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 | 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
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 1864.2.14－1944.2.7），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曾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多年，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对美国社会学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图源：Pinterest.com]
专题导言
本次“美国社会学的早期传统”专题的编选意在表明，在帕森斯截断众流的理论综合与布鲁默学科化的符号互动论成型之前，美国自身孕育出了一批具有总体性问题意识和文明关怀的社会思想家。“社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被他们具体转化为：在达尔文造就的新的自然人性图景之上、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体如何形成一个具有精神与道德意涵的民主秩序。从自然到社会、从个体到民主，是贯穿本次专题文章的核心线索。
在美国进步时代开启的历史背景下，约翰·杜威的《民主伦理学》一文提示出了美国社会思想要应对的核心问题：如何在既充分解放个体力量的同时又追求一种共同体式的民主生活。威廉·詹姆斯在《伟人及其环境》中通过与斯宾塞和达尔文进行对话，寻找到一条既承认自然人性又追求社会秩序的解释道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此找到了具体方向。爱德华·罗斯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头几期发表的系列文章，则是具体运用了詹姆斯结合自然与社会的研究路线，同时还将美国社会学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表述为：如何通过“社会控制”来规范一个近乎自然状态的移民社会。库利和杜威进一步表明，“社会控制”并非纯粹外在于个体的，它以自然人性为前提条件，经过一个复杂的行动机制而得以形成，而教育过程就是典型的“社会化”或“教化”的过程。米德的社会学思想则更加理论化地表明，社会控制和民主秩序形成于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中，自我、社会与民主共同体都必须在这个互动过程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帕克的文章不仅证明了米德的思想洞见已为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所共享，而且还更加经验性地表现出美国人在思考社会秩序的构成时始终参照和对话着“自然”，而非是简单将社会与自然截然对立。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如何基于自然人性和生命经验而对传统社会思想中的个体、社会、国家等概念都进行了重新理解，从而集中表达了美国早期社会思想的核心内容。
希望本专题的编排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入地把握美国社会学早期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根源，尤其是看到现代美国人对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理解和处理；在疫情的时代背景下，这也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理解美国文明和我们自身文明的不同历史源流与内在构成。
从本文的观点来看，城市不单单是若干个体的聚集，也不单单是街道、建筑、电灯、电车、电话等社会设施的聚集；同样，它也不单单是各种机构与行政管理设置——诸如法庭、医院、学校、警察，以及各部门的公职人员的汇聚。它更是一种心智状态，是各种风俗和传统组成的整体，是那些内在于风俗之中并不断传播的态度与情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并不只是一种物理装置或人工构造。它就内含于那些组成它的个体的生命过程之中，因而，它是自然的产物（a product of nature），尤其是人之自然，即人性的产物。
就像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最近指出的那样，城市有其自身的文化：“城市之于文明人，就如同农舍之于农民。农舍有它的家神，城市也有自身的守护神，有它当地的圣灵。城市和农民的小棚屋一样，都根植于土地之中。”
奥斯瓦尔德·阿莫德·哥特弗里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他提出“城市终结论”，文化初衷在于批判欧洲现代理性主义危机。[图源：codoh.com]
近些年的城市研究大多从地理学的角度切入，晚近才开始从生态学角度展开研究。在城市社区的界限内，或者说，在任何人类居住的自然区域的界限内，都有若干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们会使得区域内的人口和机构呈现为一种有秩序的、有典型性的群体形态。有一门科学试图将这些作用因素从中分离出来，并试图去描述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之下人口和机构呈现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群聚形态。我们将这门科学称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以示它与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的区别。
交通、通讯、电车、电话、报纸、广告、钢筋混凝土建筑和电梯，所有这些能在瞬间引起城市人口大范围流动与大规模集中的事物都可算作城市生态组织化的首要因素。
然而，城市并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或生态单位（ecological unit），它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单位。城市的经济组织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城市人所从事的工作与职业的五花八门是现代城市生活最引人注目却也最不易被一般人理解的众多景象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城市是由它所包含的区域、人口，以及相应的各种体制、行政管理设置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城市事实上是一种心物机制（psychophysical mechanism），在此机制内并且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利益与政治利益不仅能找到一种集体表达形式，而且还能找到一种法团式的表达形式。
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城市，比如它的规章条令、正式组织、建筑，以及市内电车等，似乎大多都只是人造物。它们就其自身而言只是一些公共设施和外部设置，但是，如同人手中的工具一样，一旦人们使用它们并形成习惯，它们就以此与社区及其个体所蕴含的生命活力联系起来，从而成为人们居住的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说，城市是文明人的自然居住地（the natural habitat of civilized man）。正因如此，它也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类型的文化区域。
