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洲 | 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再生产：政治记忆的双重刻写

专题导言

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

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现象学和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重点研究方向包括政治记忆、政治仪式、政治象征和政治认同等，主要著作有《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等。

摘要

政治仪式与政治记忆在形式和内容上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两者在政治实践中呈现出明显的相辅相成关系。在政治仪式中存在着两种政治记忆的刻写模式：规范性刻写和事实性刻写。它们分别揭示出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经验如何进入政治记忆，并藉此转化为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范式和常识，从而实现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

在人类悠久的政治生活中，记忆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之一。保存、展示、重塑和解释记忆的实践活动在政治行为系统中充当着核心组件。政治仪式便是这种组件之一。在古代社会中，“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祀是各种祭祀礼仪，属于政治仪式的范畴；戎是军事活动，无论是“春猎冬狩”的练兵仪式，还是“沙场秋点兵”的阅兵仪式，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仪式之一，其历史与祭祀同样悠久。世易时移，虽然现代社会掀开了政治仪式的神秘面纱，但并未将之视作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传统孑遗。事实上，政治仪式仍是一种政治权力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将自身的仪式原则和仪式经验通过操演过程，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发挥出政治范式和政治常识的作用。

政治记忆与政治仪式

各种群体性记忆概念（如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等）之间的边界争端不断，但在政治见解上达成了一种低度共识，即记忆活动中的主体——尤其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力诉求的组织、团体或实体等——在政治生活中通过对历史经验的集合和筛选，彰显出一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图，并作用于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我们将这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群体性记忆称作政治记忆，它是往昔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与价值理念的总和。

政治记忆立足于“现在”，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往昔”的政治生活进行“引证”。政治仪式与政治记忆之间有共通之处，亦是按照某种标准处理“现在”和“往昔”的关系。仪式是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着的界域严明、规则严格、重复操演的特殊行为，有着极其繁多的种类，政治仪式是其中具有政治意义或发挥政治作用的一种。就内容的涵括范围而言，政治仪式比政治记忆要单一、狭窄得多；同时，政治记忆完全包裹着政治仪式，缺乏政治记忆的指导和供应，政治仪式将无法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仪式需要从政治记忆中吸收必要的信息，但它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主动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自成一体地传承和生产政治记忆。这种相互依存又并辔齐驱的内容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治仪式依赖政治记忆为生；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政治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形式意义上，政治记忆与政治仪式之间的关系普遍而深刻。政治仪式一直都是政治记忆得以承继的重要途径，其规律性的重复行为、苛刻的程式需要和别具一格的表现方法，能够令政治记忆在历史长河中得到较为完好地留存。此外，政治仪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形态也佐证了其与政治记忆之间关系的普遍性。殊为关键的是，政治仪式通过与其承载内容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对系统性的实践原则和规范的强调，成为政治记忆的一种持存模式。这一模式得以成型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仪式和政治记忆在主题和诉求倾向上的一致性，使得两者在政治系统中形成一种稳定的“行动—意义”结构。这种结构最为简明的形态之一是“政治仪式—政治秩序”，它类似于宗教系统中的“仪式—教义”结构或群体系统中的“仪式—信仰”结构：仪式作为这些结构中的基本构件，既突显出系统在意识层面上的“最本质的要素”，又在结构功能层面上“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从而维系了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政治仪式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转化时，遵循某种较为固定的模式，这一点在政治记忆的刻写阶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政治记忆与其他类型的记忆相似，基本包括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这些阶段在程序上具有一定的逻辑次序：首先，唤起对某些特定时空的回忆；继而，重新组织或构建选定的内容，如为过去包裹具有新特征的外壳甚至注入全新的内涵；接着，对新的记忆进行固化，用各种方式将之保存并给予其存在的认同感；最后，将得到固化的记忆传继下去，主要通过在个人、群体和各种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刻写得以实现。从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在唤起、重构和固化三个阶段中，政治记忆完成了其“常规性”的权力处理程序，即在最为基本的层面上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生产活动；再生产意味着生产过程的重复、连贯和扩大，这主要是在政治记忆的刻写阶段来完成。我们将政治仪式中的记忆刻写模式分成两种：规范性刻写和事实性刻写。这两种刻写模式分别揭示出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经验如何进入政治记忆，并藉此转化为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范式和常识，从而实现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政治记忆的规范性刻写

