用来加以专门研究。达尔文以前的哲学家们也曾试图建立这种限制性的遗传学说，但他们都犯了将两个因果关系圈硬捏成一块的大错。他们认为，保存某一动物之独特性——如果它是一种有用的独特性的话——的原因，乃是该独特性的适应的环境的本性。长颈鹿的长脖子之所以得以保存，是由于在它生存的环境中，它所能消化的树叶都长在很高的树上。但是，这些哲学家们更进了一步：认为这些树的出现不仅保持了这种动物可以吃到树枝上的树叶所需要的长脖子，而且也产生了这种动物本身。它们是通过不断努力地去吃高树枝上的树叶而使得其脖子变长的。一言以蔽之，这些作者们设想，环境通过一种直接的压力而塑造了这种动物，这和图章与图章的印记之间的关系极其相似。我们所看到的大量实例都是这样的。打铁使铁匠的右手变得强壮；划船使手掌变得坚硬；山间的空气使人心胸舒畅；北极的寒冷会刺激动物体内的食物氧化；如此等等。我们还可以列举更多这类变化的例子，而这些变化现在已通过适应性变化这一特殊名称得以区分。它们的独特性是这样的，即动物本性所适应的环境特点本身就产生了这种适应。用斯宾塞先生的话来说，这种“内在关系”与其自身的有效原因是“相对应的”。
达尔文的第一个成就，是他表明了由直接的适应所产生的大量这类变化是完全无意义的，而对于更多的由内在分子偶然性所产生的那些变化，我们又一无所知。他的第二个成就，是他界定了我们在研究可见环境对动物的影响时所不得不处理的问题。这一问题便是：因为它与生俱来就具有这种独特性，现存的环境是更有利于它的保存，还是更有利于它的毁灭？当达尔文把动物与生俱来的这些独特性称之为“偶然变异”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独特性不是自然法则的固定结果。如果我们考虑到宇宙的总系统，这些变异的原因和保存或消除这些变异的可见环境毫无疑问以某种遥远的和间接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达尔文的意思是，由于环境是一种完全可知的东西，而且它与有机体在毁灭或保存方面的关系是可以为人感知的、明确的，它完全可能使我们有限的理解产生混乱，让我们想在产生变异的异类性和不可通约性的圈子内参与环境事实研究的科学希望遭受挫折。这最后一个圈子是动物产生之前的生命发生圈，这也是对细胞卵和细胞胚胎产生影响的周期；在这一周期中，存在着使它们趋于雄性或雌性、强健或弱小、健康或病态，以及趋向与母体类型分离的各种原因。那么，这些原因究竟为何？首先，这些原因是分子的和不可见的，因而也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其次，它们的作用发挥是与任何社会的、政治的和物质的环境条件相容的。同一对父母，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生活，可能一次生出一个天才，而另一次却生出一个白痴或恶魔。因此，可见的外部环境并不是这一周期的直接决定性因素；而且我们越是更多地思考这个问题，便越是不得不相信，同一对父母所生的两个孩子是由于各种与他们两个人的最终结果不成比例的原因而使得他们互不相同的，正如洛基山顶部那著名的石纹一样，它使得雨水分成两个不同的流向，一边流向圣劳伦斯峡谷，一边流向太平洋。变迁性力量与释放性力量之间的巨大机械性区别，在生理学这样的范围内是无法得到解释的。几乎所有的原因都具有各种制约力量，而这些力量仅仅是通过释放已经储存的能量来发挥其作用的。它们是不稳定的平衡底座，而它们所导致的结果更多地是依赖于物质性颠覆的本性，而不是使它们产生轻微摇晃的特殊刺激的本性。电流对青蛙神经的冲击作用，将使其神经周围的肌肉放松，冲击一次与冲击7000次所产生的机械性效果是相等的；而如果我们所使用的是别的刺激物而不是电流，也差不多会出现同样的肌肉效果。刺激物只是具有开始激发的作用，或者是引起某种随之可以自动继续发挥的作用，这如同一根火柴可以点燃一场烧毁整个城市的大火一样。而且从性质和数量上看，这种效果绝对难以用原因来加以衡量。我们可以在所有有机物中看到这种情况。化学家们为蛋白质的不稳定性给他们的研究所造成的困难而困惑不已。对两种标本的外部处理虽然十分谨慎，条件也似乎相同，但两种标本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你们知道，有各种不可见的发酵因素，而且一瓶牛奶的命运如何——不论是将它做成一块酸奶酪，还是将它做成一些牛乳酒——在于首先给它掺入乳酸发酵剂，还是给它掺入酒精发酵剂，或事先加入别的要素来启动其变化过程。那么，当结果是卵细胞在其更进一步的生成进化中（它本身是肉眼无法看到的）趋向于此一方向或彼一方向时，也就是说，该卵细胞将要生成一个天才或一个笨蛋时，甚至当雨水要沿着山顶的石纹流向山的东面或西面时，下述事实——即偏离性原因必定在于某一极为深奥的区域和瞬间，必定是一种发酵素的酵母（即原因的原因。——译者注），必定是一种具有极高深秩序的微量元素，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臆测之，甚至连架构一种对它的想像之尝试也不可能——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既然事实如此，难道达尔文完全依赖于这一区域，并小心翼翼地使他自己的问题摆脱各种类似问题的困扰就不对么？他工作的成功对此做了充分肯定的回答。这样一来，也使我们至少触及到了我们主题的核心。伟人产生的原因正是社会哲学家完全无法切入的领域。伟人只是把天赋作为（造就自我）的材料来加以接受的，一如达尔文只接受自然变异一样。对伟人来说，如同对达尔文一样，惟一的问题是，在这些材料已经给定的情况下，环境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他们又是如何影响环境的？现在，我认定，可见环境与伟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像达尔文的哲学中可见环境与“变异”的关系一样。它主要是适应或拒绝、保存或毁灭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选择他自己。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伟人适应环境并能保存自己，他就会以一种完全独创的和独特的方式通过其影响来改变环境。他的行动如同一种酵母，改变着环境的构成，正如一种新的动物学物种的来临改变着它所出现的该区域的动物区系的平衡和花卉平衡一样。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达尔文有关猫对其邻居苜蓿的影响之著名陈述。我们大家也都读到过有关欧洲兔在新西兰繁殖的效果的文章，而且我们中有许多人都参加过关于此地英国麻雀的争论——即此地的英国麻雀是消灭了绝大多数的果树害虫，还是赶走了绝大部分本地鸟？对伟人的争论也正是这样：从外部来看，像曾经为英国独占印度而发挥过奠基作用的克莱夫将军或我们美国早期的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阿加西斯这样的伟人是否重要？或者，像回教之祖穆罕默德或像富兰克林是否是出生于人间的伟人？他们是否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带来了先定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
