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肖慧｜“创造我们自己的代言人”：在网络化小屏幕上酷儿化及去酷儿化年轻偶像
肖慧，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现当代中国文学、性别研究、电影、青少年文化和媒体研究。其著作Family Revolution: Marital Strif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新作Morning Sun in the Tiny Times: Youth Economy, Crisis, and Reinvention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由Routledge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和朱萍教授合编的论文集 Feminis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由雪城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现阶段的研究聚焦于现当代文学和媒体中对于女干部形象与声音的展现，书稿名暂定为The Hen Cackles in the Morning: Gendered Soundscape and Female Leadership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图源：ealc.ku.edu]（特别鸣谢：除了授权本译文发布及提供个人介绍，肖慧老师还亲自校对译文，在此再次感谢！）
专题导言
在当今内娱语境下，尤其在国家话语之中，“偶像”是由“粉丝”定义的，而关于后者的论述则常常强调其性别化、青少年化、城市化、消费主义的情感色彩。作为消费文化现象及集体情感模式，“偶像粉丝”的相关讨论已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直至今日，学界、大众及粉丝自身，对以其为名的情感经济仍需更深入的了解。
本专题中囊括的论述，对“粉丝”的观点、自我定位（positionality）及讨论语境各有不同，但大体持“反污名”的立场。头两篇引介其他学界的理论作品，后七篇则以中国内地语境的具体研究为主，聚焦粉丝的情感、消费与劳动。第一篇来自英语学界，虽非偶像语境，但其粉丝情感结构的阐释影响深远；第二篇基于日本偶像产业语境，对中国语境也有许多可参考之处。第三篇立足2011年，对较早期的内地粉丝研究进行梳理，并发出反本质主义的呼吁。第四、五篇语境类似，可对照阅读。第四篇是较早基于中国语境和情感经济视角，以李宇春粉丝群体为案例的研究。第五篇则以《超女》及《创造101》为例，以性别意识形态为焦点，勾勒近年选秀粉丝、情感经济与新媒介的发展。第六至七篇分别从“准社会关系”和“述行性”视角，探讨偶像粉丝的社会角色代入及扮演。第八篇聚焦粉丝情感经济与民族主义话语近年的流通现象。第九篇发表于2021年，审视粉丝情感在消费文化中的集体组织化和常规化，与逾十年前的第四篇遥相呼应。第十篇立足于2022年，对中国粉丝研究的核心概念与框架作出了阶段性的后向反思与未来指引，故列在最后作为总结，希望帮助读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粉丝与情感经济的研究范式和议题变迁。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中国电视
二十一世纪初，尽管互联网迅速扩张，电视仍占大众媒体市场的主导地位。虽央视独霸电视市场龙头，但湖南卫视近年冉冉升起，对央视的文化霸权和商业霸权有所冲击。为避开政治及意识形态上较敏感的话题，湖南卫视集中吸引16-24岁间的年轻城市观众。这类后福特式营销策略，也为第二章中讨论的上海《萌芽》杂志采用过。
“超级女声”神话
“超级女声”的成功，为后续各电视台间竞争激烈的中国偶像立节目下了新基准。然而，“超级女声”与其他中国版《美国偶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规则。年轻观众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组织投票活动，在线上线下选出比赛优胜者，这在中国电视业和流行文化史上前所未有。这种崭新的比赛机制掀起了激烈争论，大家纷纷讨论中国国家、公民社会、民主，及短信投票和新媒体的力量。
李宇春现象
2005“超女”一季播出期间，21岁的李宇春（1984 – ）吸引了国内外成千上万的粉丝，也激起了巨大的争议。这位“平民偶像”看似突破性别常规的形象（gender-bending image）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女性气质标准，由此引发一系列围绕“中性美”与“中国式美女”的公开讨论乃至辩论。
