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 | 重新发现托克维尔

专题导言

如今托克维尔的名字广为人知，但雷蒙·阿隆却说他几十年前上学时闻所未闻。的确，托克维尔的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值得玩味。放眼望去，托克维尔是自由主义哲学中的异类，亦是革命史学里左翼阶级叙事的对立面；是比较政治学的先驱，亦是古典社会学思潮中与孔德、马克思并列的代表；是美国政客挂在嘴边的“美国例外论”先声，也一度是中国大众畅销书榜上的领头羊。不同的研究传统和政治环境，都在通过对托克维尔的刻画和调用激活新的思路，这恰恰反映了托克维尔本身的复杂面向和穿越时空的魅力。

有鉴于此，本专题试图展现托克维尔更为丰富的侧面，以期带来新的启发。专题以雷蒙·阿隆《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开篇，回顾社会学读者最为熟悉的、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克维尔。随后将深入托克维尔所处的历史语境，以一则原文加一则评述的形式，依次呈现作为旅行者、殖民主义者、“信徒”和政治家的托克维尔——他在现代性将要展开又尚未完全展开之际，对国家命运和现代文明持以悲剧论调，进而在旅途和政治实践中求索不同的社会方案。最后两篇文章将展望作为同时代人的托克维尔：他会如何思考我们当下的社会症结？我们又是否和如何面对所谓的“托克维尔时刻”？答案在风中飘。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3.14－1983.10.17），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以批判法国左派思想家萨特闻名。1955年至1968年任教于索邦大学，1970年起任教法兰西学院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代表作有《知识分子的鸦片》《国际和平与战争》等。（相关阅读：知识分子的鸦片；20世纪的战争）[图源：lettre.ehess.fr]

摘要

众所周知，托克维尔的著作是高度“独特”的。作为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的分析家，革命——他试图理解的1789年革命，以及他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角色的1848年革命——的历史-社会学家，民主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托克维尔涉足今天成为独立领域的多门学科。我把他看做一个革命后社会的理论家。他出生于革命时代，依然要参照旧制度来勾画出正在诞生中的社会的新特征。美国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新社会的形象。就本质而言，这样的形象预示着欧洲的未来，也就是说在大西洋彼岸得到充分发展的民主不可避免，在旧大陆也已经播下种子。托克维尔的现实意义应该首先激励我们用扩展了的认识，来重新探讨他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对大西洋两岸的民主进行比较。

我们在高等师范学院或者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几乎没有读过《论美国的民主》或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我本人而言，是随着《托克维尔全集》的陆续出版，才发现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我首次研究他的思想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我任职社会学教授的时候。因此，我的学养并非源出于他，尽管我喜欢援引他的文章，甚至借重他的名声。

众所周知，托克维尔的著作是高度“独特”的；给予其启发的母本观念，数量甚微。它们却依然包罗了一些并非敌对而是各有特色的学派重新关注的若干论题。作为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的分析家，革命——他试图理解的1789年革命，以及他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角色的1848年革命——的历史-社会学家，民主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托克维尔涉足今天成为独立领域的多门学科。在有些人的眼里，他首先是向美国人阐述某些他们自己的观念的人；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他是解释革命事件，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叙述事件，而是解释事件的深层原因及其后果的先驱者之一；还有些人则把他看做在广袤的新大陆或者伦敦的沙龙里探索自己国家的奥秘和奇特命运的法国人；像孟德斯鸠一样，他在法国知识界属于英国或者美国“派”，因此处于各种运动和抵抗集团的边缘。

我同他神交当时所处的氛围，我在那个时代心存的种种疑问，迫使我潜心研究一个完全的托克维尔，既是美国学家、大革命和民主的社会学家，又是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我把他看做一个革命后社会的理论家。他出生于革命时代，依然要参照旧制度来勾画出正在诞生中的社会的新特征。美国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新社会的形象。就本质而言，这样的形象预示着欧洲的未来，也就是说在大西洋彼岸得到充分发展的民主不可避免，在旧大陆也已经播下种子。

