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的形成：反抗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荐书
学术会议是扩大学术机构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学术会议首先是一种仪式，一种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确认共同体内部序齿尊卑的社交仪式。
开幕式上的演讲次序以及开幕式后的集体合影，无疑是对嘉宾社会地位的一种认定。开幕式上，东道主首长发言之后，往往安排嘉宾演讲。一般来说，嘉宾的政治地位或学术地位越高，演讲的次序越靠前、大会给予的讲话时间越长。开幕式后的合影排位是门艺术，行政官员与资深学者会被安排在第一排座位上，女性学者往往被安排站在第二排，而那些资历较浅或者作风低调的男性学者则会自觉地站到最后一排。照相结束之后，赶场的官员就顺便离会了，学者们则回到会场，开始正式学术讨论。
会议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硬性指标：（一）开幕式最高行政长官的级别，这是会议规格的标志。能否请到高级别的行政长官，常常是学术会议最煞费苦心的环节。比如，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从启蒙民众到对话民众—纪念中国民间文学学科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就公开批评主办者“没有请学校领导来会上致个词，非常遗憾”。（二）与会知名学者的多少，这是学术水平的标志。知名学者的全程费用一般由东道主负责，因为是赶场，他们没有时间与其他学者进行充分的学术交流，通常只是宣读一下自己的论文，然后不等会议结束就提前离会了。（三）与会学术期刊的档次，这是吸引高质量论文的主要手段。教育部将学术期刊区分为三六九等，许多青年学者潜心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其目标之一，就是希望论文能被与会期刊相中。这也导致那些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副主编，疲于奔命地穿梭在各个学术会议之中。
大型的学术会议就是一个学术集市，参加会议如同学术赶集。每次民俗学大会，表面看起来人声鼎沸兴旺发达，可是，由于民俗学学科对象太泛，论题不集中，彼此牛头不对马嘴，学术话语难以通约。会议讨论时，学者们常常是自我表扬与互相表扬相结合，演讲和讨论则成了单纯的口头表演。2009年在昆明举办的一个国际人类学大会，开幕第二天，就有一则短信在学界广为流传：“上午开幕，你忽悠我，我忽悠你；中午会餐，你久仰我，我久仰你；下午表彰，你吹捧我，我吹捧你；晚餐酒会，你灌醉我，我灌醉你；酒后舞会……”这种不针对具体学术问题的学术赶集在当今学界比比皆是。
1990年代以来，“国际性学术会议”激增。在教育部的量化评估系统中，学术会议是学术机构必不可少的计分项，而国内会议与国际会议的分值相差悬殊，因此每一个学术机构都希望把会议开成国际会议。北京师范大学有许多日本和韩国留学生，常常作为“外国学者”受邀出席一些学术会议。北京师范大学2004级民俗学博士研究生西村真志叶曾经有一次被要求坐在某个学术会议的主席台上，而她的老师们却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下，西村因此坚决拒绝这种安排，弄得宾主双方都非常尴尬。
热衷于参加学术会议的学者主要有三类：一是功成名就的老学者。他们有许多想要表达的学术理念和生活经验，可是已经没有足够精力形诸文字，他们喜欢坐在主席台上，借助轻松的口头表述来推销自己的成功经验，另外，他们还有许多学术掌故想与青年学者一起分享，所以，他们一拿起话筒回忆往事就很容易超时。二是职业的“与会学者”。这类学者多数已经评上教授，经费也比较充足，只要时间允许，什么会议都愿意参加；由于经常性的演讲和发言，这类学者一般口才较好且平易近人，多以交游广阔而蜚声学林。三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会议邀请函是他们进入学术共同体的入场券，他们往往需要由前辈同行的推荐来领取这张入场券；他们需要通过会议认识同行以及被同行认识，通过会议了解学术热点与行业规则；也希望通过会议认识学刊编辑，期望自己的论文能被相中刊用。
那些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是通过多次学术会议而获得学术自信的。优秀的青年学者怀抱雄心壮志，他们渴望学术交流，试图通过会议而融入这个学术共同体，可是，仪式性的会议进程以及平淡乏味的学术发言会让他们对那些神往的前辈学者感到失望，也减轻了对于多数同辈学者的竞争畏惧，甚至对于仪式性的学术会议产生反感情绪。
学者显然是分层的，青年学者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与知名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可是，知名学者却更愿意在同一层次之间把酒话桑麻。这种隔阂会刺激青年学者的好胜心，也会刺激青年学者群体间惺惺相惜的草根情绪。具有相近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的青年学者在多次接触之后，会逐渐形成一些更小范围的学术共同体，俗称“圈子”。正是这些不断形成的新圈子，促成了此起彼伏的新学术中心的崛起。那些已经成名的中年学者，一般不会主动介入这些圈子，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没有介入新圈子的必要。
一般来说，圈子不是严格的学术团体，而是一种松散的、开放性的学术共同体，他们渴望有更多的成员加入，同一圈子的学者会在各种会议上互相呼应，逐渐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当圈子成员数量和话语权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会通过系列的学术批评向前辈学者提出挑战。如果挑战成功，那么新的学术中心就开始形成了。