如此看来，各社会代代相传的变迁主要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于这样一些个体的行动与榜样力量的影响所致。他们的天才是如此适应当时社会的容忍度，或者其附属的权威地位如此具有决定性影响，以致他们成为社会运动的酵母，成为运动的发起者，成为先例或时髦的创造者或其他个人的消灭者；如果他们自由地发挥的话，他们的天赋就会把社会引向另一个方向。在我们周围这一小范围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个体创造性力量的具体例证；而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范围里，我们则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历史领袖的情形。只有按照一个莱尔、一个达尔文和一个惠特尼的常识性方法，以已知的去解释未知的，并不断积累，我们才能直接观察到社会变化的原因。各种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正如许多个体一样，在这些社会中，人们与个体都能在任何既定的时刻提供各种难以分清的发展潜能。一个年轻人是从事商业工作，还是做商业部长，都可能有赖于一种决定，而这种决定必须在某一天前做出。他要在账房里供职并承诺其职责，他职业生涯的其他习惯和知识等这些曾经如此密切的东西，便慢慢地不再在他的可能选择范围之列了。起初，他可能有时候会怀疑，他在做出决定的那一时刻所杀死的那个自我是否真的是他两个自我中较好的一个；但若干年后，这些问题本身消失了，那个旧的选择性自我、那个曾经如此生龙活虎的自我，便消失在某种比梦还不真实的幻境之中了。对于国家来说，也没有任何不同。它们可能因国王和内阁官僚们的承诺而选择和平或者战争；由于将军的承诺而取得胜利或者遭受失败；由于先知的承诺而选择此一宗教或者彼一宗教；由于各式各样天才的承诺而使得这些国家在艺术、科学或工业上声名远扬。一场战争乃是未来多种可能性的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它的失败或胜利及其宣言必定是各种新政策的出发点。一场革命是如此，任何重大的城市先例事件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一种改变方向的影响，它们的作用隐藏在时间的流程之中。各种人类共同体都遵守着它们自己的理想，而一种偶然性的成功则会确定一种理想，正如一次偶然性的失败也会摧毁一种理想一样。假如某一个名叫克莱夫的孩子在印度马德里开枪自杀，就像他曾经想做的那样，英格兰今天还会有这种“帝国”理想吗？假如腓特烈大帝代替维多利亚去继承她的王位，而且假如边沁、密尔、科布登和布赖特诸位先生都出生在普鲁士王朝，那么她还会借一叶扁舟漂泊在欧洲么？毫无疑问，今天的英格兰仍有着她曾经拥有过的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同一的内在价值。在这个星球上还未有过（像英帝国）这样庞大的人类物质聚集。但是，在英国这些物质已经丧失了其有效形式，而在德国则已经发现了物质的有效形式。给予这些物质以有效形式的是一些领袖们。如果这些年英国的理想一直固定在一连串居高临下的人格记录之中，并沿着一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她还会既为其未来哭泣又为其过去哭泣——就像她现在苦吟的那样：“别让我回首往昔！往昔不堪回首。”——她还会希望去征服而又不愿战斗么？当然不会！她会转而信奉另一种方针或别的方针，无论是更好一些的，还是更糟糕一些的方针。如果俾斯麦在摇篮中就已经死去，德国就可能仍然满足于她眼前出现的那种田园风光和草原政治。而对于法国人来说，德国人还仍然是那些善良的，或淳朴的德国佬。让德国人自己深感吃惊的是，俾斯麦的遗嘱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做一场生活埋伏者的游戏。德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教训的。德国人可以有许多变迁，但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天才的发酵性影响是构成社会进化的各种变化中的一个因素。社会共同体可能以多种方式进化，而这样或那样的发酵因素的偶然出现却决定着它将以何种方式进化。为什么人类有着高谈阔论的能力却从未使自己获得发展？因为众人的高谈阔论只能是森林中的百鸟叽叽喳喳，有如鹦鹉学舌，稻草人的闹腾，必须有人教导他们。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也是如此。伦勃朗必须教导我们如何去欣赏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瓦格纳必须教会我们如何去欣赏特别的音乐效果；狄更斯使我们的情操产生变形；阿特莫斯·沃德让我们变得幽默；爱默生则点燃了我们心中新的道德之光。但是，这一切都像是哥伦布的蛋一样。“一切现在都能开出花朵，因为一切都有了生根开花的种子”。但是，如果说对共同体中的个体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来说又怎么会不是如此呢？如果有人为共同体指明了某一方向，它就会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如果没有人为之指明方向，它将永远找不到自己发展的方向。而且，这些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事先都是不确定的。一个国家可以遵循由许多不同的天才所给定的诸多选择性冲动中的某一种而前行，而且它仍然可以生存和繁荣，一如许多人可以从事许多生意中的某一件生意一样。惟一不同的是，这些繁荣景象可能因选择方向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但是，非决定论并不是绝对的。并非每一个“人”都适应每一“时刻”，因为存在一些不相容性。某一位既定的天才可能会生不逢时，耶稣的门徒彼得隐士在现在可能会被送进疯人院。公元10世纪的约翰·密尔可能会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活着或死去。克伦威尔和拿破仑需要进行他们的革命，而格兰特则需要进行他的国内战争。