规范性刻写指的是政治仪式将其基本原则镌刻在政治记忆之中。在此，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其操演过程中遵守的行动规范，而是对日常政治生活中具有范式意义和作用的系统性政治价值的特殊编码，描述的是本质性的政治权力关系。例如，中国古代的阅兵仪式和新中国的国庆阅兵仪式在行动规范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反映出的政治价值完全不同，所描述的权力关系也殊为相异。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超越了仪式实践的具体特征，表现为一套整体性和象征性的认知和理解标准。如果不掌握编码的规则或缺乏正确的解码程序，这套编码就是一团难以直接阅读和理解的杂乱符号。我们认为，政治仪式对政治生活的编码规则以合法性建构为旨归，而解读这些编码则需要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充当解码器，它将充满象征意义的仪式原则转译为能够在政治生活中被直接理解的政治价值或秩序。

规范性刻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编码解码过程。首先，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以指向合法性建构为前提，对政治生活范式进行编码；其次，政治记忆的刻写作为一种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对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进行解码，又将解码所得作用于政治生活的范式层面；最后，受到影响的政治范式继续成为新的编码对象。

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为例，绝大多数总统在宣誓时都会将手放在一本《圣经》上，这种行为体现出的仪式原则对应的是美国日常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宗教范式，旨在获得宗教虔诚所赋予的神圣合法性和以基督徒为主体的民众信任所赋予的世俗合法性。在历次就职典礼向政治记忆的转化中，手扶《圣经》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原则不断被重新解读，比如它在合法性范畴上逐渐超越了基督徒受众（总统自身的宗教虔诚本身成为所有教徒和非教徒信任的理由），也超越了《圣经》自身（有些总统所使用的《圣经》具有特殊性，如小布什使用了华盛顿和老布什宣誓时使用的《圣经》，从特定对象中汲取了额外的合法性资源）。这种解读丰富了总统就职典礼中获取合法性资源的途径，甚至塑造了新的合法性认知，并继续影响着新的总统就职典礼——奥巴马不仅与林肯使用同一本《圣经》，而且就职演说的题目也取自林肯名句，成功地利用其肤色“优势”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那里汲取了大量合法性资源。

图为1861年3月4日，亚伯拉罕·林肯就职典礼，左手按住《圣经》宣誓。[图源：epaper.bjnews.com.cn]

政治仪式自身的行动特征为理解这种循环过程提供了另一条思路：政治仪式的操演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既是一种共时性实践，也是一种历时性实践，能够反映出它与政治生活之间在两个时间维度上的复杂关联。这意味着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在编码时所汲取的符号资源既来自于现在，也来自于历史。总之，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所对应的政治价值或秩序具有普泛的和超时空的性质，能够在范式意义上规约政治生活。

这种规范性刻写在宗教仪式和宗教记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教义在宗教仪式中充当着基本原则，两者的结合在宗教记忆中的刻写表现为对宗教观念的塑造和维护，在价值和秩序层面体现为一种系统化的信仰，它既保持了宗教本身的稳定性和整体性，同时也成功地显现出它的独立性，尤其是与世俗社会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一种宗教范式的生成。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肯定了宗教记忆在塑造一种封闭性观念系统上的成功，但也指出它“和每一种集体记忆一样，遵循着同样的法则”，即借助仪式等活动重构过去。政治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类型，虽然在封闭性上不如宗教记忆，但在一些记忆的表征上与之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如拥有与教会相对应的政治共同体，与教义相对应的政治价值系统以及与宗教信仰相对应的政治忠诚等。在宗教领域中，教会、教义和宗教信仰能够在宗教生活和宗教仪式之间无碍通约，但在政治领域中，政治共同体、政治价值和政治忠诚，由于存在政治形态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所以在政治生活和政治仪式之间无法自由通行，于是，指向合法性建构的编码规则以及由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充当的解码器在此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