斯宾格勒写道：“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从城市中诞生的（city born），这是一个极为确定但却从未被深人研究的事实。第二代人类中的优秀者是建造城市的一群人。世界历史与人类历史不同，它的真正标准在于：世界历史就是城市人的历史。民族、政府、政治和宗教，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城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科学，到目前为止，它主要研究原始人类。其实，文明人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对象。并且，研究者可以更加容易地进人他们的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虽然与原始社会相比，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显得更加多样、微妙与复杂，但其内部所蕴含的基本冲动却与原始社会的并无二致。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与罗维（Lowie）在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时使用了细致观察法（patient methods）。如果采用同样的方法研究芝加哥近北区“小意大利”街区（Little Italy）的风俗、信仰、社会实践与一般的生活观念，或用于记录纽约市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居民和华盛顿广场邻里中世故老练的民风，可能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20世纪的美国洛杉矶唐人街街景。[图源：Twitter.com]
我们对当代城市生活的某些透彻认识，大多得益于小说家的描写。但是，城市生活的复杂性需要一种更加深人和客观的研究，这是连埃米尔·左拉的“实验”小说、鲁贡—马卡尔家族的家族史中所展现的内容都无法企及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哪怕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读报纸时更加准确地理解其深意。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之所以对报纸上的每日新闻既感到震惊，又被其深深吸引，完全是由于他们对报纸每天记录着的城市生活知之甚少。
下文对城市生活研究提出的若干建议，一方面旨在阐明一种研究视角，另一方面试图提出更具体的方案，即如何研究一个城市的物理机制（physical organization）、各类职业，以及城市的文化。
一、城市规划与地方组织
城市，尤其是现代美国城市，乍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毫无人工痕迹的自然生长之物，因而人们很难将其看作一个生命体（living entity）。例如，大多数美国城市的平面布局都像一个棋盘，它的距离单位就是一个个方格式的街区。人们很容易被城市的这种几何外形欺骗，以为它是一种纯粹的人工构造物，可以像一个积木搭建的房屋一样，将其任意拆分和重组。
然而，城市实际上根植于其居民的习惯与风俗之中。这意味着，它在具有一种物理机制的同时，还保有一种道德机体（moral organization），两者以某些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形塑，并相互改变。城市作为一个客观可见的结构，体态巨大，结构复杂，这往往是它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然而，这一结构却是发端于人性（human nature）的，它是人性的某种表现形式。从另一方面说，这一庞大的客观机制虽然是出于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但是，它一旦形成，就会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外在事实加诸于他们身上，并反过来根据它内在的设计与利益塑造这些居民。城市的构造与传统不过是同一个文化复合体的不同面向，只有这一文化复合体才能决定什么是城市区别于乡村、城市生活区别于野外生活的特性。
城市规划——城市有其自身的生活和生命，正因如此，这里才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它使人们无法任意改变城市的物质结构与道德秩序。
例如，城市规划确立了城市的边界，大体规定了城市各类建筑设施的位置与功能属性，并在城市区域内对私人建筑与公共建筑进行了有序的布置。但是，虽然有这些规划与布置，人性的自然发展趋势却将赋予这些划定的区域与这些建筑一种特性，使其的发展并不能被轻易地操控。比如，我们当前的个人所有制使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任何特定区域内人口的集中化程度。各区域的地价因此并不固定，大多数情况下得依靠私营企业的发展来确定城市边界以及居住区与工业区的位置。同时，由于每个人在个人偏好与交通便利程度、职业兴趣与经济利益之间必然无法兼顾，就不得不进行相应的取舍，选择合适的居住地，从而造成大城市人口的分化。久而久之，城市就形成了一种既非事先设计，又非受到操控和安排的城市机制与人口分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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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客观地理条件、自然环境的利弊，以及交通方式决定了城市规划的大体轮廓。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人们之间的互相赞同与敌对，以及经济上的切实需求开始产生某种微妙的影响，逐渐改变了人口的分布格局。商店与工厂总是要寻求有利的地理位置，并吸引某些特定类型的居民在其周边聚集。于是，该区域内不断出现新建的高级住宅区，原本居住于此的穷人由于地价的不断高涨而被排斥在外。随后，该区域的外围开始出现很多贫民窟，大量更为贫穷的阶层只得居住于此，落得与乞丐和恶人共处。
随着时间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每个区域都开始具有某种与该区域内居民的特性与品质密切相关的东西。城市中的各个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居民们的特殊情感。这就使那最初无甚内涵的地理区划转变为邻里（neighborhood），即一个具有感情、传统与自身历史的区域。在这个邻里中，历史保持着自身的延续。过去的一切形塑着现在，每一个邻里在自身动力的作用下不断展开新的生活，这种情形或多或少都会独立于邻里之外更大范围内的生活，以及与这种生活相关的利益。
城市的组织方式、城市环境的特征，以及法令规范的特点，都最终取决于城市人口的规模、集中化程度与分布状况。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城市的发展过程，并对城市人口分布中的某些异常情况（idiosyncrasy）进行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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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城市中最简单、最基本的交往形式是以住所相近和邻里往来为基础的，在城市生活的组织机制中，我们必须进行这些交往。一个区域内的共同利益与相互交往会培养出当地人的共同情感，并且，由于当前制度规定居住是参政的基本条件，邻里就成了行使政治控制的首要场所。在城市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中，邻里是最小的地方性单位（local unit）。