继工业社会学讲义之后，我着手评述历史社会学的各种主要学说，其成果就是随后出版的英文版称为《社会学思想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法文版称为《社会学思想阶段》（Les E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的著述。我寻找着可以说是自己的先辈。社会学家几乎都把社会学同现代社会联系起来，有时则把这两者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现代社会有哪些特点？除了卡尔·马克思，19个世纪的大作家们对我们的状况给予了哪些启示？托克维尔呈现在这先贤的长廊里，因为此前孟德斯鸠已经被列入其中。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研读《论法的精神》，被这位布雷达议员的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的方法所震撼。诚然，就其政治观念及对于三种类型制度的分析而言，孟德斯鸠仍然属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他依然是传统社会的某些主流思想的囚徒，但他区分出了各种亚系统（姑且借用帕森斯的概念），研究并确立了特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与特定的制度（或实践）之间的多重关系。孟德斯鸠揭示了社会之物（“社会的”）概念的双重意义：有别于政治之物（“政治的”）和经济之物（“经济的”）的社会之物，作为社会本身的单位的社会之物。社会学的计划从下述两重目标来理解并得到检验：揭示社会之物的多重表达（法律，习惯与风俗，货币与经济，气候与土地，人口数量），以及这些不同表达与它们的组合之间的关系及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

托克维尔保存了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精神：他从事写作比孟德斯鸠晚一个世纪，而且也不是那么雄心勃勃，选择了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结果作为中心课题。说他不是那么雄心勃勃，是指他几乎没有把自己的视线扩展到法国、英国和美国之外；但在他的眼里，革命后社会构成一个处于这种原创点并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社会的起点，所以他同样也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无论是论述美国或者法国，他所思考的都是革命后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社会。概而言之，马克思也没有论述过革命后社会以外的其他问题。除了这个课题之外，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是德国人，很少有相合之处；前者是征服者纪尧姆的一个同伙的后裔，后者是莱茵河畔一个出于机会主义而皈依新教的犹太人律师的儿子；一个以开明的保守态度对待他能够容忍而并不热爱的社会，另一个毕生反对天上和地下的一切神明，在解释世界的同时，投身于改造世界。

在我的学术生涯的这个时刻，亦即在我撰写《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和草拟一种工业社会理论的当口，托克维尔给予了我什么启发？

首先是工业社会的定义（在表达其固有特征的模糊的意义上），这个定义不再以A. 孔德为榜样通过工业来厘定，也不再以马克思为榜样通过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来厘定，而是通过社会平等或者地位平等来厘定，这种平等在美国已经十分显见，而在欧洲也已可以预见。现代社会不能容忍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矛盾，它产生自把革命动荡远远地抛在后面并继续牵引我们社会前进的运动。在此，很有必要重读一读《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激情飞扬的著名词句：“因此，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大家即将阅读的本书，通篇是在一种唯恐上帝惩罚的心情下写成的。作者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是因为看到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了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

图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扉页。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1848。[图源：gallica.bnf.fr]

通过研究这位民主哲学家和平等社会学家，我不仅接触到了我们所知的托克维尔的母本观念，同时也考察了同他的著作相关的方方面面：对于美国新生的文明的解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对于美、英、法三国通过同样的民主运动所走的不同道路的解释。

托克维尔在法国重新发现了一个世纪来丧失的光荣和现实感。所有的社会学家都承认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弗朗索瓦·费雷（François Furet）对《旧制度与大革命》赞誉之高，同他对欧拉尔作为巴黎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的地位贬抑之低，适成对照。有人把托克维尔回归时尚并得到公众关注，部分归功于我。不管这部分功劳有多大，我始终认为那是微不足道或者意外的。法国思想史或者认识社会学，使我们可以理解昨天的冷漠和今日的醒悟。

1945年，记者们引证了《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的最后几行话：“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1955年，发展理论成为既是意识形态又是历史阶段的概念模型。没有任何东西禁止沿着同样的路径，把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所有经济按照大脑的设想来进行分类。1835年，美国走在平等革命的最前头；1955年，它走在生产力竞赛的最前头。美国再度预告着我们的未来。

在1955年就像在1835年一样，欧洲人同意到美国去寻找开启他们未来前途的一把钥匙。在社会主义传播之前，托克维尔关于走向地位平等的运动不可抗拒的论点，同阐明野蛮的资本主义和无产者的起义并不相悖。诚然，托克维尔没有忽视原始工业的暴行。在英国曼彻斯特旅行时他写道：“在这臭气熏天的垃圾场中间，最大的人类工业之河找到了自己的源头，并将养肥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阴沟里，流淌岀纯金。在这里，人类精神既趋于完美，又变得愚昧；文明生产着它的奇迹，而文明人重新变得几乎野蛮……”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又把我们带回到这种精神。