其中，比较代表性的一组对话是两篇博客。首先是2006年9月20日，上海作家程乃珊（1946 – 2013）发布《中性美是纯粹女性心理的审美》一文，广受阅读。有读者支持中性美带来更多生活方式选择上的自由，也有读者批评此论抹去了男女本质的性别差异。当天，另一位博客作家秀波山人发布《程乃珊：浮夸中性美为哪般？》，其中列举一长串“有女人味的”欧美女性名人，如麦当娜和戴安娜王妃，结尾借文革时期红卫兵的“中性”装束痛批这类“中性美”。
秀波山人借赞美欧美名人刻板印象式的女性气质，矫正毛时代“铁娘子”或“红卫兵”式的中性气质，体现出跨国文化的流动如何形塑当代中国人对女性气质的看法。然而，过度强调身体两极化的性别差异，也可能会造成普世化、本质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同时，这些可消费的女性形像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也引致女性身体与性相的标准化、商业化和客体化。
上文两篇博客的原始链接已随新浪博客的关闭失效。图为专题编者本人对程博文的历史存档。
虚拟社群，亲如姐妹
（Virtual community, virtual sisterhood）
*“Virtual”既在网络语境中有“虚拟”之义，同时本义也强调形式之外的真实本质或效果。
《超级女声》乃至李宇春的粉丝文化兴于互联网，载于互联网。借着科技手段及社群互动，李与其众多粉丝建立了形虽虚拟，却亲如姐妹的情谊，并在互联网空间中开拓出一片天地，打破义务教育及学校生活所带来的主流文化的禁锢。
一个例子是在务实的投票活动帖子外，李宇春贴吧内更常讨论李的爱情生活与性取向。部分《超级女声》粉丝甚至通过百合幻想，开启了一个酷儿粉丝文化。通过这些交流，传统性别劳动分工及父权的绝对权威普遍遭到削弱。
同时，这些电脑、笔记本、电话小屏幕上的幻想性女性同性关系，也摆脱了电视电影大屏幕上性别规范的约束，挑战了异性恋罗曼史的普世性。然而，这并不代表这些女孩必然自视为女同性恋。更确切来说，通过这些不墨守成规的浪漫故事，年轻女孩能更积极自主地质询、乃至拒绝性与爱的主导观点：女性的身体永远都是男性欲望的被动客体。
除此之外，线上线下组织投票活动，支持李的事业，也为她的青少年女性粉丝带来赋权与团结之感。在那之前，她们的声音在公众领域几乎从未被听到。
通俗剧式情感结构
（Melodramatic structure of feeling）
网络也是流言蜚语之地。《超级女声》播出期间，李就有一个所谓的“女同性恋照片”丑闻，事件呈现出电影学者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所称的“通俗剧式情感结构”。在第一阶段，随着照片广泛传播，饱受指责，李毋庸置疑的纯真形象摇摇欲坠。随即在2005年8月19日半决赛的录制现场，一名与李师出同校的选手遭到淘汰，李伤心大哭，几近晕厥。这些泪水似乎洗刷了丑闻烙上的污名，带给观众情感与道德上的满足。这样一位女性形象的崇高受难，确保了节目通俗剧式情感结构的延续，联通了最终的大团圆结局：年轻新星光荣夺冠，节目投资人与赞助商盆满钵满。
在这个事件中，年轻观众的位置非常暧昧。一方面，她们受李挑战现行性别角色二元化的中性美吸引，另一方面，她们又通过将其塑造成纯洁不染、脆弱而高尚的女孩，使李遵从于社会公德的标准。显然，在中国千禧年后父权复苏下宣扬的传统价值面前，这些粉丝尝试在女性力量与这些价值间斡旋。
创造101：韩国模型本土化
《超级女声》类的节目热潮消退，主要由于国家的政策管束及同类中性形象的泛滥。新近兴起的《创造101》，则得益于腾讯的崛起及20世纪初席卷全球的韩流。尽管基于互联网的《创造101》，与电视节目《超级女声》有诸多形式相似之处，两者最大的不同，却在于前者遵循了现成的韩国女团制造公式，填补了中国青年导向文化市场和偶像经济的空白。
《创造101》是2018年播出的网络综艺，召集了101位选手，通过任务、训练、考核，最终选出11位组成偶像团体“火箭少女101”出道。节目引入了引入循环人气投票模式，即粉丝常说的“pick”。[图源：sohu.com]
流水线上的黑马明星
如果说福特主义的流水线，为降低批量生产成本而推行制造标准化，那么后福特主义的产品定制，则面向分化多元的文化市场，迎合不同群体需求，减少不确定性。商品化人设的泛滥亦可作此理。所以，今日的文化产业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卖人设”。也就是说，在看似同质的年轻可爱女性形象下，这些年轻女性偶像也可能提供种类广泛的人设，经节目与新旧媒体着重强调，积极推销，令不同背景品味的观众皆可加以选择，产生认同。
杨超越便是一个混合了福特标准化与后福特多样化营销策略的例子。一方面，杨的形象似乎完美符合所谓“白瘦幼”的标准，也努力融入群舞。另一方面，在对她僵硬舞姿的追问下，她“厂妹”的背景又立即在一种城市选手中脱颖而出。尽管她的草根背景可以破坏观众的观影乐趣，激发对社会不平等的严肃质询，但经她白瘦幼的外表、有趣的话语，和节目组的励志叙事削弱及包装，这一切又构建出一种独特的人设，可资大幅推销获利。
从PK到“pick”