邻里总是实际存在着，但并没有正式的建制。地方性改良协会（local improvement society）是一个建立在自发性的邻里组织之上的团体，其宗旨主要是为了使当地人在涉及当地利益的问题上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情感。
在城市生活的复杂影响之下，人们所说的正常类型的邻里情感会发生一些奇异而有趣的变化，在当地产生出很常见并不的社区类型。除此之外，有一些邻里刚刚萌生，另一些却已濒临解体。比如，纽约的第五大道（Fifth Avenue）可能从未出现过一个改良协会（improvement association），而与之相比，勃朗克斯（Bronx）的135街（这里可能是世界上黑人最集中的街区）正在高速地发展为一个内部亲密团结、高度组织化的社区。
重要的是要知道，是哪些力量打破了邻里内部的平衡，造成了共同利益与情感的分裂。无疑，正是内部的平衡、共同利益与共同情感赋予了街区的个性。一般来说，所有那些会引起人口结构变化，使人们只关注各自不同的利益与目标的因素都可算作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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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聚集区（colonies）与被隔离区（segregated areas）——城市环境中的邻里正在开始丧失其真正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曾在比较简单、原始的社会中一度持久存在。便利的通讯与交通，使个体的注意力更加分散，他们能同时生活在若干个不同的生活世界中，而这将会摧毁邻里内部原有的稳定性与亲密性。与之不同，所谓的少数族裔聚居区（ghettos）中的移民区和特定族裔聚集区（immigrant and racial colonies），以及其他的人口隔离区所处的被隔离状态则有利于当地人和邻里群体保持其亲密与团结，并且，在某些存在种族歧视的地方，还能进一步强化这种亲密与团结。当然，如果某一种族或某一职业的个体虽然居住在一起，但却分为若干不同的更小群体，且相互隔离，那么他们的这种邻里共同情感就会和种族对立、阶层利益冲突混溶在一起。
客观的地域距离与心理的情感距离是互相加强的，并且，人口在当地的分布状况与阶层、种族这些因素都会对社会组织的演化造成影响。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定族裔聚集区（racial colonies），比如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芝加哥的小西西里（Little Sicily），以及其他各种不甚有名者。除此之外，大多数城市都有被隔离开来的“脏乱差”区域，比如，芝加哥至今仍存在一些罪案高发区。同时，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职业型郊区，比如芝加哥的屠宰区（Stockyards）；也有自己的居住飞地（residential enclaves），比如波士顿的布鲁克林（Brookline），芝加哥的“黄金海岸”（Gold coast），纽约的格林尼治村。这些飞地都是由具有某一特定种族、阶层、职业的人所组成，但除此之外，它们在规模和形态上与一个完全独立的镇、村或市并无二致。这些城中城最引人注意和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他们的居民都属于同一个种族，或者虽属于不同种族，却都是同一社会阶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伦敦东区，有200万劳动工人居住于此。
十九世纪末的芝加哥屠宰区。[图源：florencekelley.northwester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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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组织与道德秩序
古代城市起初是一个堡垒，是战争时的避难所。与此不同，现代城市的兴起主要是为了促进贸易发展，它通常在旧有集市的基础上形成。只有当市场、货印和其他有利于商业贸易发展的机制存在时，工业竞争和劳动分工这两种最能开发人类潜能的制度才会成为可能。
德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 Luft macht frei）。该谚语是指在古代德国，一些自治城市受到皇帝的特许，如果一个逃跑的农奴能够在这些城市中生活一年零一天，他就将得到法律的认可，成为一个自由人。不过，单纯依靠法律规定并不能使一个手艺人获得自由，他的自由必须依赖于一个开放的市场，在其中他能够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当货币经济被应用于主奴关系时，才实现了农奴的彻底解放。
职业阶层（vocational classes）与职业类型——古老的谚语将城市看作适合自由人生活的天然之境，此观点在今日仍然正确。城市生活充满了各种机遇，各种有意思的活动，各种类型的工作，以及大量潜在的合作关系，个体能够从中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从而发展自身独特的才能。城市为个人的独特才能提供了一个交易市场，个人在择业上的竞争能够促使每一份工作都挑选到最适合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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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成功并不那么容易实现，它通常需要个体对某一工作的高度投入和专注，而这种投入和专注又刺激了人们对理性方法、相应的技术手段以及独特技巧的需求。这种独特技巧虽然以天赋才能为基础，但也需要后天的专门学习，这就使各种职业技术学校的兴起成为必要，并最终在行政系统中促成了职业指导部门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进一步筛选和强化了个人之间的差异。
每一个推动贸易和工业发展的设备和设置都将进一步导致劳动分工，并使人们所从事的工作更加专业化。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摧毁或者改变以往社会中建立在家庭纽带、当地协会、文化、等级与地位之上的社会与经济机制，代之以一种建立在工作和职业利益基础之上的机制。
城市中的每一种职业，甚至是乞丐这一行，都试图发展出自身的专业化特征。这与为了工作成效而实施的纪律规范，以及相应建立的各种团体都强化了一种趋势——工作的专业化，以及工作的理性化，并发展出一套特定而自觉的技术来推动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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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社会群体的流动性——劳动分工使个体的成功取决于对一项特定工作的完全投人，这无疑增强了不同职业间的互相依赖性。于是，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就产生了，在这种机制中，个体越来越依赖于那个他所隶属于其中的共同体。在个体竞争的情况下，不同职业间逐渐增强的互相依赖性为整个工业机制创造了某种社会团结，但是，这种团结的基础并不是情感与习惯，而是利益的一致性。