托克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工业集中于首都是专制王朝衰亡的深刻原因之一；他并不否认社会主义学说在1848年革命前后年代的作用。《回忆录》第二部最后几页逐一谈到了行动家和思想家，毫不迟疑和毫不内疚地参加六月事变军队镇压工人行动的保守派，以及意识到他们所捍卫的事业的不稳定性的哲学家。托克维尔写道：“如果专门谈论构成我们社会秩序基础的财产，那么掩盖或者一般所说的藏匿财产权的种种特权正在被消灭，但这种财产权依然成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主要障碍，而且看来是人们地位的唯一标志，这种标志是不必要的，我不是说即将轮到把它取消，但至少取消它的想法出现在不享有这种标志的人们的头脑里。”

他继续写道：“他们的著述——社会主义者的著述——是荒谬的，但他们工作的基础是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们所能关注的最严肃的话题。”托克维尔在1848年革命之后两年撰写他的《回忆录》时，对于财产权和社会主义——“未来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的评论家们多次评论说，如果他沿着这样的道路进一步延伸他的反思，那么将填补一种缺乏社会主义理论的民主理论的空白。

在其政治生涯结束之后，托克维尔决定从事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之时，重新又回到了这个经常萦绕在他脑际的念头：从旧制度着手研究大革命；他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他转了一个弯，重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为什么平等原则在法国碰到那么多障碍？民主原则在法国能否适配在大西洋彼岸得到充分发展的代议制机构及自由？奥尔良王朝及稍后的第二共和国的毁灭，第二帝国的建立在托克维尔的心中重又唤起了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结尾所表达的不安：“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就全靠各国自己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懂得了这段话的意思。在分裂的欧洲两大阵营各自都以民主为标榜，所不同者一方通过普选和议会程序来治理，另一方则是通过自选自封来翻新的寡头统治：托克维尔的享有自由或者没有自由的民主的选择与战后自由的或者极权的工业社会的选择，两者难道不是极其相似吗？历史通过颇有讽刺意味的道路，使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重新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表面上它们曾经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统治和欧洲内部的争论所窒息，或者至少是被掩盖。

美国并不乐意指引道路，它所树立的也许是自己固有的民主运动风格。至于社会主义或者在苏联实现的所谓社会主义，并未消除社会和经济分化。废除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消灭的只是自由和代议机构，而不是不平等。试问在欧洲的什么地方不再有不平等。一方面，这里不再有奥纳西斯、洛克菲勒或者罗思柴尔德，但也不再找得到数以百万计封闭在自己家族和亲近者圈子中的中小布尔乔亚。从1947～1973年这个超常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的西欧，显示了托克维尔早就归纳出的美国的某些特征，也就是他展望旧大陆未来的特征。

他虽然缺乏经济教育，但并没有陷入比他造诣更深的许多经济学家的悲观主义。他已经考察过并旦富有前瞻性地进行预测的那种民主社会，首先关注的是福利；它们凭借工业和商业富裕起来；它们没有把这些财富只留归少数人，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大多数人，因为它们主张平等原则。在今天已经超越工业化初始阶段的自由社会中，托克维尔敏锐的合理预见难道不是已经得到证实了吗？今天的自由欧洲在许多方面更像托克维尔所想象的欧洲，而不是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积累所预言的那个欧洲。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身后的时来运转，除了幻想的天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历史的峰回路转。

美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或者低估托克维尔，因为他们饮佩他是一个对他们的制度和习俗做出明智判断的学问家，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同样，英国人赞赏他是一个接近他们的法国人，是一个超脱了法国人对立的两派——否定或者无条件赞美大革命——的典型态度的一位贵族和自由派：他之所以接受大革命，是因为大革命已经发生，但他并不为大革命歌功颂德。不可避免的是民主运动，而不是革命风暴。这样的风暴不仅把古老的贵族“连根拔起”，而且给自由造成了尚未愈合的创伤。