埃阿斯在拥有远距离瞄准器步枪的今天无法得到任何荣耀；而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斯宾塞用过的那个例子的话，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一个没有任何先行天才教会其民众如何熔炼钢铁或如何制造车床的种族，瓦特又能有什么影响呢？现在我们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使某一天才与其环境不相容的原因，通常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以前具有一种不同气质的天才已经改变了其所处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使现在这位天才没有了用武之地。在伏尔泰之后，便再没有彼得隐士；查理九世和路易十四去世之后，法国便再没有普遍的新教化运动；有了一所曼彻斯特学校之后，比肯斯菲尔德学校的成功便成了昙花一现的事件；在腓力二世之后，社会阶层等级制就再也难以为继了；如此等等。每一次分化都截断了整个社会领域在某些方面的继续发展，并限制了未来社会偏移的某些可能的角度。共同体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没有比引用克利福德教授的说法更能说明这一点了。他说：“有生命力的东西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它们能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而且在于它们身上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是失却，而是获得，它们仿佛构成了一个发挥着未来行为之基础作用的有机体。如果你想扭弯一棵生长着的树并使之弯曲，那么，无论你以后怎样想使这棵树重新变直，你在树上造成的弯曲印记是绝对改变不了的；因为弯曲已经成为了这棵树本性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我们设想，你拿起一小块金子，将其熔化，然后让它冷却，任何人都无法通过考察一块金子来告诉我们，这块金子在不同的地质时代，甚或在上一年已经被人熔化和冷却过多少次。但任何一个砍倒过一棵橡树的人都可以通过清数橡树上的圈痕来告诉我们，这棵橡树已经经历过多少个冬天的寒风吹打，在冰天雪地里孤独地挺立了多少时间；又经历过多少个炎热的夏日，在骄阳中生机勃勃。一种生命的存在必定总是蕴涵着它自身的历史，不仅仅是它自己存在的历史，而且还有它所有先驱的历史。”每一位画家都能告诉我们，他每加上一条线会怎样改变他画面的某种意义。不论随后加上了什么样的线条，都必定基于他前面所画好的画面。每一位着手重写一部作品的作者都知道，重新使用第一次写好的初稿是多么不可能。新的开始已经排除了使用早先那些语句和过渡的可能性，而与此同时又创造了一组不确定的新语句和新过渡的可能性，然而，在这些新语句和新过渡中，任何一个新的句子和过渡都不是事先决定的。各种过去的和现在的社会环境也是如此，它们排除了接受某些个体贡献的可能性；但它们并不明确地规定将被接受的贡献究竟如何，因为它们本身没有力量去固定个体将要给社会提供的那些东西的本性。
因此，社会的进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因素是个体，他独特的天赋源于各种生理力量和内在社会力量的发挥，但他具有所有创造性和原创性的能力；第二种因素是社会的环境，它具有适合或不适合于个体及其天赋的力量。这两种因素对于变化来说都是本质性的。没有个体的冲动，共同体就会停滞不前。而没有共同体的同情，个体的冲动也会僵死。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只是常识而已。所有希望看到一个人的天才之发展的人都应该读读巴格霍特的《物理学和政治学》这本珍贵的小册子。在该书中，（在我看来）具体事物生长和改变的方式之全部意义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同时却完全没有人们所竭力追求的那种伪进化哲学。但是，人们永远也不会有那种渴望迅速扩张其他知识领域的心情，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些观点似乎是个人性和收缩性的，且与一种神人同形论相关。在这些作家看来，“个体正在衰退，而世界则越来越丰富”。在一枚纽扣、一位布商和一块锡铁片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这个词已经变得几乎与气候这个词同义了。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在“历史科学”的信奉者与那些否认在人类社会领域中存在任何必然性“规律”的人之间一直存在着怎样的争论。斯宾塞先生在其《社会学研究》的开篇就猛烈押击了历史的“伟人理论”，我们可以从中摘录几段——只要你沉湎于普遍概念而不探究特殊，你就会心安理得地相信，社会的形成是由于伟人的行动所欲。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概念的暧昧和笼统，要使我们的概念更为集中和明确，我们就会发现，上述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不只停留于把社会进步归结于伟人这一解释上，退后一步并探询一下伟人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伟人理论的彻底破产。这个问题有两个想像性的答案：伟人的源出是超自然的；或者是自然的。他的源出是超自然的吗？假如是那样的话，他就是一个神，而我们早已经消除了神权政治——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根本还没有消除神权政治……这难道是一种无法让人接受的解答么？
那么伟人的源出就是自然的了，而且这是可以直接为人们认识的。伟人必须和社会中的所有其他现象一起加以分类，正是社会给予他一种作为先行者之产物的新生。他组成了其所属的整个一代人中的一分子，他随着社会的制度、语言、知识、风格及其众多艺术和物器一起发展，他是一种合力的结果（aresultant）……你必须承认，伟人的诞生依赖于一系列漫长的复合性影响，正是这些影响产生了他出现于其中的那个种族；它也依赖于该种族于其中逐渐生长的那种社会状态……在他重新创造他的社会之前，他的社会必定创造着他。
所有这些变化——他看起来就是这些变化的创始者——的主要原因都存在于他由之而来的前几代中。如果对这些变化有一种真实的解释的话，那么也必须到他所寄寓的和这些变化由之产生的那些条件的集合中寻找这种解释。
