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圆滚滚，今往何处去｜一份足球社会学清单

导言

放下一切纷扰、专注于纯粹的足球构成了世界杯的基调。新冠、战争、政治在进球面前暂时被忘却，所有的激情与目光都投射在运动员的传球、过人与射门上。全球人民忘我地卷入了世界杯的盛会之中。

然而，世界杯不仅仅是纯粹的足球竞赛，而是一项关于足球的社会事件。越过一场球赛的胜负，我们将看到它的“世界性”。法国与阿根廷的决赛即将到来，世界各处都有期待与关注的目光，这些“球迷”构成了足球赛事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正是热爱足球的人使得足球赛事成为可能。球迷与球员的二维互动使得足球不仅在足球场上来回流转，更使足球超越体育项目本身，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之中。在科特迪瓦，将国家队三次带入世界杯的德罗巴在镜头前跪下，最终给内战划上休止符。在巴西，一代代“桑巴舞者”表明足球与舞蹈早已融入巴西人的血液，成为巴西国家-民族建构的重要支柱。在阿富汗，小男孩用蓝白色的塑料袋做成梅西的球衣，足球成为战火中的一方净土。我们用双脚感知足球向何处滚动；也在社会学的视角下，感知和审视它与地球如此相似的形状。

本专题将通过一系列具有社会学视角的文献，展示社会生活中足球的不同面向。专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足球的社会意义、球迷的亚文化形态、以及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女子足球的社会影响。世界杯推广着作为体育的足球，本专题将试图推广作为社会事件的足球。足球是圆的，地球也是圆的，一切都有可能。

Duke, Vic, 1991，The sociology of football: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1990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39(3), 627-645.

本文是一篇综述性的文章，反对1990年代前“足球流氓”（hooliganism）的主要研究视角，通过展示1990年代英国足球的新发展状况，提出了超越这一视角的研究议程。作者认为，1990年代的英国足球整体上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表现为比赛上座率提高、暴力事件减少、相关的文献资料增加、世界杯冠军激发的足球热情、重返欧足联比赛、足球的赞助增加以及电视转播的广泛发展七个方面。但是，这一时期的足球发展与政治关联性甚高，尤其是英国与欧洲的政治分歧直接体现在欧足联与英国足协关于球员身份、比赛资格与俱乐部赞助的相关讨论上。基于以上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关于足球的社会研究应当超越足球流氓，关注到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面向。作者提出的议程包括现代化、球迷组织与出版物、欧洲范围内的历史比较研究以及关于足球的人口学研究四个主题。

这篇文章发表于1991年，是足球社会学较为早期的学术文献之一。文章一方面表明，关于足球流氓的研究在长时间内是足球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极端球迷群体在比赛后产生的骚乱与暴动是足球成为社会事件的重要契机。同时，作者也提出了许多超越这一视角的研究议题，表明足球与社会的连结仍然有待探索。

1990年，莱比锡火车头俱乐部的球迷在FDGB杯比赛前和什未林迪纳摩队的球迷相遇。[图源：wikipedia]

Finn, G. P., & Giulianotti, R., 2002, Scottish fans, not English hooligans!: Scots, Scottishness and Scottish football. In Fanatics (pp. 209-222). Routledge.

本文是一篇着眼于苏格兰球迷的实证文章，在现代足球起源地英国关注球迷的身份认同与行动策略。作者提出两种球迷的分类，即“狂欢派”（carnival）与“流氓式”（hooligan），前者指友善的、善于交际的、非暴力的球迷群体，而后者则是卷入与其他极端球迷群体暴力冲突的一部分球迷。这一分类造成了苏格兰球迷内部的某种分裂，前者代表了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苏格兰话语，这种话语在国际赛事上格外受欢迎；而后者则以对英格兰的反对为核心，在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比赛尤其显著，造成了1977年至1985年间的多次惨案。最后，作者分析了媒体对这两种话语的作用，在巩固苏格兰身份的同时，苏格兰球迷作为一种对外的“使节”承担着反对英格兰话语的作用，这也回归了本文的标题，即苏格兰球迷最为深刻的认同是“苏格兰球迷，不是英格兰流氓”。