在法国，托克维尔既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又被怀疑为共和派，得不到任何宽容，不受任何人青睐，无论是右派或者左派、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对于他的著作，撰写法国大革命史的历史学家们釆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19世纪末的共和党人们更喜欢米拉波、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也许，要最终还原1789年革命的本来面目，必须揭开1917年革命的面具。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1885年，托克维尔在读者中间引发的感受即使不是愤怒，至少也是惊诧。他写道：“我举目环顾一下这伙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真为这种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在这样的时刻，国家参议员的年薪高达25000法郎，而普通工人每天出卖苦力所得只有几文饯。以农民和工人为一方，以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遗老遗少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深，以致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把自己的营地建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今天部分成为事实的东西，在那个时刻却是离法国的实情十分遥远。认识到机遇的极端不平等和工业化的冷酷的托克维尔，为什么只为个人自由感到担忧？使他感到心寒的是，数百万劳动者在非人的贫困生活中挣扎的那个时代的普遍单调划一面貌。

作为旅行家，托克维尔洞察全部现实，毫不隐讳任何观察到的现象。但他并没有把它们全部装进他的解释系统的框架、他的总体世界观。他属于高等贵族，并非是由于他的祖先的地位、财富或者资力。托克维尔考察了他分别称之为民主的或者平等的天命运动自11世纪以来的历程。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论中，他同时追溯了贵族、领主的没落和走向平等的进步。这种进步包括其他权力——教会、王室、商业等等的形成，从而限制了贵族——曾经把全部权力归自己占有的这个贵族的统治。贵族统治，乃是“权力是人对付人的唯一手段”，“而地产则是强权的唯一源泉”的时代平等运动与封建制的解体相汇合。大革命则是其结果，但没有使它停步；恰恰相反，革命加速了它的进程；加强了行政的中央集权化，完成了旧王朝的未竟之业。

身为旧制度的贵族，他注视着国家的勃兴，也就是公职人员的勃兴，以及贵族阶级随后的没落。他以民主运动和平等原则的名义，张开双臂欢迎随着贵族阶级的灭亡而诞生的一个新社会，亦即他所说的民主社会的降临；他倾向于把法律地位的平等与社会地位的平等叠合起来。一切促使我们认为，他在美国找到了他所探索的东西：他所发现的与其说是思想的源头，毋宁说是观念的验证。很值得花力气仔细读一读《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论”，特别是对于本质上是同一回事的美国和欧洲民主革命的比较：“我所说的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好像差不多接近了它的自然极限。在那里，这场革命是以简易的方式实现；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我们进行的民主革命，就收到了这场革命的成果。十七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

在加拿大，法国移民并没有随身带来民主原则；由政府决定搬迁整个村庄，不能扎牢一个新的社会的根子；恰恰相反，这种做法意味着在新的领土上重建陈旧的等级制：农民，神甫，法律顾问，贵族。直到20世纪中叶，教会的势力才在魁北克于若干年内开始瓦解，托克维尔所说的意义上的民主原则始得以确立。然而，在此时，这个原则在平等的旗号下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东西。

为美国的母本理念注入了灵魂的移民们，在推行民主原则的同时，传播着他们的信仰。他们下船登上这片广袤无垠的大陆，这里的印第安人人口稀少，为登陆者留出了广阔空间。垦荒者的平等扩大了信徒的平等。垦荒者在慷慨的大自然中所依靠的是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动；信徒通过自己寻求着上帝之路。怎么能不提岀托克维尔毋庸置疑地回答的一个问题：在1835年，新大陆是否代表着欧洲的未来或者一个移民社会的春天？难道不应该问一问，一旦这片大陆得到开垦，移民安居乐业之后，美国社会是否会逐步凝结而近似于历史上的社会？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同样的运动是否最终在美国或者欧洲取得了胜利？

就政治而言，美国在本质上不同于欧洲国家。也许存在着一种美国文明；美利坚合众国肯定无疑是美国人的一个共和国；但不是欧洲所指的同样意义上的一个民族或者族群。一个美国人即是一个面对宪法宣誓效忠而取得护照和国籍的美国公民，今天依然如此。联邦是借助宪法建立的；今天依然是借助宪法，联邦得以保持。没有了宪法，来自数十个不同人种的几百万美国人将丧失他们的认同性，解体为一群无定形的乌合之众。历史上的族群能够历经多次革命而不丧失自己的认同性。革命一词在欧洲所说的意义上是指冒险推翻“政体”（polity）这种政治实体以及宪法，因为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一个移民的联邦是通过各个州的共同意志建立起来的，而民族不是通过几个世纪的共同生存、记忆和希望所能形成的。

我们姑且把移民社会与历史社会的对立放在一边。历史是否证明托克维尔言之有理？民主原则是否像他在新大陆所见到的那样，最终在欧洲赢得了胜利？抑或完全相反，不平等——部分来源于历史，部分是由社会竞争和特权的传承所制造和再生的不平等，在所有的现代社会中进一步加剧、强化和稳固了？