在宗教、政治或社会等具有不同特征的实践范畴中，各类仪式都展现出一种“行为的元历史秩序”。在此意义上，政治仪式不但是一种行为系统，而且在这些行为中还携带着对政治生活的根本性理解和描述。政治仪式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利用意义丰富的符号对政治生活的经验和理念进行编码。细察这一过程，政治仪式所创设和处理的大量符号，一方面是出于对政治生活表象的呈现，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对政治生活核心内涵即合法性建构的提炼。在规范性刻写中包含了两种合法性转换，一是政治仪式对政治生活中合法性建构的象征化（奥巴马对林肯象征的广泛借用），二是政治生活对政治仪式所象征的合法性秩序的解读（民众对奥巴马借用林肯象征的扩展性认知和解释）。它们合成在政治记忆中，表明政治仪式和政治生活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由记忆表达的历史境况和历史过程。政治仪式的规范性刻写内含着“一而再”的循环意义，作为一种互动且复合的合法性转译过程，向政治生活注入了复杂的、综合性的和历久弥新的合法性观念。

政治记忆的事实性刻写

事实性刻写关注的是政治生活的经验层面，从行动意义而言，是对规范性刻写内容的践行。政治仪式在遴选刻写进政治记忆的经验时，执行着规范性刻写所设定的标准。在时间性质上，规范性刻写倾向于提供历时性的内容，包括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的政治价值、文化传统或风俗习惯等；事实性刻写倾向于提供共时性的内容，主要是较短历史情境中或者即时性的政治价值或政治文化。

在事实性刻写中，政治仪式作为“一种影响政治事件、政策、政治系统以及政治领导人的观点的重要方式”，通过向政治生活输出丰富而复杂的经验性内容，影响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与合法性构建。在某些情形下，这些经验性内容本身直接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的某种权力关系。仍以总统就职典礼为例，它是总统候选人从参与竞选到正式施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庆典的意义之外，这一活动是总统政治权力的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政治仪式的经验年复一年地沉淀在政治记忆中，逐渐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权力常识。如果缺乏这种经验，人们就会对权力秩序的合法性表达质疑或不满，因为由此产生的情境与政治记忆所留存、宣示的政治常识不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奥巴马在宣誓仪式上念错了誓词，事后担心这会被视作未完成宣誓程序，从而不具有合法的总统权力，于是他在当日晚间重新进行了宣誓。

在一些阈限（liminality）性较强的政治仪式（如存在于一些非洲部落的羞辱国王仪式）或所处理的权力关系模糊不清的政治仪式（如涉及国家权力借用和征用的民间仪式、宗教仪式等）中，它们所输出的经验性内容往往与日常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不经过某种转化过程，很难从这些经验中直接获得关于权力和合法性的有效政治信息。这些政治仪式的实践经验与政治常识之间的连接是隐秘的、有条件的，而政治记忆便是一种供这些连接投影的幕布——它回避了仪式经验的真假问题，只是呈现出这些经验经过重演而得到深化或清晰化的政治情景或境况。简言之，政治仪式中的经验性内容能够经过时间的洗刷在政治记忆中获得稳定性，成为日常生活中政治常识的重要源泉。例如，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研究过一种争夺“金枝”的仪式：古罗马有个神庙，逃到神庙中的奴隶不仅可以尽释前罪，而且还可以当祭司，条件是要守护庙中的一株圣树。不过，任何逃到庙中的奴隶只要折下圣树的一枝便可与其作战，杀死他便可取而代之。这一仪式本身的经验性内容简单，很难与政治生活直接产生对应性。但是弗雷泽经过历史梳理发现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政治信息，如古代社会中祭司为王的习俗和最高权力的更替规则等——这些实际上就是从政治记忆中提取而来，涤清了仪式中的神秘色彩，展现出具体的政治情境以及其中的政治常识。

