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 | 有机体、共同体与环境
本次“美国社会学的早期传统”专题的编选意在表明，在帕森斯截断众流的理论综合与布鲁默学科化的符号互动论成型之前，美国自身孕育出了一批具有总体性问题意识和文明关怀的社会思想家。“社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被他们具体转化为：在达尔文造就的新的自然人性图景之上、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体如何形成一个具有精神与道德意涵的民主秩序。从自然到社会、从个体到民主，是贯穿本次专题文章的核心线索。
在美国进步时代开启的历史背景下，约翰·杜威的《民主伦理学》一文提示出了美国社会思想要应对的核心问题：如何在既充分解放个体力量的同时又追求一种共同体式的民主生活。威廉·詹姆斯在《伟人及其环境》中通过与斯宾塞和达尔文进行对话，寻找到一条既承认自然人性又追求社会秩序的解释道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此找到了具体方向。爱德华·罗斯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头几期发表的系列文章，则是具体运用了詹姆斯结合自然与社会的研究路线，同时还将美国社会学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表述为：如何通过“社会控制”来规范一个近乎自然状态的移民社会。库利和杜威进一步表明，“社会控制”并非纯粹外在于个体的，它以自然人性为前提条件，经过一个复杂的行动机制而得以形成，而教育过程就是典型的“社会化”或“教化”的过程。米德的社会学思想则更加理论化地表明，社会控制和民主秩序形成于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中，自我、社会与民主共同体都必须在这个互动过程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帕克的文章不仅证明了米德的思想洞见已为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所共享，而且还更加经验性地表现出美国人在思考社会秩序的构成时始终参照和对话着“自然”，而非是简单将社会与自然截然对立。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如何基于自然人性和生命经验而对传统社会思想中的个体、社会、国家等概念都进行了重新理解，从而集中表达了美国早期社会思想的核心内容。
希望本专题的编排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入地把握美国社会学早期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根源，尤其是看到现代美国人对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理解和处理；在疫情的时代背景下，这也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理解美国文明和我们自身文明的不同历史源流与内在构成。
思想与交流的社会基础及功能
经过同样的社会——生理过程，人类个体对自身有了意识，也对其他个体有了意识；而且他对自身及对其他个体的意识，对于他自己的自我发展和对于他所属的有组织的社会或社会群体的发展同样重要。
我提出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基础的原则，是包括他人参与在内的交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他人在自我中出现，他人参与自我，通过他人而达到自我意识。这种参与通过人类所能实现的交流而成为可能。这类交流有别于其他动物之间发生的交流，其他动物的社会中没有这一原则。我讨论了所谓的哨兵，可以说它把它发现的危险传达给其他成员，可以说母鸡的咯咯叫声是向小鸡传达某种信息。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动物的姿态用来使其他动物以恰当的态度对待外部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该动物与其他动物交流，不过这种交流与有自我意识的交流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一个动物并没有意识到它正与另一动物进行交流。在我们所称的暴民意识中可以看到例证。那是听众受到一个大演说家的影响时将会采取的态度。一个人受到他周围那些人态度的影响，这又反过来表现在其他听众身上，以致他们像一个整体那样作出反应。人们感觉到所有听众的总的态度。于是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即，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达的一种态度，是另一个人对环境的某一方面采取的态度，而该环境对他俩都很重要。这种水平的交流在某些比人类群体的社会组织低级的社会形态中也可以发现。
