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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龙 | 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

刘海龙 社會學會社 2022-10-24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主任,《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新闻传播观念史、传播研究史、传媒文化。著有《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等。


专题导言


在当今内娱语境下,尤其在国家话语之中,“偶像”是由“粉丝”定义的,而关于后者的论述则常常强调其性别化、青少年化、城市化、消费主义的情感色彩。作为消费文化现象及集体情感模式,“偶像粉丝”的相关讨论已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直至今日,学界、大众及粉丝自身,对以其为名的情感经济仍需更深入的了解。


本专题中囊括的论述,对“粉丝”的观点、自我定位(positionality)及讨论语境各有不同,但大体持“反污名”的立场。头两篇引介其他学界的理论作品,后七篇则以中国内地语境的具体研究为主,聚焦粉丝的情感、消费与劳动。第一篇来自英语学界,虽非偶像语境,但其粉丝情感结构的阐释影响深远;第二篇基于日本偶像产业语境,对中国语境也有许多可参考之处。第三篇立足2011年,对较早期的内地粉丝研究进行梳理,并发出反本质主义的呼吁。第四、五篇语境类似,可对照阅读。第四篇是较早基于中国语境和情感经济视角,以李宇春粉丝群体为案例的研究。第五篇则以《超女》及《创造101》为例,以性别意识形态为焦点,勾勒近年选秀粉丝、情感经济与新媒介的发展。第六至七篇分别从“准社会关系”和“述行性”视角,探讨偶像粉丝的社会角色代入及扮演。第八篇聚焦粉丝情感经济与民族主义话语近年的流通现象。第九篇发表于2021年,审视粉丝情感在消费文化中的集体组织化和常规化,与逾十年前的第四篇遥相呼应。第十篇立足于2022年,对中国粉丝研究的核心概念与框架作出了阶段性的后向反思与未来指引,故列在最后作为总结,希望帮助读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粉丝与情感经济的研究范式和议题变迁。

摘要


本文以 “帝吧出征” 为例,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传播技术对民族主义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达方式、组织动员方式、实施方式,而且还消融了政治运动、追星、游戏、个人身份建构等行为的边界,使得民族主义以 “粉丝民族主义” 的新面貌出现。反过来,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者也在时间、空间和语言三个方面成功地驯化了新媒体,使之成为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对此类现象不宜做简单否定,应该看到新媒体技术、商业文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文化的视角去观察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对新媒体的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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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爱国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图源:Wikipedia]


〇专题策划人:衔蝉

〇编辑 / 排版:阿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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