答案并非不言自明。在20世纪的近25年里，对于我们社会的解释所引起的争议，并不比以往对现代社会的解释本身少。恕我冒昧直言，对于19世纪末人们用一个新名词称之为“社会问题”的论述，托克维尔不敢稍有懈怠，它也是社会主义者从19世纪初开始置于他们思考中心的话题。对于我们这些饱受马克思主义浸淫的人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的复苏时期被重新发现的托克维尔身上看到的令人感到焕然一新的东西，恰恰是对于以社会平等和政治自由为中心的历史的思辨，而不是关于阶级斗争或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思辨。

许多批评家指责托克维尔对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时代的工业认识模糊，几乎不置评论。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本人有时试图抬髙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的书简的地位，把它们置于《论美国的民主》之上。但文本本身胜于雄辩。托克维尔写道：“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民族像美国人那样在工商业上获得过如此迅速的发展。……美国人踏上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才刚刚不久，但他们已使自然界改观而为他们服务了。……美国使我们感到最惊讶的，并不是它的某些工业企业规模特大，而是它的企业多得无数。……美国人使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因为他们全都在搞工业。”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论战的靶子的对于工业企业的描写：“因此，每天都可以看到，最富裕和最有知识的人再将自己的财富和学识用于经营工业，并通过开设大工厂和实行严密分工的办法去满足各方面的新需求。这样，随着人民群众转向民主制度，专门经营工业的阶级便日益贵族化。……这批贵族只专心搞实业，或者说只在某些实业部门，在整个社会里他们与众不同，是一批怪物。……老实说，今天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总之，我认为我们亲眼看见其成长的实业贵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贵族。但是，它同时又是最受限制和危险性最小的贵族。”

工业贵族只能同托克维尔认为是真实的、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贵族进行比较。他在厂主和工人之间发现了一种一直延续至今的中性的功能关系：“工厂主只要求工人给他做工，而工人只希望工厂主给他工钱。”但他并不排除这种状况：“贵族制度和身份的永久一旦在侵入这个世界……它们一定是由这扇大门溜进来的。”

不能说一个由厂主组成的贵族阶级已经形成，并且赢得了整个社会。诚然，临近19世纪末，工业主的权力成为热烈争论的对象。工业的集中化，跨国公司依然是我们的文明的最典型的现象之一。毫无疑问，托克维尔没有感悟到技术官僚机器的形成，而马克思却曾预言这种技术官僚机器的发展将像毒瘤一样势不可挡。但是，有约束和冷酷的贵族既不代表我们社会的特征，也没有统治这个社会。厂主与工人之间的战争在新大陆并未发生。我不指望三言两语就解决“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只想至少提到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原因：在美国，这个新贵族是崭新的，它不是传承自特权等级，而来自人人追求成功、人人都有机会的移民群体。具有历史传统的民族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法国大革命铲除了旧贵族的根子，将富翁们扫地出门，却养肥了武夫将帅、食利者、国产收购者、军火供应商，使他们一夜暴富。并非没有贵族野心的一个新领导阶级，从革命风暴中降生。托克维尔预测的地位平等依然离他十分遥远。

在美利坚合众国，富人（庄园主和奴隶除外）并不构成一个阶级，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同旧贵族结合起来。他们没有保存受到长期排斥和轻视的记忆。托克维尔在大西洋彼岸观察到的地位平等，没有降低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依然是真实的体验，尽管存在金钱的不平等。这种地位平等得到美国梦或者说美国神话的滋养。“所有职业皆有的工资，在所有人中间平添了一种家庭氛围……仆役通过获得工资这种观念，并不感到地位低下，因为美国总统同样为了获得一份工资而工作。无论是指挥他人或者为他人服务，无不得到相应报酬。”

在今天的美国，也许残留着这种劳动平等的某些东西。诚然，在接受“调查人员”调查时，美国人确认一种职业等级制，这种职业等级制本质上同欧洲人在这方面以同样方式确立的等级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也许会说，职业并无贵贱之分，而只有挣钱难易不等。一些手握博士文凭的人，一旦被某家名牌公司解雇，也不会拒绝在一个加油站打工。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美国社会保存了一个移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居民具流动性，南方的黑人北上，数百万人充实了西部各州。在这方面，移民社会依然深刻不同于多少个世纪以来定居和眷恋故土的具有历史传统的社会，尽管在那里农民儿乎已经消失。