与Duke的文章类似，这篇文章也试图在主流的“足球流氓”议题之外寻找新的空间。而与前文不同的是，作者没有从球迷群体之外寻找不同点，而是关注到了球迷群体中非“流氓”的部分，例如苏格兰球迷，并进入他们的话语体系进行分析。本文的节译版可参见陶东风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

von Scheve, C., Beyer, M., Ismer, S., Kozłowska, M., & Morawetz, C, 2014, Emotional entrainment, national symbols, and identification: A naturalistic study around the men’s football World Cup. Current Sociology, 62(1), 3-23.
根据部分理论，集体情感，尤其是情感娱乐（emotional entertainment）——即仪式期间与他人之间的情感协和感，能增加对某个社会团体的认同感。其次，情感娱乐应能在赋予仪式中的团体符号情感意义，影响与团体相关的态度及团结精神，影响甚至在仪式语境之外。
研究将2010年世界杯视为一个仪式化、聚焦国族的环境，通过自然主义研究测试这些预设。具体而言，研究在氛围浓厚的参赛国德国，通过线上形式招募参与者，筛选后在2010年世界杯前后展开两轮测量参与者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象征的情感意义及世界杯期间的情感娱乐，最终获得98人的有效结果。两轮测试分别在2010年6月11日世界杯开始两周前，及2010年7月11日结束的4–16天后进行。此外，本研究也回溯性评估了世界杯举办期间体验到的情感娱乐。结果显示，比赛期间的情感娱乐，能够预示赛后国家认同感及民族象征物情感意义的变化。其次，情感娱乐部分调和了两者在世界杯前后的关系。
Christian von Scheve为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Manuela Beyer为开姆尼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Sven Ismer为马尔堡大学运动科学与机动学研究所博士后；Marta Kozlowska为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Carmen Morawetz为因斯布鲁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束长生，“巴西足球与国族构建”，《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1年第1期。

十九世纪末期，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被引入巴西。一开始足球是专属白人精英的运动，但在工业化背景下，工人阶级对文体消遣的需求与政府、资本家谋求社会生产稳定的需求不谋而合，使足球逐渐在巴西社会各阶层传播开来，各类比赛的兴盛也带来足球的职业化和足球技巧的发展。

同时作者也指出，从1930年代开始，在瓦尔加斯（Getúlio Vargas）的统治下，巴西政府便把足球作为构建国族认同和平息政治动荡的工具，如吸收黑人和混血球员来特显巴西国族的包容性。但掩盖在这之后的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平等表明，这是精心打造的“种族民主”神话。政府对体育运动进行制度干预，并利用媒体（如广播、电影、音乐）的宣传、教化，整合起不同地区、种族和阶级的巴西民众，灌输民族主义思想，构建了巴西的国族认同。

此外，作者也提到“球迷共同体”现象：绝大多数球迷与足球队保持着某种情感联系——因为它代表了球迷的故乡，或者是因为它代表了球迷们居住的城市、社区或社会阶层。这也使得个体球迷之间，因寻求身份认同、集体认同而结成“球迷共同体”，并以此区分“他族”；基于球赛的对抗局势，球迷集体之间的“敌对/友好”关系也会不断转换。

Wrack, Suzanne, 2022, A Woman's Game: The Rise, Fall, and Rise Again of Women’s Soccer, Triumph Books.

足球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展现阳刚气质的典型运动。在足球场这样一个由男性主导且注重性别差异的场域，女子足球经常被边缘化。

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女子足球赛就已经能吸引到5万名球迷前来观赛。但好景不长，英国足协以“该运动不适合女性”为由禁止了女足。近百年后的2019年，美国vs荷兰的女足世界杯决赛吸引了8200万美国观众；而冠军美国女子国家队，近年来通过法庭向美足协施压，争取球队资金和同工同酬的权利，以匹配她们在国际赛场优于上男足的表现。这一行动也鼓舞了更多国家的女足运动员。