依我看来，在斯宾塞先生的企图中，几乎有些鲁莽，在我们所摘录的这段话的第一句中，斯宾塞先生企图将那种暧昧笼统的指责指向那些相信伟人之创造力量的人。试设想，假如我说，现在将英格兰的社会性、政治性和宗教性讨论区别开来，并与60年前的偏见和教条主义形成强烈对照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温和态度，主要是由于密尔的榜样影响所导致的，我可能是误解了事实，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在“探询特殊”，而非“依赖普遍概念”。而且，假如斯宾塞先生愿意告诉我，这种温和态度不是开始于任何个人性的影响，而是开始于“各种条件的集合”，开始于密尔和他所有同时代人“所由之而来的”“前几代人”的影响，简而言之，开始于整个过去的自然秩序，那么，“满足于暧昧笼统”的那个人当然就可能是他，而不是我。事实是，斯宾塞先生的社会学方法，与某个可能会求助于天文学中拟想的“黄道带”来解释麻雀落地、餐桌上坐着13个人（这一不吉利的数字）来解释那位绅士之死的人的方法如出一辙。它不会比那种用以回答由“神是伟大的”这一无可指责的格言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东方式方法更具有科学的价值。不依靠神，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近似的原则，自从这一点成为一种不同于无效理智的有效理智的标志以来，我们西方人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相信一切事物的原因都可以在其先行事件中找到，乃是科学的出发点和最初假定，而不是科学的目标和完成。如果说，在三四千年以前科学只是通过我们走入迷宫的同一洞口将我们引出这座迷宫的话，那么，在那漫漫长夜一直追随着她似乎就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果说，人类的任何事务都是确定无疑的话，那么，这种伟人的社会（姑且这样称之）在伟人重新创造它之前就没有造就过它。社会的、政治的和地理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人类学的条件）与那些生理力量的关系之密切与松散，一如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条件与我描写的这种煤气火光的关系之密切或松散一样，而这些生理的力量正是创造伟人的条件。难道斯宾塞先生还能够坚持认为，各种社会学压力的汇集对1564年4月26日的斯特拉特福这座小镇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一个具有其全部精神独特性的莎士比亚必定在那里诞生么？难道他还能够坚持认为，这种社会的压力如同某条船外的水压，将引起一股具有某种确定形式的溪流经过一特殊漏口慢慢流入船中么？难道他的意思是说假如那位前面所说的莎士比亚死于幼儿霍乱，则斯特拉特福镇上的另一位母亲还需要再生一个莎士比亚的复制品以恢复它的那种社会学平衡——正如同一股溪流将重新出现，而不管你如何用海绵来堵住那个漏口，只要船外的水平面保持不变，那股溪流就必定重新出现——么？或者，在斯特拉特福小镇上还会产生类似的替代物么？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很难告诉人们，在斯宾塞先生的暧昧中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然而，在他的门徒中，有一位格兰特·艾伦先生，他让我们确定无疑地知道了其先师的真实意图。这位明慧、聪颖而杰出的作者去年在一家绅士的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认为，在决定社会变化的实际中，个体没有任何创造性作用。他写道：一民族与另一民族之间的差异——无论是理智、商业、艺术、道德，还是普遍气质上的差异——最终都不在于任何神秘的种族属性、民族性，或任何其他未知的和不可理解的抽象性，而仅仅且惟一在于它们所生存的物质环境。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假如下列情况是事实的话，即法兰西民族显然不同于中华民族，汉堡人明显不同于廷巴克图人，那么，它们之间突出而明显的差异就完全可以归结于这些不同种族所在的地理位置了。如果去过汉堡的人去了廷巴克图，他们现在就会与生活在这座中部非洲都市里的半野蛮的黑人无所区别了；而假如去过廷巴克图的人去了汉堡，他们现在就会成为长着白皮肤的商人，在做那种仿冒的雪利酒和那种粗制的波尔图葡萄酒的生意方面发达兴隆…
我们必须在陆地与海洋的重大而永久性的地理特征中去寻找这种相互不同的差异原因……这些地理特征必然不可避免地塑造着这个星球上每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民族都看作是造成这些差异本身的过程中的一种主动性动因。惟有周围的环境才能在这种发展方向上产生影响（这两句话教条性地否定了相对独立的物质性因果圈的存在）。另外有一种设想，也就是设想人的心灵是不受那种普遍因果律约束的。在人类的各种努力中，不存在任何反复无常的因素，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冲动，甚至于味觉和自然欲望本身也必定是环境原因所导致的结果。
在其他地方，艾伦先生在一篇有关古希腊文化的文章中写道：古希腊文化绝对而毫无保留地是希腊地理的产物，是古希腊地理对无差异印欧语系之精神的既定因素产生影响的结果……在我看来，下列命题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即不论什么东西都无法使一个人的肉体与另一个人的肉体区别开来，除了他们所处的自然条件之外——当然，在各种自然条件中包括他们所处的相对于他人的身体而言的时空关系。如果做另一种不同的设想，也就是否认这种原始性的因果规律。想像人的心灵本身可以相互区别，也就是想像它能够在无原因的情况下相互区别。
这种公开叫卖未经证实和普遍因果律的做法是人们不堪忍受的，此时此刻我们拒绝购买这种由一特殊学派所大肆兜售的因果律。这些作者没有任何别的不同的想像。对他们来说，在外在环境与奇迹之间不存在任何第三者。不为恺撒即为匹夫！不是斯宾塞主义就是基督教教义！如果艾伦先生的“自然条件”指的真是他要说的意思，即指外部的可见自然和可见人的环境圈，那么，他的主张在生理学意义上就只是一种虚假的主张而已。因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个民族产生了一位天才他是由各种在不可见的微分圈中发挥作用的原因而产生的，该民族的精神“本身”就会发生变异。但是，假如艾伦先生所说的“自然条件”意指整个自然，那么，尽管他的主张真实无疑，也只能是那种相信一种包容一切的命运之暧昧不清的亚洲人式的表白，这种表白当然无需以任何特殊进步的特点或科学的特点为荣。
