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 哲学的贫困：分工与机器
专题导言
现代社会的诞生是所谓“双元革命”的结果，即随着工业经济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的同时推进，逐渐产生了整个现代社会基本的观念和物质形态。但这“双元”之间并非完美协调、齐头并进的，而是时常不免于相互龃龉。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工业革命催生的劳动分工在奏响效率凯歌、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革命带来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产生新的威胁。时至今日，从不舍昼夜的车间流水线工人，到驰骋街巷享受“虚假自由”的外卖骑手，再到科研体制中意义幻灭的学徒，诸多现实仍提醒我们关注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本专题希望通过追溯这一问题的源头，从经典社会理论家的反思中激活应对现实的想象力。
亚当·斯密作为专题开篇的人物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熊彼特语）”。斯密一方面赞美分工的对生产力的促进，一方面也意识到其负面后果，他乐观地诉诸国家对于人民的教育，这种乐观主义贯穿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社会后果的认识，约翰·穆勒大谈分工的利益即是一例。与斯密同时期的亚当·弗格森则展现出更强的批判意识，他的思想不仅构成马克思讽刺蒲鲁东的素材，更启发了马克思对工场分工及其所赖以发展的“商业共和国”的质疑。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机器的大量运用使得劳动分工与斯密想象的别针制造业不可同日而语，其社会后果更为复杂，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从“异化”“失范”和“理性化”的视角展开分析。作为专题结尾，吉登斯的文章综合比较了社会学三大家围绕分工展开的论述，揭示了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何以构成现代社会理论的关键命题。策划人涉猎尚浅，专题不免挂一漏万，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5.5-1883.3.14），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革命理论家、新闻从业员、历史学者、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工作解释绝大多数工人和资本家间的关系，并且奠定后来诸多经济思想的基础。马克思亦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鼻祖之一。（相关阅读：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资本论：工作日）
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经济进化的系列是由分工揭开的。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诸多影响了。
当然，如果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这些事物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德国为了实现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里则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或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lords）。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蒲鲁东先生说：
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一切并未妨碍蒲鲁东先生在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因此他还说：让·巴·萨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听听勒蒙泰吧；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萨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我在论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节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我那本书的标题失之浅薄。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泰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45页）
让我们给勒蒙泰以公正吧：他机智地描绘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补充。既然由于蒲鲁东先生的过错我们已卷入谁在先的争论，那么不妨再顺便说一下，在勒蒙泰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也完全可以达到目的，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在工场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战争艺术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价值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在这一切都互相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83年巴黎版［第108-110页］）
为了结束这场文献的涉猎，我们明确地否认“所有的经济学家更多强调的是分工的有益方面而不是有害方面”。只需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蒲鲁东先生怎样从被当做普遍规律、范畴和观念来看待的分工中引申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这是进步对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命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94页）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留传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不是。他应当向我们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
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工作和小工的劳动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身份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使人误入歧途的谬论。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身份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身份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说，这是普遍良心所希望的。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而他用自己的辩证法一开始便把机器变成工厂。
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责怪工厂和机器，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绝妙的辩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须忘记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劳动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互相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多种操作的结合……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在政治经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题……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互相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它把权威原理带入劳动领域……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强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换之后出现的。
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鲁东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始于世界之初，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有趣的家谱”。
（1）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
（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配备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
（3）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线索。
（4）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工厂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把权威原理带入社会；工厂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劳动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时使劳动者从属于权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的劳动的合题。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于工场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式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威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这条航道同东印度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其中的下层人员在未进人作坊之前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世纪和16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不是将劳动分解并使专业工人去适应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费用等等。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同一手艺的各部门已经互相分离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只要把它们集合在一个场所就可以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作坊。但是只要人和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过去以行会形式存在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出现在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30页］）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开发土地。而在法国，工具分散，即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土地上的应用。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例如，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过去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黎凡特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最后，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任何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这种物品的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通用汽车公司一条自动装配线。[图源：kknews.cc]
还用得着谈论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最初的应用中发现的天命的和慈善的目的吗？
在英国，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自动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绝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而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威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尤尔博士说道：
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轧辊）……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终如一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可贵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自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我们在自动工厂里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需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自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场手工业日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场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某些操作，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就变得容易完成，而其余操作如针头的成形和安装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有用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在自动工厂的操作计划中几乎不加考虑；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的地方，这种操作不再由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来完成，而由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需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自动体系的原理就在于用机械技艺取代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操作制度下，手工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中花费最大的因素；而在自动体系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是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越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整个机械体系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只要把他们固定在唯一的对象上面，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很容易使这两种能力达到完善的程度。
在劳动分成各种等级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别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某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只经过短期训练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但在均等化原则即自动体系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轻松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极其规律地运转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多样化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所产生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均等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的一切改进措施都有始终不变的目的和趋势，那就是尽可能取消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的不同熟练程度来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德鲁·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1卷第1章）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勒蒙泰说：
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活动领域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鲁东先生连自动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个部分，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和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〇本文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二章第二节“分工与机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标题为会社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古巴卷烟厂里手工流水线现场。[图源：kknew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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