一个圈子的正式形成，往往以一个排他性的学术会议为标志。这种会议一般不公开征文，不广泛邀约同行，只做定向约请。会议之后，他们会用夸张的手法对会议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进行反复宣传、回顾。比如，2003年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第一次网络会议”就被与会的青年学者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反复提及，这次会议被描述成中国民俗学“后钟敬文时代”最重要的学术转折点。
一个圈子在学术界站稳脚跟之后，一方面需要吸纳新的成员，一方面需要排斥异己力量。“集体形成的理论和社会动力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群体倾向于寻求和吸收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新成员，按自己的形象塑造那些还没有形成固定思想的人，这些倾向扎根于人性的本质中。”1927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筹办民俗学会的时候，不断刊登广告招贤纳士，大凡与民间文化能沾上点边的本校教授都被礼聘为民俗学会校内会员。江绍原此时正在中山大学英语系任代主任，而且开了一门破天荒的民俗学课程——《迷信研究》，本该是最佳人选，而且江绍原与顾颉刚还常常见面，但是，由于江绍原与鲁迅过从甚密，而鲁迅与顾颉刚交恶，因此，江绍原自始至终被顾颉刚排斥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大门之外。后来江绍原到了杭州，曾数次试图与周作人、赵景深、顾均正等人另立民俗学会，终因种种原因而流产。另一方面，江绍原本人似乎也不愿意介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事务，他不大了解《民俗》周刊的信息，也不大愿意将书稿交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
每一个年轻的圈子，都会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借助会议圈定圈子的成员范围，明确圈子的新取向或新范式，赋予新范式在学术版图中的重要学术意义。会议东道主会设立一个学术委员会，委员多由该圈子的核心成员担任，参会论文将交由这些委员进行评议。一般来说，会议“主题”以及论文“体例”或“要求”，就是该圈子所倡导的新范式的外在形式。他们正是借助于会前的“规则”以及会议期间的“评议”，赋予新范式以崇高的学术地位，相应地对其他研究范式（包括但不限于旧范式）的学术成果提出“批评意见”。
每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都是一次人事洗牌。很少有东道主会主动邀请那些与他们学术理念不合、学术观点相反的学者来自己的会议上唱反调。那些与东道主学术理念相近且有一定学术成绩的学者，会被安排为“召集人”或“评议人”，他们可以在这种仪式性的会议中，逐渐习得自己在学术版图中的大致位置。
学术的活力，在于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新圈子对旧圈子的否定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打倒了一些旧仪式，却建立了一些新仪式。今天站在否定立场的青年学者，终有一天也将站在被否定的位置上，遭遇来自后辈学者的批判和否定。所以说，不断地质疑和否定前人，以及被后人质疑和否定，正是学术研究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动力机制。
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一班年轻人发起的歌谣研究会，以及中山大学一班青年教师组织起来的民俗学会，揭起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大旗，这时，旗帜是扛在年轻人肩上的。1949年以后，中国民俗学中断了30年，到1983年组建“中国民俗学会”的时候，当年扛起民俗学大旗的年轻人虽然还在扛着这面大旗，可他们都已垂垂老矣。到了1988年换届的时候，“经过摸底后发现，老前辈学者都不愿退下来，于是就在原班子上增加了几位副理事长”，话语权依旧牢牢地掌握在这些“老前辈学者”手中。进入21世纪之后，那些曾经年轻的学科创始人相继故去，几位“增加”的副理事长也已经年过70，这时，轮到他们“不愿退下来”了。
2001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主办的“敬贺钟敬文先生百岁寿辰学术讨论会”上，几位年轻学者不满于前辈学者没完没了的忆苦思甜，认为如此无益于推进学术，决定另组学术沙龙。2002年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8个来自不同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联合起来，在北京茗仁茶馆聚会，议定另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2003年7月，在陈泳超主持下，一次别开生面的网络学术会议——“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民间文化”在互联网上拉开帷幕，会议第一天就吸引了海峡两岸以及美国、德国、日本近60名青年学者和200多名民间文化爱好者的踊跃参与。很快，这些年轻人就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共同体，相继发表论文，对过去80年的学术史进行全面反思。
书籍信息
《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著者 施爱东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07
作者简介
施爱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谣言学、民俗学学术史。代表性论著主要有《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等。
〇本文节选自《蛋先生的学术生存》第一部分“学术丛林的行业民俗”中第九节“圈子的形成：反抗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全球的学术交流。[图源：Pinterest.com]
〇编辑 / 排版：彭彭 山本木子
〇审核：弥章 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