就情感、利益这两个词在本文的意涵而言，前者比较具体，后者则十分抽象。我们可以对一个人、一个地方，或者随便什么事物怀有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有可能是厌恶感，也可能是拥有感。但是，对任何事物怀有某种情感或者被这种情感所主导，都意味着我们不能用一种完全理性的方式去行动。这意味着令我们动情之物以某种方式与我们的性情声气相通，这种性情可能是先天遗传的，也可能是后天习得的。它既可以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情感，是先天本能的；又可以是她对孩子曾睡过的摇篮的感情，是后天习得的。
这种情感的存在表明人们被一些动机推动着去行动，但他们对这些动机要么全然不知，要么无法完全掌控。每一种情感都有自身的历史，它们不是存在于个体的经历中，就是存在于整个族群的经历中，但那个依照此种情感行事的人却很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历史。
与情感不同，利益很少有特定的对象，它更多地指向最终目的，而这种最终目的的达成既可以通过此对象，也可以通过彼对象，既可以在此时达成，也可以在彼时达成。因而，利益意味着存在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以及个体能够意识到该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差别。我们在怀有情感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会针对任何对象——比如各种人、种族和无生命的事物。偏见还容易产生禁忌，从而能够维持“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与业已存在的社会机制和组织。情感与偏见构成了保守主义的基本形式。与之相比，我们的利益则是理性的、多变的，无时不在寻求着变化。
货币是促使价值理性化、利益代替情感的首要推动者。我们对自己拥有的货币没有任何个人态度和情感偏好，比如我们对金钱就没有那种对自己家庭的情感，也正是因此，货币成了重要的交换手段。我们会为实现某个目的而饶有兴趣地赚取大量金钱，但如果那个目的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我们也会同样感到满意。只有守财奴才会对金钱本身怀有情感，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喜欢某种特定的货币，比如黄金，或是其他而不考虑其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价值是靠个人情感决定的，而不是理性。
一个由相互竞争的个体和相互竞争的群体组成的机制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均衡的状态，而且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才能维持这种均衡。商业世界很好地体现了社会生活的这一面向与这一类型的社会机制，因而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定对象。
工业机制以货币所确立的不带个人情感的关系为基础，可以说，它的扩展是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流动相伴而生的。在城市生活中，只会从事某一特定工作的劳动者与手艺人被迫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流动，寻找他们所能胜任的特定就业机会。欧洲和美国之间来回流动的移民大潮，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类人口流动的一种反映。
另一方面，随着交通与通讯方式的改善，商人、制造商、职业人以及各行业的专家开始在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内寻找自己的主顾。这是测量人口流动的另一条路径。但在测量个体流动或人口整体流动时，我们不仅要测量其区位的具体变化，还要测量是哪些原因刺激个体或人群不得不改变现状，进而导致了该变化。人口流动不仅依靠交通，也依靠信息交流。教育和阅读能力的普及，以及货币经济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利益，都使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情感降低了，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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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的集中、市场的扩大、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特定职业人与职业群体的聚集都在持续不断地改变着城市生活的物质条件，因而对这些新物质条件的适应就显得越来越有必要。由此，出现了一些以便于人们进行适应和调整的特殊组织。在现代城市的诞生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市场就是这些组织中的一种。不过，更有趣的是贸易交换过程，特别是股票交易和贸易委员会的成立，股票价格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或者说是随着那些有关全球经济变化的报道而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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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与暴民——股票交易是一种典型的调整方式，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世界各地经济报道的变化，交易价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存在此类调整，只不过不及股票交易这么完备与健全。例如，各种职业简报与行业简报，它们向各行各业介绍最新的方法、经验与设备，促使这些行业与职业的人员能够不断学习、与时俱进，事实上，它们的确有助于人们应对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
在此，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区分：股票贸易中的个体间竞争越激烈，个体自身的变化就越迅速、越深刻。交易过程中存在很多作用因素（forces），相互竞争的商人在市场上聚集，进行买卖活动；与之不同，群众（the crowd）与暴民这类如此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机制实际上呈现的却是一种相对的静态。
众所周知，群体运动中的决定性因素和市场波动中的决定性因素一样，都是心理层面的。这意味着那些构成“群众”的个体，或是那些参与到交易市场的各种波动中的公众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类似于我们在其他时候所称的危机。的确，对股票交易和“群众”来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所代表的情势始终都十分关键和紧急，也就是说，它们内部的张力之大，以至任何一个小的状况都可能迅速地导致某种巨大的影响。现在流行的“紧要关头”（the psychological moment）一词，就委婉地道出了这种紧急状态。
这种紧要关头可能在任何社会情境中出现，但他们更多地发生在那些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社会，以及那些教育得以普遍推行，铁路、电报与出版印刷已成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并且，他们更多地发生在城市而非小的社区。在群众与公众当中，他们所处的每时每刻都可被称为“紧要的”（psychological）。