另一方面，在人类群体中，不仅有这种交流，而且在这样的交流中，利用这一姿态作这种交流的人采取其他个体的态度并在其他个体身上引起这样的态度。他自身处于他正在刺激、影响的其他人的角色之中。正是通过扮演他人的这一角色使他能够返回自身并这样指导他自己的交流过程。我如此频繁使用的一个短语即扮演他人的角色，并非只具有短暂的意义。它不是仅仅作为姿态的一个偶然结果出现，而是在合作活动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角色扮演的直接效果在于个体对他自己的反应所能施加的控制。如果个体能扮演他人的角色的话，他在一个合作活动中对动作的控制可以发生在他自身的行动中。从组织群体行动的观点来看，正是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而控制个体自身的反应导致这类交流的价值。这种控制活动使合作过程比畜群或昆虫社会所能进行的更进一步。
因而，那种通过自我批评而起作用的社会控制，如此密切而广泛地施加给个体的行为或行动，足以按照个体所参与的有组织的社会经验与行为过程整合个体及其动作。人类个体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机制，使个体有可能按照他对其他个体成员以及整个社会群体的一体化的社会关系，采取其他个体的态度，采取以他和其他个体作为其成员的有组织社会群体的态度来对待他自己；这样，群体所进行的总的社会经验与行为过程直接出现在他自己的经验中，使他能在这一社会过程中参照他与整个社会群体的关系及其他个体成员的关系，自觉而批判地掌握和指导他的行动。因而，他不仅成为有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有自我批判力的；通过自我批评，对个体行为或行动的社会控制便借助于这种批评的社会根源和基础而起作用。即是说，自我批评本质上是社会批评，受自我批评控制的行为。因此，社会控制，不仅不会扑灭人类个体，不会湮没其有自我意识的个性，相反，实际上它乃是个性的基本要素，与个性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个体之所以作为个体，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个体的人存在，正是在于他是社会的一员，参与了社会经验与活动过程，并因而在他的行动中受到了社会的控制。
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的组织，取决于采取其他个体的态度的个体。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一过程的发展取决于采取有别于单个个体的态度的群体态度，采取我所称的“泛化的他人”的态度。我用球赛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在球赛中，一队个体的态度包含在一个合作的反应中，使不同角色互相牵连。就一个人采取群体中某一个体的态度而言，他必须联系该群体其他成员的动作采取这种态度；如果他要使自己充分适应，他就必须采取所有参与该过程的人的态度。当然，他能那样做的程度受到他的能力的限制，但是在所有智能过程中，我们仍然完全能采取那些参与该活动的人的角色，使我们自己的动作成为富有智能的。整个共同体生活进入单个个体有自我意识的生活的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历史通常致力于追溯那种不可能在历史学家所论时代的共同体成员的实际经验中出现的发展。这一说明解释了历史的重要性。人们可以回顾过去发生的事，说明当时没人意识到的变化、力量和兴趣。我们必须等待历史学家来描绘，因为实际过程是一个超出单个个体经验的过程。
偶尔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他能比其他人更多地理解过程中的一个行动，他能把自己置于同共同体中所有群体的关系中，这时这些群体的态度尚未进入共同体中其他人的生活。他成为一个领袖。封建秩序下的各个阶级互相之间如此隔离，虽然它们能在一定的传统环境中行动，却不能互相理解；于是便可能出现一个个体，他能理解群体其他成员的态度。那种人成为极其重要的人，因为他们使各个完全分离的群体有可能进行交流。我们所说的这种能力在政治中便是政治家的态度，他能够理解群体的态度、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从而起到调停作用，使其他人能够通过他参与这种交流形式。
新闻业所运用的那些传播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一望便知，因为它们报道各种情况，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戏剧在表现人们所认为的重要场面时也起到这一作用。它选出一些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传说人物，像希腊人在他们的悲剧作品中所做的那样，然后通过这些人物表现他们自己时代的各种情境；个体作为社会不同阶级的成员，彼此之间出现了事实上的坚固壁垒，而这些情境则使个体超越这些壁垒。这种传播从戏剧发展到小说，它在历史上具有的意义与新闻对现代所具有的意义同样重要。小说描绘的场面以这样的形式超出了读者的直接视界，使他理解了该场面中的群体的态度。在那些条件下比在其他条件下存在一种高级得多的参与，因而也存在一种高级得多的交流。当然，这样一种发展与存在共同利益有关。不可能用存在于个体生活过程之外的各种要素来构造一个社会。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惟一可能基础。人们不可能同火星人进行交流，也不可能在先前并无联系的地方建立一个社会。当然，如果火星上已经存在一个与我们的共同体有同样性质的共同体，那么，我们可能同它进行交流；但是，与一个完全外在于我们自己的共同体，与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合作活动的共同体是无法交流的。