格兰特·艾伦（Grant Allen，1848—1899），加拿大科学作家、小说家，在英国爱德华国王学校与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后公开宣传进化论。[图源：Wikipedia]一位像艾伦先生这样聪明的思想家怎么就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将一既定结果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区别开来呢？法国人说，要煎蛋卷，就必须打碎鸡蛋。这就是说，打碎鸡蛋是煎蛋卷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打碎鸡蛋也是煎蛋卷的一个充分条件么？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打碎了三个鸡蛋就会出现一个蛋卷么？对于古希腊精神来说，道理也是这样。如果有了这种多才多艺的智力，情况就可能是这样的：那种把世界当作地理上的古希腊进行商业性研究的做法就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认为它们是一个充分条件的话，那么为什么腓尼基人在智力上没有超过古希腊人呢？任何一种既定的地理环境都不能产生一种既定的精神，它只能滋养和促进某些业已偶尔产生了的精神。再者，它的作用仅仅是选择性的，只能通过消除某种肯定不相容的东西来决定将会实际生成的东西。北极的环境与其居民的不节俭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这一地区的居民们究竟是兼备他们自己的节俭和爱斯基摩人的平和气质，还是兼备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好战品性，在这一气候条件下只是一种偶然事件。进化论者不该忘记，我们之所以都有5个手指，并不是因为4个手指或6个手指就不好，而仅仅是因为最初由鱼变化而来的脊椎动物恰巧有5个手指。这种动物在其遗传性进化中获得了令人惊奇的进展，获得了某种全新的品质——对此我们并不清楚，但这并非是根本性的。5个手指虽然受到影响，却被保留到了今天。许多社会独特性也是如此。在这些社会独特性中，哪一种会受到环境所必然要求的少数品质的影响，乃是将要在个体中间发生的生理偶然性变化的问题。艾伦先生允诺我们，他要用中国、印度、英格兰和罗马等地的例子来详细证明他的论点。而我却毫不犹豫地预言，他用这些例子所能证明的绝不会比他用古希腊的例子所能证明的更多。他只能停留在事实的表面，并告诉我们每一个种族所发展的品质不会与其居住环境不相容，这是极为自然的。但他绝对无法表明，这种特殊的具体到每一种族情形下的相容性形式就是一种必然的和惟一可能的形式。自然主义者们非常清楚，某一区域和时代的动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和谐是多么难以确定。一种动物以许多方式——水生的、林生的方式或地下生长方式，小巧玲珑的或庞大笨拙的生长方式，多刺的、有角的、满身泥土的或有毒的生长方式，较为胆小的或较具攻击性的生长方式，较为狡诈的或较具繁殖力的生长方式，较有群集性的或较具孤独性的生长方式，或者是除此以外的其他生长方式——中的某一种方式可能会使其生存机会更好一些，而这些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使它适应广泛和多样的不同环境。阅读A.R.华莱士作品的读者应当记得他在《马来群岛论》中对这一点所做的让人印象深刻的阐释——婆罗洲群岛酷似新几内亚群岛，这两个群岛不仅都有其巨大的面积并远离火山，而且它们的地理结构都十分复杂多样，气候相同，岛上所覆盖的森林植被也大体相似。而摩鹿加群岛就像是菲律宾群岛的副本，它们都具有火山地造结构，繁殖力极强，森林极为丰富，地震频繁。可爪哇群岛东边的巴厘岛的气候却几乎与帝汶岛的气候一样干燥，两个岛屿上的土壤也几乎一样干燥。然而，在这些具有相应的结构，而且仿佛具有同样模型和同样气候，并享受着相同的海洋润泽的群岛之间，一旦我们将它们各自具有的动物生长情况加以比较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鲜明的对照。在这些群岛上，那种古老的学说——
该学说认为，居住在各个不同国家里的人们在其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性和相同性，都是由于这些国家本身所具有的相应之自然差异性和相同性所造的——遇到了比它在任何其他地方所遇到的更为直接而明显的矛盾。婆罗洲群岛与新几内亚群岛作为两个不同的国家，具有相同的自然环境，但在动物学意义上却有天壤之别；而澳大利亚虽然具有干燥的季风、开阔的平原、多石的沙漠和温和的气候，然而它却产生了与那些生活在覆盖着新几内亚所有平原和山脉的炎热、潮湿和茂密的森林之中的动物密切相关的鸟类和四足动物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广泛不同的动物生活和谐一致的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也看到了与广泛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谐一致的相似的动物。E.格里赞诺夫斯基这位独特而老练的作者在《北美评论》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利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实例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论点。他说：这些姐妹岛都处在地中海的中心地带，与拉丁文明和新拉丁文明中心的距离几乎相等，也都在古腓尼基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阿拉伯文明轻易可达的范围之内，都具有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都具有明显而诱人的（地理）优势，都具有尚未发现的各种农业资源和矿藏资源。然而尽管如此，它们在3000年的欧洲历史上却一直保持着无人问津、无人留意，因之当然也就无人关心的状态……这些岛屿有着它们自己的方言，但却没有语言；有着各种战争的记录，但却没有历史；它们都具有风俗习惯，却没有法律；有其各自的血仇事件，却没有公正；两个岛屿上的人民都有其需要和财富，却没有商业；有其门户和港口，却没有航海；他们都有其传说，却没有诗歌；
有其美感，却没有艺术；20年前人们甚至还可以说他们有过各种大学，却没有学生……撒丁岛虽然有各种富于人的激情和栩栩如生的原始文化，但它却从未产生过一位艺术家，这一情况几乎与它的原始文化本身一样奇怪……这些姐妹岛屿靠近欧洲文明的中心，处在先前的地理学家可能会认作是最有利于物质发展、智力发展、商业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位置的前沿港口，但它们却一直沉睡不醒，如同历史回音壁上的死结一般。