“危机”可说是股票交易中的常态。而金融危机只是这种危机常态向更大的商业领域蔓延的结果。有时紧随金融危机会发生金融恐慌，但这也只是这种危机常态所引发的意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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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相比，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的人际关系显得更加缺乏个人情感，十分理性化，人们往往根据利益与金钱来界定彼此间的关系。因而，城市实际上可成为研究集体行为的实验室。在城市中，罢工与小规模的革命运动总是时有发生。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总处于一种动态均衡中。其结果是城市人口中的那些来去随意、流动性强的群体一直面临着无休无止的焦虑，他们不仅受到每一次新思潮的鼓动，还总感到一种持续存在着的恐慌，从而使社区始终处于某种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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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级关系与社会控制
近年来，城市交通与通讯方式的现代化——比如电气化铁路、汽车、电话与无线电——已经不动声色却又十分迅速地改变了现代城市的社会机制与工业机制。随着它们的出现，城市中的贸易开始集中到中心商业区，零售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变化，郊外住宅区的面积开始急剧扩大，并出现了百货公司。工业机制与人口分布上的这些变化进一步促使城市人口在习惯、情感与个性上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本质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即随着城市的发展，昔日同一社区内个体间直接的、面对面的“初级”（primary）关系开始为间接的“次级”（secondary）关系所取代。
相处相伴以及身体的接触是最初始、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母亲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主人和仆人，以及一个人与其亲戚、邻居、牧师、医生、老师之间的关系，都是最亲密也是最真实的生活关系，并且，在一个小社区中这些关系实际上就已涵盖了生活的全部。
在这样的社区中，成员间的互动是直接的、不假思索的，并且，互相间的交往主要依靠本能与感觉。因此，社会控制的产生是出于个人影响力与公共情感的需要，并且大多数时候是自发产生的。这种社会控制是个体经验累积的结果，而不是根据某种理性的抽象原则制定的。
教会、学校和家庭——大城市的人口流动性强，十分不稳定。一个家庭的父母与孩子通常在城市中相距甚远的地方工作；成千上万的人长期毗邻而居，相互间的关系却赶不上一些泛泛之交。在这样的城市中，初级群体中应有的亲密关系削弱了，附着于其上的道德秩序也逐渐解体了。
在城市生活的这种瓦解作用之下，我们的大多数传统机构，如教会、学校与家庭，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比如说，学校已经承担起家庭的某些功能。现在的公立学校十分关心孩子的德育发展与身体成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类似于新邻里精神和新社区精神的东西开始形成。
而另一方面，随着印刷业的快速发展，书籍杂志极大地取代了布道台在阐释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上的位置，教会因而丧失了它以往的影响力。现在，它正在根据外部的新情况重新调整自己。
我们需要研究教会、学校与家庭是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条件，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研究很重要，因为人们生活中的那些直接且至关重要的利益能在这些机构中找到一种集体式的共同表达，并且，就最终的分析而言，社会机制在根本上也是以这些机构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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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法院——城市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各类人常常照面、互相混杂而居，彼此间却从未有过了解。无政府主义者与俱乐部成员、牧师与利未人（the Levite）、演员与传教士可能在街上相遇，但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各职业阶层之间的区隔分化程度是如此高，以至那些在城市中过着此类生活的人，在其所处的隔绝状态上，与某个生活在偏远农村的人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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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个大都市中都有移民聚集区，这些外来人口所处的隔离状态虽然与伦敦东区存在差异，但在某些方面其隔绝程度要远远超过后者。
这两种隔离状态的差异在于，每一个小的移民聚集区都有一个多少具有独立性的政治和社会组织，而且，它们几乎都是有力地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中心。比如，每一个这样的移民群体都有一份或者多份以本民族文字刊行的报纸。几年前，纽约市有270种出版物，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由各区居民自己刊行的，而它们所使用的语言高达23种。在芝加哥，总共使用7种语言发行19种日报，日销售量可达368，000份。
美国西雅图的中文报纸《西华报》，该报由台湾人创立，是美国少数提供地方新闻报道的中文报纸。[图源：voachinese.com]
正是基于这些条件，移民才能较少地受到美国社会的影响，长期保持他们在本国所习得的社会仪轨与道德伦理。然而，建立在本民族风俗民情基础上的社会控制开始在第二代移民身上解体。
笼统来说，城市与这种社会控制解体的关系在于：城市环境增强了各种危机所具有的影响。
在城市生活中，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虽然彼此依赖，相互间却缺少同情与理解，如果他们只是在相互依赖的意义上共存，而缺乏亲密的感情，那么，社会控制的方式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控制的难度也将增加。
由此而产生的问题通常被称为“同化”（assimilation）问题。人们声称，导致大城市中犯罪行为迅速增多的原因是城市的外来人口既没有成功地吸收美国文化，同时又无法适应美国社会的风俗民情。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将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是大量的事实似乎表明，应该从另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去探寻真相。