本书便梳理了这段曲折的女子足球发展史：它是如何发展、衰落，然后再次于世界兴起走到今天的。通过史实和作者多年的行业观察，本书还挖掘了这一历程背后的诸多问题并尝试解答。比如，尽管近些年世界范围内涌现不少女足联赛，女足逐渐走上职业化轨道，但诸如工资标准不统一、缺少赞助、足球管理机构的腐败和运营不善等问题，都在拉扯新生女足联盟的前进脚步。且直到如今，女子足球仍被一种厌恶女性的刻薄非议包围，这与整个社会文化中仍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息息相关。作者提出足球场是“男性逃避现实”的地方，而女性通过进入这个男性领地来反抗压抑她们的体制。

本书作者Suzanne Wrack是英国《卫报》和《观察家报》的女足报道记者。

Tate, Tim, 2015, Girls With Balls: The Secret History of Women's Football, ReadHowYouWant.

本书追述了一段女子足球少为人知的早期历史。在作者看来，过往记叙伟大女子足球运动员生平的传记偏向私人，而聚焦社会政治论述中足球与女性气质关系的研究又或难免平面。本书夹叙夹议，从本国女子足球发展观晚期维多利亚时代至二十世纪的英国社会变迁。一战期间，尤其是北英格兰一带，工厂中女子足球队风行。及至二十年代，女子球赛已蔚为奇观。然而，草根女子足球的成就却引起专业男子足球协会的不安，最终于1921年12月决定禁止女子参加专业足球比赛。该禁令直至1971年才受撤销，然而对于近代英国女子足球的先驱——Dick， Kerr Ladies——来说，这一承认来得太晚了：该组织已在六零年代解散。作者Tim Tate为英国纪录电影制作者及畅销作家，已出版十数本非虚构纪实文学。有趣的是，作者自陈并非足球球迷，相反则对橄榄球运动涉足更深。

Ivandic, R., Kirchmaier, T., & Blas, T. I., 2021, Football, alcohol and domestic abuse,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球赛之后家暴事件的增长，已经被媒体广泛报道。英国一个团队2021年的研究数据显示：整体而言，足球赛确实增加了家暴的风险，通常在比赛结束后，家暴行为开始增加，并在赛后的10-12小时内达到峰值。这些男性对女性伴侣实施的暴力行为，只在肇事者受酒精影响的情况下出现。当比赛的开球时间较早（中午或下午），肇事者在赛后仍有较长时间的酒精消费时，(当晚）家暴风险程度被估算为是最高的。

这一结果表明，体育赛事本身并不会引发家暴，而是通过与受害者的接触，以及过度饮酒共同造成的。研究建议，将比赛推迟到晚上开始，并安排在工作日进行，有助于防止一定数量的家暴事件。此外，鉴于电视广告和场内广告频繁提及酒精相关字眼，作者认为，限制足球比赛期间的酒精营销和酒精品牌对职业球队的赞助，也将有助于减少家暴数量。

Aktan, D. 2021, Sexuality politics on the football field: Queering the field in Turkey.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64 (2021): 151-172.

足球或许是最排斥酷儿群体的运动之一。足球场这个大多被认为是男性和异性恋主导的空间，却也成为2015年土耳其少数群体的一个抗争场所。本文聚焦这群酷儿身份的业余足球运动员，看他们如何挑战现有的、难以撼动的结构。

关于足球场作为一个抗争场所，作者归纳为三类主要途径：抵制足球，即反对现有足球场域的形态；通过足球来抵制，指的是将足球场作为一个工具，向更广泛的公众传达他们的政治主张；为足球而反抗，意思是为了能够踢足球而斗争。作者尤为关注第三类，在她看来，这是最朴素最基本的一项诉求。通过对于这群土耳其球员的观察和深度访谈，作者试图理清，性取向和空间取向上的联系是如何形塑了身体的行动范畴（从规范和能力上），而这些球员们又是如何跨越空间和性别的边界。球员的斗争并非为了被纳入传统的足球场，而是为了解构现存足球比赛的管理规则。球场的酷儿性，因为被边缘人士的进入才变得可能。最后，作者反思“酷儿公域”（queer commons）这一概念，以及酷儿社群的结合、归属和边界形成的过程。

作者Deniz Nihan Aktan是比萨高等师范学校政治学和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生候选人。自2017年以来，她和她的足球队一起组织了Queer Olympix——目前土耳其最大的LGBTQIA+公共活动之一。