人类社会中出现了某些普遍形式，表现在世界性的宗教上，也表现在世界性的经济过程上。就宗教而言，这些形式可以追溯到人类互相友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援这些基本态度。这些态度包含在群体中个体的生活中，在所有普遍的宗教背后都可发现对这些态度的一种推广。只要我们进行合作活动，这些过程便具有睦邻的性质并且可以援助那些遇到麻烦遭受困苦的人。帮助穷困潦倒、患有疾病或遭遇其他不幸的人，这种基本态度乃是人类共同体中个体的结构本身所具有的。甚至在存在完全敌对态度的条件下也可能发现这种基本态度，例如在战斗中帮助受伤的敌人。骑士风度，或者仅仅与他人分享一只面包，便把个体与他人密切联系起来，哪怕那人是敌人。在那些情境下，个体处于一种合作的态度中；正是在那样的一些情境下，由于那种普遍的合作活动，普遍的宗教出现了。这种基本睦邻态度的发展通过有关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个体之间还有一种基本的交换过程。该过程产生于商品，即对个体本身来说并非急需但可用来获得他们的必需品的物品。凡在个体拥有多余物品可用来交流的地方便发生这种交换。需求的态度中包含着一种参与，各人置身于另一个人的态度中，知道交换对双方分别具有的价值。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关系，因为在交换中，某人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把他带到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中。这种情况与我们谈到睦邻关系时提到的一样普遍。这两种态度代表了最高度普遍的、并且目前是最高度抽象的社会。这些态度能够超越围绕其自己的生活过程组织起来的不同社会群体的限制，甚至可能出现在群体之间的实际对立中。在交换或援助过程中，本来敌对的人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
这两种态度背后存在某种东西，任何真正的交流所含有的东西。在某个方面它比宗教态度和经济态度更普遍，另一方面又不及它们普遍。在交流之前必须有要交流的东西。某人表面上可能具有另一种语言符号，但如果他与说那种语言的人没有任何共同思想（包括共同的反应），便不能与他们交流；因此甚至谈话过程背后都必须存在合作活动。交流过程是比普遍宗教或普遍经济过程更普遍的过程，因为它们都要用到它。那两种活动是最普遍的合作活动。科学共同体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普遍的，但是就连它也不能在没有自觉的符号或文字的人们之中发现。于是，交流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比这些不同的合作过程更普遍。它是这些合作活动能在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中进行的媒介。但必须认识到，它是合作活动的一个媒介；没有任何一个思想领域能够完全独立地进行。思维是一个不能脱离各种可能的社会用途的领域或王国。必须有某个宗教或经济之类的领域，在那里有某种需要交流的东西，有一种合作过程，所交流的东西能够被社会所利用。为了达到所谓的“论域”，人们必须接受那样一种合作活动。这样一个论域是所有这些不同社会过程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它比它们更普遍；但可以说，它不是个单独进行的过程。
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哲学以及与之相随的各种定论已经建立一种思想过程和一种思维实体，它先于思维在其中进行的这些过程。但是，思维不是别的，而是个体在他与他人所参与的一个广泛社会过程中对另一个体的态度的反应，是某人所采取的其他人的这些态度对他的先行动作的指导。因为思维过程正由此组成，它不可能单独进行。
我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它使独特的人类社会成为可能。当然，如果火星上有居民，如果我们能与他们建立社会联系，我们便同样能参与同他们的交流。如果我们能够把任何思维过程所必需的逻辑常项分离出来，大概这些逻辑常项会使我们处于一个继续与其他共同体交流的地位。它们会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过程，致使人们能够与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空间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进入一个社会过程。借助于思想，人们可以把一个社会投射到将来或过去，不过我们总是设想有一种社会关系，使这一交流过程得以进行。交流过程不可能被建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不能作为社会过程的先决条件。相反，为使思想和交流有可能进行，必须以社会过程为前提。
专题策划人：杨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