我们确实发现，危机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以前以风俗民情为基础的社会控制被基于成文法的控制所代替。这一变化与城市环境中个体联系由初级关系向次级关系的转变是同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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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从根本上解释与社会控制有关的诸多事实，就需要首先对群体行动（corporate action）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进行清晰地界定。
当构成一个群体的个体间出现某种交流时，群体行动就产生了。交流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这就是说，人们在交流中会相互给出建议和看法，并受到对方的回应，但这一过程有可能仅仅停留在本能的层次，也可能发生在感觉运动（senso-motor）或意识运动（ideo-motor）的层面上。交流的机理十分微妙，微妙得使我们通常很难想象这些建议和看法是如何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不过，这并非是指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意识的特殊形式、与血缘亲缘有关的特殊感受，或是某种种群意识才能解释人们的群体行动。
事实上，最近人们发现在某些高度组织化的静态社会中，比如众所周知的蚁群社会，可能从未产生过我们所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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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不只是通过这种刺激—反射的方式进行相互交往，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交流他们的情感、态度与某些身体性的兴奋感，此时他们就不仅需要对他人的实际行为做出反应，而且还需要对他人的意图、欲求与期望做出反应。个人通常将那些连自己都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的情感与态度流露给他人，这就使个体A能够根据个体B的动机和心理紧张度，在B采取行为后立即（甚或先于B的行为）做出反应。此外，A可能会根据B给出的建议行事，但B自己可能并未清楚地了解他之所以提出该建议是基于何种动机。这些交流和反应是如此精细与微妙地控制着那些处于同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中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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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易与酒类非法买卖——研究城市生活中的社会控制，可能最好的人手点是研究它在杜绝性交易、控制酒类非法买卖上的努力。
酒吧与色情场所的出现，迎合甚至挖掘着人性中的某些根本欲望与本能。这就使那些试图用来规范和压制这些非法交易的努力显得既有趣又重要，从而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进行此项研究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细致深人的考察：（1）这些非法交易所迎合的人性，（2）促使正常的欲望转化为社会罪行的社会条件，（3）这种限制、管控及消除性交易，杜绝酒类非法饮用与销售的努力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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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只能对个体经验展开研究。和一些疾病类似，各种罪恶行为也有着自己的自然史。因而，我们可以将这些罪恶行为看作栖息于人类环境中的独立实体，它们在特定条件下被激活并成长，同时也受到其他一些条件的阻碍，但是在经过所有的变化发展后，都会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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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与公开宣传——现在，各地都在试图增加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缩小立法部门的权力。在一些地方，随着全民公投与罢免权的引人，州立法机关与市议会的权限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在其他一些地方，州立法机关与市议会的很多权限都被政府中的委员会所取代。表面看来，这些变化的原因似乎是人们想通过上述方式来打破职业政客的操控。在我看来，产生这些变化的真实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政府这种形式源起于城镇会议，它更符合那些建立在初级关系之上的小社区的需要，而无法用来治理这些拥有三四百万不断变化的异质人口的城市。
首先，随着城市生活的发展及其组织化程度的加强，城市管理开始变得十分复杂。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仍将它们交给那些只是靠基层选举这种一般性政治机制获得职位的人，就显得不再合适。
通过民众选举来挑选城市官员的方法显得不切实际的另一个原因是，除极个别情况外，城市生活中的大多数选民对他们所要选举的官员以及该官员将要负责的职位所知甚少，甚至全然不晓。并且，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单是由于这些选民忙于其他事务，就很难使其弄懂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的现状与需求。
例如，在芝加哥最近的一次选举中，选民被要求从250人中选出候选人，而这250人中的大多数他们都不认识。在这种情况下，选民若想理智地选举，就只能依靠一些或多或少与选举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与顾问来告诉他们选谁。
为了应对选举在城市生活中所处的这种困境，开始兴起两类组织，它们试图控制这些所谓的选举中的人造危机（artificial crises）。第一类主要是指政党领袖与政治机构，另一类主要是指独立选民联盟、纳税者协会，以及市政研究部门之类的组织。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党是在多么原始的情况下产生的，即必须“把坏蛋赶出去”，可以说，他们用来治理整个国家的原则不过是为了应对和补救城市管理中的各种难题及其恶果，换句流行的话，这便是治理模式的变革。在政党利益的驱动下，产生了政党机器与政党领袖，因为要赢得选举，政党就必须实现组织化。政党机器只不过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而发明的技术手段，而政党领袖只是开动和运行这台机器的专家。如同职业教练是赢得足球比赛的必备要素，对于赢得一场选举来说，政治领袖同样不可或缺为控制大众选举而产生的这两类组织各有其特点。第一类组织，政治机器，大体来说是建立在当地的私人关系，即初级关系之上。第二类组织，“善政”组织（good-governments），主要向公众进行宣传教育，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这里的公众是指一群建立在次级关系之上的人，并且这些人之间并不总是彼此熟识。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建立政党机器，主要是想通过它们来维持城市中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对初级群体的控制。