然后，这位作者还把撒丁岛与西西里岛做了较详细的比较。所有的物质条件都有利于撒丁岛，“而且，撒丁岛的人口——其血统比英国种族的血统更为混杂——更可能具有比西西里岛的人口远大得多的发展前景”。然而，西西里岛过去的历史却一直辉煌无比，直到今天，它的商业也依然风光兴隆。格里赞诺夫斯基博士有他自己关于这些具有有利地形的群岛之历史蛰伏的理论。他认为，它们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政治自律，而总是受某种欧洲大陆的统治。我不想对这一理论提出质疑，但我要问：为什么它们没有获得政治自律？而我的直接回答是：正是由于那里没有诞生任何具备爱国主义和足以能用民族的自豪、民族的雄心壮志和独立生活的渴望来激发其国民之能力的个体英雄。科西嘉岛人和撒丁岛人或许和他们的任何一个邻居一样都是善良的民众，但是，没有火炬，最好的干柴也不会燃烧，而他们似乎一直在渴求着拥有合适的火炬，去点燃他们心中的火焰。到处都产生着零零星星的伟人。但是，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要使积极的生活持续产生强烈的震动，就需要有许多天才一齐出现并迅速更替，这正是为什么伟大的时代如此稀少——为什么古希腊突然绽露，早期罗马和文艺复兴如此神秘莫测的缘由之所在。劲风必须阵阵紧吹，以便不出现冷却的间断。这样，民族大众就能充满激情，斗志昂扬，并在其内在运动的发动者们离开他们很久以后还能继续保持其热情之火不被纯粹的惰性所扑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让人惊讶的表白：在这些人类事物发展的高潮中，不仅人民应该充满强劲的生命力，而且个体性的天才生命也应该格外丰富和卓越。这种神秘的力量一如有关为什么伟大的河流孕育着伟大的城镇这个历久弥新的谜语一样深邃难测。确实，乱世出英雄，时势造天才，而在较为平缓停滞的时代，总难有天才横空出世的机遇。但是，除此之外，某一时代必定会有天才汇聚的例外，他们会造时势。这种天才汇聚所造成的惊异要远远大于某一特殊天才所造成的惊异；那些天才辈出的时代之珍稀性和这些时代所具有的例外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谈什么“历史的规律”，认为它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是科学惟一发现的东西，甚至认为它的结果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预告却又无可改变或防止的，乃是愚不可及的。为什么？因为自然的规律本身是有条件的，它们只涉及“种种假如”。物理学家不会说“用任何方法都可以使水沸腾”；他只会说用火可以烧开水。同样，社会学学者所能预言的最多也只是：假如某种类型的天才给社会指明了道路，社会将肯定沿此道路前进。很久以前，可能会有人满怀信心地预言：意大利和德国可能达到一种稳定的联合——假如某个人真的能够发动这种联合进程的话。然而，没有人能够预计到，意、德两国的实际做法是服从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而非联盟，因为没有哪一位历史学家能够算计到风云突变的时局，正在这一时刻，命运赋予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和加富尔这三位特殊的个体以特殊的历史权威，我们自己的政治亦复如此。现在我们当然可以说，独立运动、改革（或不论人们用什么称号来称呼它们）必将胜利。可是，是通过改变共和党及其目的来取得胜利，还是通过在废除我们现在的这两个党派的基础上另立新党来求得独立和改革的胜利？当时的历史学家是无法预言的。毋庸置疑，在一个有力的个人领袖的领导下，这场改革运动所能取得的进步可能要比现在10年中由于没有这样一个领袖的领导而取得的进步还要大。假如有一位伟大的公民具有所有公民的卓越天赋，因而能够成为这位领袖的候选人，谁又能怀疑他将会领导我们走向胜利呢？但是现在，我们这些渴望着他，并乐于保护他和服从他——假如他真的来临的话——的人和他的环境，既无法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推进这场运动，也无法为他的诞生做任何事情。总而言之，当进化论的历史观否认个体首创性和生命重要性时，它就是一种完全暧昧不清的和非科学的概念，是现代科学决定论向最古老的东方宿命论的堕落。这一分析的教训是，我们已经创造了（甚至按照我们由此开始的彻底决定论的假设来看）各种最富有刺激性的求诸个体能量的形式，甚至是反动的保守派对他也无法完全希望战胜的各种变化的最顽固的抵制也被证明和表明是有效的。他阻碍这场变革运动；通过他所做出的让步来使这场运动发生些许偏移；给予这场运动一种合成性动力，这一合成性动力由他的惰性和他的对手的速度所共同构成；简而言之，他对这一运动保持着一种持续的侧面压力，当然，他从不留意运动的周围环境，但他会最终使运动或左或右地偏离目标，使之只能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移动。现在，我谈谈我主题的最后一部分，即环境在精神进化中的作用。鉴于前所备述，我可以非常简明地谈谈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如果说确实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学校使人的心灵变成其观念之形式和秩序的被动可塑的产物，使环境成为其观念之形式和秩序的主动性产物的做法，乍看起来必定是正确的；一言以蔽之，学校认为，在学校这个词业已规定的意义上讲，一切精神进步都必须是一系列适应性变化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精神构成的一个广大部分是由纯粹的记忆性经验而非推理性经验所组成的。我们的各种习惯和通过接触所产生的各种联想的整个领域都属于这一部分，而由我们生来就落入其中的语言所教给我们的那些抽象概念的整个领域也属于这一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有理由认为，个体所经验到的“诸外部关系”的秩序本身就可以决定其中铭刻着将为个体心灵关注和吸取的那些一般品格的秩序。而且，快乐和利益（它们是由环境的某些部分产生的）、痛苦和伤害（它们是由环境的另一些部分所施加的）决定着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注意力，因而也决定着我们心理经验的聚集将从什么地方开始。因此，我们的内心很可能只关注于此，仿佛没有产生其他动因的余地；仿佛我们所发现的作为变化形式之生产者的“自然变异”与作为这些变异形式之保存者和消灭者的环境之间的区分并没有出现在精神进步的过程之中；一言以蔽之，仿佛那种带有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平行比照再也不会出现，而斯宾塞的所谓智力的基本规律却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该规律认为，“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凝聚，与那种和我们经验中重复出现的各种回应性外部现象之间的关系相关的频率成比例。”