与杨相比，另一位选手王菊的形象似乎更加令人不安，并出乎意料地为活跃粉丝挪用，促成了又一波线上LGBTQ运动。王不仅外貌特征不符合诸多“白瘦美”标准，且因个人背景显得更加成熟自信。格格不入的她被网民贴上了许多标签，比如“黑粗壮”和“地狱使者”。不过，对此王作出了犀利的言辞回应，随后在《木兰说》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并因此得“欧美范儿”之名。无论是否是有意的策略，王确实迎合了更成熟的城市专业女性，这类女性或许对“白瘦幼”型审美感到不适。
图为粉丝为王菊制作的图像。如本文原文提及，许多粉丝称王菊为“欧美范儿”“地狱使者”，也有网友称“出国前，我可能会Pick杨超越，出国后，抱歉我站菊姐”。[图源：sohu.com]
网联媒体的酷儿化与去酷儿化
（Queering and un-queering the networked media）
王的形象出乎意料地捕获了许多本地LGBTQ社群的心。虽王从未公开讨论自己的性取向，但LGBTQ社群见她不合霸权标准而在娱乐产业遭到边缘化，便生出惺惺相惜之感，诸多有影响力的团体皆曾为王发声，有帖子称王是“基佬审美”，借此嘲讽“直男审美”，也有团体号召夺回定义自己身体的权力。这些粉丝活动带给了这些社会弱势社群归属感与团结感。
然而，王的名气也揭露了《创造101》一类节目酷儿热潮的数个问题。其一，对她“欧美范儿”“基佬审美”的称赞再生产了“东/西”的陈腐对立，而同异性恋则依身体特征与美丽标准的刻板印象划分。其二，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审查下，这些风潮从未发展为权利为本的运动。反之，观众在看似无拘无束的文化超级市场中，透过“pick”自己的偶像，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个人化甚至别样的身份，获得了赋权感，成为后福特选择经济的自愿参与者。
王的形象也经塑造成“自己的前程自己挣”的新青年，而再度主流化。这类口号结合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式的自我治理，在强调个人奋斗与市场竞争的同时，对这个经济中地域、阶级、性别、年龄、族裔等范畴各自及交叉造成的结构不平等与社会分裂视而不见。在有些评论将杨超越作为王的反例，认为杨的成功不过因为美貌和运气时，杨（贫困地区来的农民工）与王（出身名校，在上海工作）植根于社会不平等的背景差异也被不加批判地忽略了。所以，随着另一位向上流动、自我赋权的希望之星的诞生，网络联结的小屏幕文化在新自由市场运转逻辑中，一度酷儿化，又再次去酷儿化，或者说重新主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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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社会学会社”编译组译自Hui Faye Xiao, “‘We are creating a spokesperson for ourselves’: queering and un-queering young idols on networked small screen” In Youth Economy, Crisis, and Reinvention in Twenty-First-Century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129-163. 因版权考虑，经本书作者肖老师对翻译的初步授权，译者选译、缩译了部分原文，引用不超过原文的10%。不仅牺牲了许多背景、概念解释及具体例子，也无法尽现文中坚实而精妙的论证。有损读者的阅读体验及肖老师的精彩研究，对此我们深感抱歉。也希望有条件的读者去阅读肖老师的原著。该书从青年文化经济切入，截取多个代表性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了宏大而细腻的分析。另外，由于新浪博客网络资料大量遗失，本文提到的《程乃珊：浮夸中性美为哪般？》无法确认作者用字（英文原文为Xiubo shanren）。如有谬误，还请指正。
***封面图为王菊《WORK FOR ME》现场。[图源：sohu.com]
〇专题策划人：衔蝉
〇翻译：衔蝉
〇编辑 / 排版：时远
因日程问题，本篇原定为专题第五篇的文章延后与主题第八篇的《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同一天推送，故10月17日的推文摘要中应标【专题 No.6】，而本篇的推文则为“专题导言”中对应的“第五篇”。为排期及标示更动可能带来的混淆，向读者深深致歉！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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