The Golden Boug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年版。

政治常识是政治生活中的普遍性认识，也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就其性质而言，政治常识可以分为边界严明的政治制度和富有弹性的政治风尚两类。据此，我们将事实性刻写分为与常识分类相对应的常态刻写和偶态刻写两类。常态刻写强调了两种常规性：第一，政治仪式输入政治记忆的经验性内容具有常规性，是政治仪式的外在形态和基本结构的相关信息；第二，政治仪式的刻写内容被政治生活解读为一种日常规范，而不是从仪式经验到生活经验的无变更的、毫无保留的转化。偶态刻写主要关注的则是一些具有偶然性的仪式经验在政治记忆中的留痕对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刻写模式偏重对政治仪式具体情境的描述，虽然它在政治仪式中的影响是一个持续性的积淀，但分析这些积淀时应该回归到历史现场中。偶态刻写将一些非常规性的经验带入政治生活之中，通过政治记忆各种掩饰性的协助成为一种政治常识或政治常识的背景资料。对同一政治仪式在不同时代的操演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偶态刻写在其中的痕迹。例如，新中国举行过14次国庆阅兵仪式，每个重要的时间阶段（如1949年、1984年、1999年和2009年）都有着与时代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大量偶然性仪式经验，它们进入政治记忆后产生出特殊的政治影响，展现出从封闭到开放、从集权到民主、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的趋势。

刻写行为意味着存在刻写的主客体之分，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仪式和政治生活分别承担着这两种角色。但是，这种角色区分并不会造成双方的激烈对峙，即刻写所包含的转换并不仅仅依靠政治仪式向政治生活的强制性输入。在大多数情况中，这种输入不具有强制性，并且竭力避免任何强制色彩，以免引发信息接收方的警惕、不满或反抗。同时，这种输入从政治生活一方来看，往往表现为信息接收方的主动吸纳行为。与“锋芒毕露”的政治仪式相比，政治记忆的“重剑无锋”很容易削去输入者所意图输送的信息中的棱角——这些棱角存在着引发被输入者不快的可能。政治仪式所表达出的规范性和经验性内容一旦进入政治记忆的框架中，就立刻成为被选择的对象，它们必须经受政治记忆的雕琢和打磨之后才能成为令政治生活所接受的政治权力和合法性信息。因此，政治记忆的刻写对于政治仪式和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个混合了双向流动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存在着一种能够产生循环性影响的“再生机制”：从政治仪式到政治记忆再到政治生活，然后再回到政治仪式，并且，所有的政治信息在流动或转化的同时不断地反馈或反哺前者。

结语

在表面上，政治仪式向政治记忆的输入往往采用轰轰烈烈的方式，以提供足够强大的冲击力将携带着的权力信息锲入日常生活；但就其潜义而言，政治仪式的效用却是“润物细无声”的，当“场面”上的浮华烟消云散后，融入社会骨血的唯有那些已经成为认同基础的权力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学者而言，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政治仪式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文化景观”，属于壮丽的、但也是稍纵即逝的消费情境。这或许低估了政治仪式在循环往复之中所积聚的巨大的记忆之力。当然，随着政治仪式自身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变迁，“记忆断层”甚至“记忆碎片”不断涌现，但这恰恰展现出政治仪式的一种特殊威力：政治仪式能够为各种权力主体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以供其运用记忆的刻刀重组“历史基因”和“文化基因”。

〇本文选自《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拍摄者为王卫东。[图源：photo.81.cn]

〇专题策划人：岂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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