但是，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事实，不论是什么情况，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坚持达尔文式的区分，即使在现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我坚持认为，我们所讨论的这些事实都取自心灵的较低层次，也就是说，都取自心灵最少进化的功能领域，取自人与兽类共同拥有的智力和领域。而且我可以轻易地表明，综观整个最高层次的和最具有人类特征的心理领域，斯宾塞的所谓规律在每一步骤上都会受到挑战，而且事实上，那些进化的新概念、新情感和新的行动倾向最初都是以各种随意想像、幻想，在极度不稳定的人脑功能性活动中偶然产生出来的自然变异等样式中产生出来的，而外部环境仅仅是认可或否认它们、适应或不适应它们、保持或毁灭它们一—简而言之，是选择它们，就如同外部环境根据一种可类比的分子运动之偶然性类型来选择形态学变异和社会变异一样。那些只具有一种素朴层次的人类智力的人乃是非常实在的，这是那种具有三重检验标准的公认真理之一种。这些人只是习惯的奴隶，他们按照其所接受的教育去行动而毫无创新；他们的谈论枯燥乏味、平淡无奇、就事论事；除了在一种恶作剧中玩弄那种粗俗肉体性的逗打嬉闹之外，他们没有幽默；他们把世界的一切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的诚信和诚实中，他们只具有这样一种单一的天赋，正是由于这种天赋，有时候他们也能让我们感到温暖，萌生羡慕之意。但是，即使这种诚信确实具有一种无机的光环，使我们更多地想到某一无生命物质的不变属性，而不是想到能够做出不同选择的人类意志的坚定性。当我们堕落为野蛮的兽类时，所有这些朴素的独特性都会得到强化。任何一位读过叔本华作品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常常谈到的狗和马的憨实（trockener ernst），也不会忘记它们的忠诚（ehrlichkeit）。而且每一个注意到它们这些方面的人都必定有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它们心理上那些稀少、简单和类似于碾磨般单调乏味的动作确实具有极其平实的特点。但是，一旦我们转到最高级的心灵上来看，就会发现有一种怎样的变化！我们（人类）不会去耐心地思考琐碎的事物，不会按照习惯提示的那种陈旧轨道亦步亦趋，相反，我们具有最出其不意的思维捷径和观念之间的思维过渡，有最精妙的抽象和辨别能力，有最闻所未闻的将各种因素结合起来的能力，有最绝妙的类比联想；一言以蔽之，我们好像是突然被引进一个沸腾的观念大锅，在这里，一切都咝咝作响、沸沸扬扬，处在一种胶着迷乱的活动状态，各种相互交叉的因素都可能刚才还粘合一处，转眼间又四分五裂；在这里，看不到那种碾磨式的按部就班，也别指望有任何规律可循。根据个体的特质来看，思想的火花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它们是才华与幽默的爆发；是诗与雄辩的闪耀；是戏剧性故事的建构，或者是巧技奇术的迭出；是逻辑或哲学的抽象；是生意场上的谋划或科学的假设，在这些思想的火花中充满着永续不断的各种实验性效果。它们将带来奇妙的音乐之声，或者是对美妙多变的画面想像，抑或是道德和谐的景象。但是，无论它们可能有多少差异，它们在这样一点上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它们所表现的天才之光都是瞬间的闪烁，仿佛喷泉的自然流露。这也就是说，同样的前提在另一个体的心灵里绝不会产生同样的结论，尽管当某一个体把结论提供给另一个体时，他可能完全接受并欣赏这一结论，但他对前者所产生的反应首先是嫉妒和不同凡响的创意。对于杰文斯教授来说，问题是应当充分而富于同情地提出，天才的发现是如何完全依赖于大量这类随意性观念的，且发现天才又是如何触动研究者的心灵的。首先，需要有丰富的假设；其次，要在这些假设与经验发生矛盾时放弃它们。培根式的实例归纳法在某个时代可能是有所帮助的。但是，人们也可以期待用化学家的笔记本来记录和分析对象的名字，或者用天气预报表（式的方法）来总结预测其记录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以期使这种面对着一系列事实的纯心理经验能够足以让我们创造出任何为人们的大脑所拟想的规律。这种规律的拟想在规律这一术语最严格的意义上乃是一种自然的变异。它是某一个人大脑思维的闪光，而非其他人大脑思维的结果，因为此人的大脑思维是如此的不稳定，以致使它自身恰好朝这一特殊方向运思奇想。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好的思想闪光与坏的思想闪光、成功的假设与荒谬的假设在其起源方面都具有十分相近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荒谬的物理学和他不朽的逻辑学有着同一个源泉：产生前者的力量同样也产生了后者。当我徜徉在街道上，想着那蓝蓝的天空或美妙的春天气息时，我或者可能会因某个古怪的念头而暗自发笑，或者是突然产生一种直觉，找到了解决一个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办法，此时此刻，这种直觉远非我的思想。这两种想法都是从同一储存——即大脑的储存中突然跃出的。在这一储存中，与想像的外部抵制或频率的各种关系中所进行的想像再产生从来就没有什么支配性的规律。但对于思想来说，一旦它产生，就可能会出现把与各种外部关系的一致奉为神圣的做法，人的理解力立刻就会死亡并被遗忘。科学的假设在我身上引起了一种对证明的狂热的渴望。我阅读、写作、实验，向专家咨询，一切都确证着我的概念，然后我把我的概念发表在我的著作上，引得四海关切，万众传诵，直至最后我无可怀疑地被供奉在伟大的自然神明的万神殿上。环境保持着这种概念，它是自然所无法在任何大脑中生产出来的、比我自己的概念更缺少特质的概念。现在，大脑在这方面的自然性烦恼和它在某一特殊时刻陷入各种特殊观念与观念结合体之中的自然性烦恼，可以与它们同样自然的长期的导向或陷入决定论方向的趋势相匹配了。幽默的嗜好是极具个性特点的，情感上的偏好也同样如此。而且，每一个人内心的人格气质——它使某些层次的经验比另一些层次的经验更为生动，比某些印象更深刻，比某些理性更开放——同样也是人的神经系统内部那种不可见的和不可想像的生长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神经内部的生长力量的作用并不对环境做出相应的反应，它使人的大脑特别容易以某一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这里，选择仍在继续。