在这些评论背后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托克维尔究竟揭示了现代的本质，抑或只是赋予了现代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辩解？确实“一切极端都缓和和软化”了吗？我们真的能够把目光投向“这伙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吗？这种普遍的单调划一是否正在剥夺人类的斑斓色彩及其丰富性和不同性呢？

可以说，托克维尔跳过了无产阶级与产业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世纪，跳过了旧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工人群众的贫困化，已经看到了小布尔乔亚社会，这个社会关怀不同于自己的同行和大企业的小企业。同样，他预见到了社会的中产阶级化，因为民主首先关注福利；预见到了国家权力和职能的无限扩展乃至福利国家。但在核心问题上，他说得是否正确：今天的人们是否“雷同”、“类似”、“一样”？托克维尔是否是一种双重幻想的牺牲品：把1835年的开垦者们的平等与公民的法律平等混为一谈；把贵族的不平等与才能不平等混为一谈？现代社会将所有的青年送进同样的学校；赋予他们以从事一切职业的同样权利；为他们提供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运气。但它重建了某些等级制度——收入、名望、权力的等级制度，凡此种种虽然不是法律认可的，难道不是同样也对人们产生影响，从而驳斥了上述雷同的芸芸众生之说所隐含的观点吗？

我认为无论是在法国或者美国，平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显地构成政治论战的中心。美国黑人的斗争是以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名义发动的；平等的要求然后针对进行竞争的条件；美国的观念应诺人人具有同样的机会、同样的机遇权利；黑人所处的地位嘲讽着机会平等的格言；由此产生了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关于歧视的法律论战。最后，在逻辑上的而不是时间顺序上的第三阶段，产生自竞争的不平等，成为争议的对象。J. 罗尔斯的名著《正义论》证明了平等原则的持续性、现代民主的发源和源流。

因此，我觉得托克维尔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样，成为我们的争论的焦点。以往被认为丧失理智的主张，若干年来无疑必须加以严肃地对待，不管你接受与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的社会主义，使自由观念变得更加鲜明。虽然极权主义表现出深刻地有别于粗暴的专制主义，自由-平等的辩证法依然占据着思想——至少是西方思想——的中心。

在设想因几乎危及所有人的贫困或者大多数人的中产阶级化而几乎没有分化的大众时，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两位思想家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西方国家，托克维尔的描述保持着同现实的若干联系。两位思想家都低估的东西是社会角色的不可避免的等级制，基因遗传的不等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民主消除着旧制度保持的各种差异，经济和技术增加了职业的多样性。任何职业都不排除极端情况。

托克维尔是否配得上介乎奥古斯特·孔德与卡尔·马克思之间，继孟德斯鸠之后身居社会学奠基人之列，或者也许身居社会学思想的最典型代表之列的地位？有人认为，与其说他是社会学家，毋宁说是政治学家；也有人认为，他是严格的社会学家，但不具备一套坚实的方法，不具备一种社会系统的表达。他既没有弟子，也没有任何人以研究他作为立身扬名之本，难道不就是这方面的证据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诸如此类的非议我觉得是有根据的。试图从他那里寻找同孔德的体系或者马克思通过经济对历史进行的解释（或曰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等同的论说，那是徒劳的。与此相对，托克维尔的两本巨著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学思想的范例性的论述，从整个社会环境及其未来前景着眼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和1789年革命的尝试。对于美国民主及随后对于法国大革命做出解释：托克维尔触及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并用观察家、历史学家和《论法的精神》的读者的方法对他们进行论证。

正如大家经常所说，托克维尔确实不同于孔德和马克思，没有提出一种社会理论或者横跨各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的理论。同样确实的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孟德斯鸠的教导，即一个社会的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的联系。借用流行的话语来说，各种概念包含着社会学技术语言中的等同表述。

托克维尔探索孟德斯鸠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普遍观念；他在美国找到了一个相关的母本观念；他把法律与习俗、规则与宗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行政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是能够揭示细节和综观全局，亦即能够洞察决定制度并使之有可能延续的深层原因的一个观察家对于美国制度的描述、分析。该书第二卷使读者更加震惊；发展通过地位平等来界定的民主的果实，这样的尝试出自一种勉强可以解释的雄心。人们能否看到和预见到民主对于美国知识界的运动、美国人的情感、真正意义上的习俗的影响，民主观念和民主感情对于政治社会的影响？他认为除了依然离其起源很近的1835年的美国，在其他任何情况——英国和法国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启发：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同等程度上表达一个母本理念——由可以说刚刚产生自联邦宪法的一个设想所创造的母本理念？恰恰是联邦宪法赋予了这个国家以政治存在及普遍意义，因为它的母本理念标志着欧洲的命运。