这样建立的组织具有一种明显的封建特征，坦慕尼协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确切地说，政党领袖与其选区头领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个人间的效忠与庇护，而这正是封建关系的特点。这种组织提倡的道德是旧氏族的道德，即对氏族长与氏族利益的忠诚与奉献。这种组织中的人，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我群”，而城市中的其他部分都只是一种外在的存在，在“我群”中的个人看来，这个外在的世界既不真实存在，也没有人情味，和他们自己的世界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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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大城市的政治都为我们研究政党领袖所代表的这种组织类型，以及研究由政党机器所产生、体现的社会机制提供了大量资料。然而，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要冷静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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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宣传与社会控制——政党机器将自己的组织化行为建立在由不同邻里、地区所代表的本地利益、个人利益与直接利益之上，与其不同，“善政”组织，市政研究部门以及一些类似组织则试图寻找某种方式来代表整个城市的利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采取了一种既非地方的，又非个人性的情感与意见。这些组织希望通过对选民的教育，即通过研究有关政治治理的现象，并出版相关著作，来确保选举的高效以及善政的实施。
这样，宣传（publicity）就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控制方式，而广告，也就是这里所谈的“社会营销”（social advertising）就成了一种需要特定知识，技术复杂、分工精细的职业
1982年的纽约街头，一位俄罗斯裔移民艺术家创作的列宁头像可口可乐广告牌。[图源：Twitter.com]
这是城市生活与建立在次级关系之上的社会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现象，即广告宣传在他们的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每一个需要与公众，也就是说，与那些处于村庄、小镇中的小型亲密社区之外的公众打交道的个人与组织都开始有自己的新闻发言人。这些新闻发言人通常情况下不仅仅是一个宣传者，而是被委派到报业的外交人员，而这些个人与组织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他们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联系。拉塞尔·赛奇基金会，以及多少也可算作一例的普通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都试图通过宣传来直接影响公众舆论。卡耐基医学教育报告、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报告，以及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在几个州所进行的公立学校教育经费比较研究的报告，都不仅仅是科学报告，而是一种报业的更高形式，即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和评判，同时以出版和宣传为中介，来寻求更为深人的改革。纽约市市政研究部门的工作也怀有类似的应用目的。与此相似的，还有那些有关儿童福利的各种展览，全国各地进行的社会调查，以及有关公共卫生的宣传工作。
公共舆论是社会控制的重心，它在那些建立在次级关系之上的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大城市就是其中一例。城市中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会建构自身的生存环境，而当这些环境的各方面都趋于稳定后，它们的风俗民情（mores）也会逐渐适应这些外部条件，与它们勾连在一起。但在次级群体和城市环境中，时尚风潮取代了习俗（custom），因而，公共舆论而非风俗民情便成了社会控制的主导力量。
因此，若要理解公众舆论的本质及其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关键就是要考察那些在控制、启蒙与利用公众舆论上起着实际作用的个人、组织及其运行机制。
四、性情与城市环境
大城市从来就是种族与文化的大熔炉，它是人们进行生动而微妙的人际交往的中心，总是会产生新的群体、文化与社会形态。比如，美国的大城市就从欧洲与美洲那些相互分离的本地村庄中吸纳了大批农村人口。在各种新事物与新关系的冲击下，他们身上的潜在力量也被释放出来，于是，这种微妙的交往过程不仅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职业，也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性情。
个体的流动性——在诸多悄无声息却又影响深远的变化中，交通与通讯的发展产生了我们所谓的“个体的流动性”。这使得每个个体与其他人相互接触、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同时也让这些接触更加短暂，更加不稳定。大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那些住在廉价房与公寓中的人，彼此间的关系与那些住在同一个大酒店中的人十分类似，都是相互间经常碰面却又毫不相识。于是，偶然而短暂的关系就取代了以前小社区中更加亲密、持久的纽带。
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公认的符号——时尚与“派头”（front），并且，生活的艺术也很大程度上沦落为对个人风格、举止礼貌进行纤细人微的精心考究，而这无疑是极为表面和肤浅的。
除了交通与通讯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区隔分化也促进了个体的流动性。人口的区隔分化带来了相互间的道德距离，城市变成了一个由若干小世界构成的马赛克拼图，即小世界之间虽相互接触，却毫无渗透。这就使个人得以快速且方便地从一个道德环境转换到另一个道德环境，并且还会鼓励一种虽然刺激好玩儿却十分危险的生命体验：一个人可以同时生活在几个彼此相邻却存在重大差别的小世界中。所有这些都会赋予城市一种表面化的、冒险的特性，并且使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产生出新的各式各样的个体类型。同时，它们还带来了各种机会与冒险，使城市生活富有刺激，对年轻人活力充沛的神经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大城市的引诱力可能正是这些刺激直接作用于个人神经的结果。个体向大城市的流动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可以解释为一种自然的趋向性（tropism），如同飞蛾总是趋向火焰一样。