各种带有审美倾向的心灵产物会给共同体带来愉快，也会给共同体带来不快。我们可以适应华兹华斯的观点，过一种没有情感的、安静的生活；也可能为叔本华的思想所迷惑，向他学习如何过那种真正的让人过度悲痛的生活。适应性的倾向成了共同体中的一种酵母并改变着共同体的风气。这种改变可能是一种有利的改变，也可能是一种不幸的改变，因为它是（对不起，请艾伦先生原谅！）一种内在的分异，不得不经受更大的环境选择力量的打击。文明化的奥克语虽然采取了法国的学者、诗人、君主和神学家的语调，也仍然在阿尔比的十字军战争中为野蛮的天主教环境所吞食。1792年，由于采取了圣加斯和马拉的（革命）姿态，法国进入了漫长的不稳定的外部关系的历程。1806年，由于采取了洪堡和斯特恩的观念，普鲁士以最显著的方式证明它自身“适应”其1872年的环境。斯宾塞先生在其《心理学原理》一书最让人奇怪的一章中试图表明这样一种必然性秩序：在该秩序中，产生了人类种族的概念。按照他的看法，只有当外部经验达到某种程度的异质性、明确性、连贯性等等时，抽象概念才能得到发展。他写道：
因此，对一种不可改变的秩序的信念，对一种规律的信念，乃是一种原始人绝对难以具有的信念……他所获得的经验只能为同一性概念提供极少的材料，无论是在各种事物中所展示出来的，还是在各种关系中展示出来的……野蛮人所获得的日常印象能够产生的概念极不完善，且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产生这类概念。对于他们周围的所有客体，如树木、石头、高山、流水、云彩等最为不同的或极少相同性的客体，他们也很难区分开来。甚至在同一种动物（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之间，他们也极少表现出相同的态度……只是随着艺术的逐渐发展……才慢慢获得完全直线式的周期性经验，这种经验能够形成完整的同位概念，从而产生对等与不对等的知性理解。
但是，野蛮人仍然缺乏足以产生连续同一性概念的生活经验。他们时时刻刻日复一日所观察到的事物的顺序变化似乎仅仅是千篇一律式的同一性，而这些变化中间的差异性却远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所以，假如我们把原始的人类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沉思，我们就会看到，它所易于产生的概念只是事物顺序变化的多样，而不是其真正的同……只是随着艺术实践快速地发展出一种相互权衡的观念，对这种同一的意识才变得明确起来……由进步文明所提供的使该同一性概念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同时也使准确性概念（的产生）成为可能……因此，原始人很少有那种可以培育我们称之为真理之意识的经验。
与这一点密切相连的是，他们也很少有这种由艺术实践所培育起来的真理意识，即使在他们的语言中已经包含了这种意识。我们既谈论一种真实的表面，也谈论一种真实的陈述。而准确性则既描绘了一种机械性吻合上的完美无缺，也描绘着两种计算结果之间的完全一致性。
斯宾塞先生这本书的整个使命就是要表明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方面，在此方面，人的心灵被假设为被动性的，它由其“外部关系”的经验所塑造。在上面论及的那一章里，尺码、衡器、测时器，以及其他机械和工具都被置于外在于心灵的那些“关系”之中。诚然，在它们被人类制造出来以后，它们的确是这样的，但这仅仅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保存性力量所致。在初始意义上，所有这些东西和所有其他制度设置都是某一个体大脑中的天才闪光，而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部环境的痕迹。由于这些东西适应种族的需要并成了种族的遗产，它们就可以激发那些生活在由它们所构成的环境之中的新的天才们去进行新的发明和发现，而人类文明进步的绣球也正是这样越滚越大的。但是，如果撇开这些天才，或者改变他们独特的品质，环境又怎么能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同一性呢？我们要求斯宾塞先生能对此给予回答，或者任何其他人能够给予回答。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是，进化论的“哲学”（作为一种与我们关于特殊变化情形的具体解释相区别的哲学）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条，而非别的什么。它是一种沉思方式、一种情感态度，而非一种思想体系——它是一种如同这个世界一样古老的方式，而人们对它的任何一种具体形式（诸如那种斯宾塞主义的哲学）都可以提出各种反驳；这种宿命论的泛神论方式带有其大而全的直觉性质，它一劳永逸，万古不变，每一种东西都脱胎于这一母腹。在此，我们甚至难以哪怕是轻微地谈论这样一种古老却又强大的看待世界的风格。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发现的与（这种哲学所解释的）新生毫无关系，但任何人也不应随意设想，科学的发现将会给这种哲学以最后的一击，不论科学的积累将证明这些终极性的现象区分在逻辑上如何与其精神不共戴天。它可以嘲笑科学以其为基础的这些现象区分，因为它从这样一个领域中吸取着它生命的空气，这个领域——无论是其上或是其下——至少与科学所寄居的那个领域全然有别。然而，一位无法否证形而上学信条之真理性的批评家至少可以对该信条用“科学的”羽毛来伪装自己的做法发出他的反抗之声。我想所有到目前为止一直耐心听我演讲的人都会一致同意我的下列看法：斯宾塞的社会进步和理智进步“哲学”乃是一种过时的时代性错误，它想让我们回到一种前达尔文时代的思想类型，正如斯宾塞的“力”的哲学——它抹杀了前人对现实的与潜在的能量、动力、工作、力、质量等等所做的各种区分，而这些区分是物理学经过千辛万苦才取得的成就——想把我们带回到前伽利略时代一样。*本文选自詹姆斯《詹姆斯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万俊人等译。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封面图为美国现代主义画家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1892-1964）创作于1932年的油画New York Mural。[图源：thebrooklyninstitute.com]【鸣谢】
专题策划人：杨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