贝淡宁，2010，《中国新儒家》第六章《体育政治：从2006年世界杯到2008年奥运会》，吴万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关于世界杯，加拿大学者贝淡宁观察到，即便没有自己国家的球队参与，中国依然有大量普通市民对此感到疯狂。另一个更细节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总是特别热情地支持如德国、阿根廷、英格兰等“传统强队”。除了强队有较好的观赛体验外，作者认为，这种偏爱的背后也许有“国际主义者的特殊民族主义”在起作用。

在中国，体育与政治总是分不开的。例如中国第一次决定直播世界杯的时间是1978年；在官媒的努力下，中国人对国际事务兴趣浓厚；运动员的金牌数量，也关乎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贝淡宁看来，民众为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其他足球强国喝彩背后，有着对于自己近现代历史遭遇的心态之投射。彼时的作者看到，作为政治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金牌至上的体育体制之间，有着相反的理念立场，他期待着随着中国金牌数量的增加，前者能开辟一些空间，反思体制带来的民族主义等危险。这是一篇写于2006年世界杯之后、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短篇，若配合全书及后续发展来阅读，或许有更丰富的发现。

Millward, P. 2017, World Cup 2022 and Qatar’s construction projects: Relational power in networks and rel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to migrant workers. Current Sociology, 65(5), 756–776.

2022卡塔尔世界杯举办前及期间，工程劳工的人权问题曾一度引起公众注意。作者Peter Millward2016年发表此文，聚焦2022卡塔尔国际足协世界杯基础建设项目的外来劳工，研究举办该赛事的卡塔尔国之于这些劳工的关系性权力与责任。当时，这些工人受卡塔尔的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制约。记录显示，大量外来劳工因工受伤或去世。甚者，许多工人反映居住清洁条件恶劣，护照受本地保证人（kafeel）扣押，或工资遭拖欠。这些情况引发许多国际NGO的批评。这篇文章采用关系社会学的方法（Crossley 2010），讨论对于伤亡疾病的“责任”如何在主要参与者间转移。这些主要参与者包括卡塔尔国、国际足协、世界杯赞助商、建筑承包商、分包商，及在异国当地招聘工人的招聘机构。

作者的数据主要来自LexisNexis数据库中收集的访问材料及官方声明。框架上，作者则在Crossley（2010）视社会为其中的关系基础上，批判性沿用了Castells（2009；2010）视资本为基础权力关系的观点，并延续了Timms（2012a；2012b）对全球化社会中国家与企业间转移对境外劳工责任的研究。作者认为，在卡塔尔外来劳工及世界杯工程劳工待遇问题上，除直接与劳工打交道的招聘机构外，其他五类参与者皆在相关网络中有相对性权力。在此意义上，卡法拉制度制造了工人遭受恶劣待遇的条件，而这些参与者间的关系则实质创造了这些现象。尽管“深感抱歉”可以作为一种承担责任的表述，这五类参与者却在这类表述，排除并转移了自身的责任。

作者Peter Millward现为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社会学讲师，研究兴趣涉猎运动社会学及关系社会学，代表作包括与Jamie Cleland、Dr Mark Doidge及Dr Paul Widdop合著的Collective Action and Football Fandom（2018）等。

拓展阅读

足球的社会意义：

Cleland, 2015, A Sociology of Football in a Global Context, Routledge.

Darby, 2013, Africa, Football and FIFA: Politics, Colonialism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Garland, 2001, and Michael Rowe. Racism and Anti-Racism in Football.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莫里斯，2018，《为什么是足球》，易晨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张雪艳，2017，《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南非足球文化》，成都体育学院（硕士）。

球迷的亚文化形态：

Cleland, J., Doidge, M., Millward, P., & Widdop, P., 2018, Collective Action and Football Fandom: A Relational Sociological Approach, Palgrave Macmillan.

Sandvoss, C., 2004, A Game of Two Halves: Football Fandom, Television and Globalization, Routledge.

King, A., 2000, Football fandom and post‐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New Europ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3), 419-442.

〇封面图为赛场上的足球。[图源：researchoutreach.org]

〇策划：zyy

〇内容：zyy/松鼠/衔蝉/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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