不过，大都市的吸引力还部分地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个体总能在城市生活的繁复多样中找到某个地方来充分发展自我，并有一种自在之感。简单地说，就是找到一种道德氛围，当他置身其中，其独特的天性会受到某种刺激，内在倾向可以得到充分且自由的展现。我想，这种驱使个体向大城市流动的动机，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某种利益或某种情感，而是追求某种更加本质与原初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吸引了很多年轻男女，使他们离开乡下老家的安逸与稳定，来到这充满嘈杂、混乱与激情的大城市。在小的共同体（community）中，那些没有怪癖与非凡才华的普通人，是最容易成功的。小社区通常对怪癖抱持一种容忍的态度。但是与之相反，城市则对其持赞赏态度。罪犯、有缺陷者与有才华的人在大城市中总能发现某些机会来发展他们的天性，但他们在小镇里则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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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区域——不论是对赛马感兴趣，还是喜欢歌剧，那些寻求同一种娱乐方式的个体不可避免地会发现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聚散。于是，在城市自发形成的组织中，人口不仅根据各自的兴趣，还根据品味和性情的不同趋于分化。而这与职业利益和经济条件所产生的分布状况有相当大的差异。
在这种城市人口分化趋势的影响下，每一个邻里都可以看作一个“道德区域”。比如，大多数城市中都有一些罪案高发区。不过，道德区域并不必然就是人们的居住区，它可能只是人们常去的休闲娱乐之地。
在每个大城市发展出来的这些相互分离的道德区域中，游移不定却又受到抑制的冲动、激情和梦想都摆脱主流道德秩序的束缚；而要想理解导致这一切的力量，就需要去探究那些与人类潜在冲动有关的事实或理论。
事实或许是，人与生俱来的各种激情、本能与欲求尚未被控制，也还没有被规训。为了人们的公共福祉，文明化过程（civilization）不仅需要时不时地对这些原初的自然倾向进行压制，而且总是要对其进行控制。在人们将纪律强加于个体，根据已被广泛认同的社区模式（community model）改造个体的过程中，许多激情、本能与欲求被完全压制下去了，而更多的则在那些具有社会价值，或至少是对社会无害的替代方式中获得了间接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育、戏剧和艺术起着重要作用。它们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符号化方式来表达自己原初的、被压制的冲动，从而净化自我。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述及的精神净化（catharsis），后经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重新被赋予了更为积极的意义。
毫无疑问，很多其他的社会现象，比如罢工、战争、普选和宗教复兴运动在缓解潜意识紧张方面发挥着相似的功效。但在小社区中，社会关系更具亲密性，禁忌与压制也更具强迫性，结果，许多“异于常人”的个体就感到，他们在社区的共同生活中找不到一种正常且健康的方式来表达和展现个人的才能和品性。
我们这里描述的“道德区域”，其产生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城市生活所施加于人性的限制，一部分是由于城市生活所提供的便利和自由（license）。一直以来，我们都比较关注城市生活的吸引力，但却很少去研究在都市生活变动不居的情势下，阻碍和压制人的自然冲动与本能可能产生的后果。比如，就儿童而言，在乡下，他们被看作一种“资产”，但到了城里，就成了债务一样的累赘。除此之外，在城市中养活一家人比在农场要困难得多。城市中的婚龄也比农场来得晚，并且有时候人们根本不结婚。这些现象无疑会导致诸多后果，但对于这些后果的实质意义，我们现在却完全没有能力进行评判。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和比较特定道德区域内不同社会机制的特征和类型，来考察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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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与社会习染——城市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穷人、道德败坏者、罪犯，以及其他怪异之人的隔离，并致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属于不同的类型，但相互间的社会习染（social contagion）会促成一种有别于正常人的共同性情，同时抑制那些能够将其与正常人团结起来的属性。这就使得我们很有必要研究这种隔离。这种与“同类”之人的联结和纽带不仅会促使他们形成共同的性情和特征，而且还能让他们为此找到一种在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不可能找到的道德支持。在大城市中，穷人、道德败坏者与违法者聚集在一处，便会形成一种不良的习染性极强的亲密社区，并且，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断地同类繁殖，这时常引起我的思考，要是杜克家族（the Jukes）那漫长的谱系，以及以实玛利（Ishmael）的众多族支不是那么能适应他们注定要生存于其中的环境，他们恐怕就不会具有一种如此顽固而不幸的共同特征了：堕落、犯罪而又贫穷。
因此，如果这些“道德区域”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多少有点儿古怪和异常的人还不能算作城市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也至少应该将其视为城市自然生活（natural life）的一部分。
不能仅凭“道德区域”这一名称就将某一个区域或社会设想为犯罪率高或者是不正常的（abnormal）。这一名称主要用于那些存在某种特殊道德准则的区域，在其中居住的人都被那些直接植根于个体原初天性（original nature）的趣味（taste）、激情或利益所主导，而普通人则很少如此。这种主导物可能是一种艺术，比如音乐；或者是一种运动，比如赛马。该区域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区别在于，它有着更加直接和基本的利益。因而，这一区别很可能是出于道德原因，而不是由于智力上的差距或者空间上的隔离。
正是因为大城市给人们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尤其是那些怪异的或不正常的人，它才能够将那些通常在小社区中被忽视与抑制的人类性情和特征展露出来，并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简言之，城市充分而彻底地展示了人类本性（human nature）中的善与恶。可能，正是由此才证实了这样一种论断，即我们可以将城市看作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诊所，从而对人性及其社会过程进行研究；这不仅十分方便，而且会成果丰硕。
*本文节选自罗伯特·E·帕克等《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杭苏红译，张国旺校，商务印书馆，2016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并在原文基础上有删减，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二十世纪早期芝加哥城市街景。[图源：chicagology.com]
〇编辑：阿葵 〇排版：弥章
〇审核：O泡 / Y.H.
【鸣谢】
专题策划人：杨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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