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人敢于冒险照搬《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的模式，重新进行类似的探险。但奥古斯特·孔德或者卡尔·马克思像托克维尔一样，他们的预言也同样遭到不少非议。同官方社会学家们的论调相比较，托克维尔的设想表明多少是适度的。除此之外，必须在社会与政治之间保持最优的平衡。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在社会的观念化并通过这种观念化来确立：不是各个小群体，就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在孔德和马克思的著作中，这种思维方式同古典哲学切断了联系，从而把政治制度归结为社会地位的产物或者上层建筑。在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思想中，依然残留着圣西门观念的某些东西，即管理物代替治理人。但时至今日，源于政治的社会学家们的判断已经很清楚地辨明了是要专制主义还是要自由这样一个世纪的选择。

弗朗索瓦-费雷正在同学院的大革命史学逬行清算。在他的最近一部著作中，费雷特别列举了两位作者——托克维尔和奥古斯丁·科尚（Augustin Cochin），前者通过前因后果理解了大革命，后者理解了思想界、现代政党的产生和雅各宾主义的本质。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卷的注释中，有一个谈涉及各个革命派别的理论，其中最著名和最可怕的便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或者似乎产生了一个世界上新的革命者种族。人们确实看到从法国大革命中出现了一个似乎是世界上新的革命者种族，而且继续活动着，这是一个不安分的和具有破坏性的种族，随时准备推翻一切，却不会建设；它不仅实施暴力，蔑视个人权利和压制少数派，而且花样翻新，公开鼓吹必须这样做：它在自己的学说中宣称不存在个人权利，或者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个人，而只存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随吋随地使用一切手段的群众。”也许，揭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秘面纱，乃是重新发现奥古斯丁·科尚和理解雅各宾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图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扉页。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56。[图源：loc.gov]

各种事件不论大小，今天无不给托克维尔增添光彩。有谁预料到起源于贵族的代议制机构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依然是个人自由的唯一的最好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分裂铸造了特定的大西洋的团结，把欧洲民主与美国民主之间的比较提到了日程上，从而也就把托克维尔的著作推上了前台。我力排众议，将这篇评论拟了一个“重新发现托克维尔”的标题，不知是否有道理？

托克维尔肯定没有被遗忘。1856～1934年间，《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法国重印了6版，总数达到25000册。1918～1939年间的4个版本表明，这本书的读者面不很广，但每版印数总在1000册～2000册之间，于4～5年里售罄。在1938年前后，法国大学学生总数只有50000人，而对于托克维尔感兴趣的只有政治学院。一个新的事实也许是，托克维尔深入渗透进了由于学习历史和社会学的学生蜂拥入校而急剧膨胀起来的各个大学。

这种渗透并不能保证托克维尔的著作像畅销书《法国病》一样，很快拥有几十万读者。它更不表明托克维尔像马克思、孔德和涂尔干那样，今天依然自成一个学派，拥有众多弟子。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他缺乏一个体系或者一种方法，虽然在美国和英国要求学生研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用来学会观察、分析和解释社会现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所显现出的最大长处是，托克维尔没有就事论事地进行观察和演绎，而是凭借直觉和推理的混合做出预测。他从还不存在社会法，工厂的工人尚未得到失业、疾病和事故保障权利的那个时代的行政权力、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制度是监护专制主义。

在我看来，《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是一部值得赞赏的著作，而不是一个应该效法的模式。托克维尔的现实意义应该首先激励我们用扩展了的认识，来重新探讨他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对大西洋两岸的民主进行比较。至于托克维尔研究，还存在着一大空白：尚无人撰写过一部托克维尔的传记，而这正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擅长的体裁。

〇本文节选自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等《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第一章“重新发现托克维尔”，第1-14页，陆象淦、金烨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A teoria crítica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一书的封面。该书作者是Felipe Moralles e Moraes, 2019年由Editora Fi出版。[图源：researchgate.net]

〇专题策划人：烟波

〇编辑 / 排版：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