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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英 | 从“他者”到“主体”: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县域教育

社會學會社 2024年09月12日 21:0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探索与争鸣杂志 Author 林小英


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政策研究、质性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取向在于以教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视角研究公共教育政策,注重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导向理论的一般化及至为决策咨询服务。代表性论文有《促进大学教师卓越教学:从行为主义走向反思性认可》、《普通高校招生多元录取机制的“理念型建构”:因果适当还是意义适当?》等。



“乡村教育”的说法源自明末书院禁毁之后一批文人力图恢复“学在民间”“学在山林”传统和格局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村的教育问题和“三农”问题一起成为与“工业”和“城市”遥遥相望的一对坐标性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兴办农村教育遇到的两大掣肘是财政经费相对不足和教师质量相对不高,而后者最终也被归结为“如果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则教育质量会相应提升”的因果关联。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地方财税制度作为基本前提,由政府条块分割的行政组织制度所决定的“县域”作为一个独立单位,组织教育资源,融合市场所释放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进行渐进式改革,形成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这个体制指明了发展农村教育的责任主体和资金来源,延续的是百年以来乡村教育发展的理想目标,而其困境不仅仅是明末清初以来就已逐渐拉大的教育之城乡差距,还有当下教育需求和全社会广泛干预所激发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矛盾。今天,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具体措施面临的是空前的复杂度和困难度。


县域:教育改革中的“他者”


“十三五”教育规划的基础教育改革举措包括 :鼓励高中实行选课走班,逐步在全国推广实施高考综合改革方案,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创新课堂模式,综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式等。透过这些表述,我们可以探测到教育领域“先进生产力”的技术标准。然而,当“教育改革”这个名词前加上“农村”二字,措施则转变为各种“达标”,如加快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和“两免一补”政策城乡全覆盖,基本实现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逐步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实施规模,鼓励地方政府和师范院校加强本土化培养,采取多种方式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推动地方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等。


通过上述差异可见,教育改革往往对外在现象采取“客观化”的处理方式,甚至将之当作某种先验的存在,不假思索地予以全盘接受。最为典型的是当人工智能兴起时,就有不少改革者主张削弱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将会危及学校的生存及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大师生家长都渴望学校尽快复课,回归到面授课堂,一场猝不及防的全社会实验证明,线上教学根本无法全面取代面授,遑论人工智能的全面威胁。从快速赞成,到快速反对——“科学决策”强调智库提供政策依据,根据“循证(evidence-based)政策”的思维范式,形成了“整理、简化、图示化、解释”的实证主义,这几乎成为教育改革主张的常态。但教育在本体论上的复杂性决定了,证实容易,证伪也容易,就看论及的样本和总体如何。



晚自习,几名学生在教室外面自习,一名教师和学生谈心。[图源:lifeweek.com]


县域,在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循证政策”中,并不被当作“证据”,而是在观念上被整体打包为一个非主体参与的对象。自近代以来,乡村教育成为城市教育改革溢出效应的受体,亦步亦趋地跟随城市,或成为城市教育改革失败者的“东山”。城市几乎从未从农村取用教育改革的观念和行动资源——优质生源和优质师资除外。此外,尽管农村居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曾普遍参与农村学校建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在“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自己办”的年代,协助国家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中,责任主体的上移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农民参与学校事务的可能途径和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窄,甚至消失。这意味着县域在教育改革中成了“他者”。当城市教育由于过度竞争而无法承载朴素的教育观念和理想时,农村又变成了理想教育的“对象”。因此,农村教育并没提供观念,而只是观念的对象。县域学校,除了知名高中以外,都不被认定为自足的观念主体,而仅仅是实践对象,乃至被改造、帮扶或淘汰的对象。


教育改革的单方面“加速”和“再同步化”困难


县域教育作为优质教育改革中的“他者”,还表现在教育改革的单方面“加速”和“再同步化”困难上。在过去几年追求高质量教育的道路上,在线教育是被寄予厚望的一项工程,体现在智慧校园的布局、在线课程的供给、学习终端的配备、在线平台的建设、师资标准的提高等方面。在线教育发展速度相当快,这种单方面的加速,带来的是存在于教育改革系统、过程和前景中的潜在的“不同步”现象,例如相应课程的体系化、教学管理、作业布置和反馈、师生互动、教学监控乃至融汇在一堂堂课中看不见的“知情意行”几个方面的相互支撑和提升,都不可能与在线教育的单兵突进相配合。同样,城市教育加速,农村教育尚无法与之同步。当我们习惯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术以后,会发现系统性的“不同步”已经发生,单项加速所带来的“转换”和“再同步化”造成掣肘,反而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并且积重难返。例如,强调以学生个体的成绩作为考核教师绩效和学校办学业绩的标准时,凸显的是教学成就的“个体化”,然而教育又要求教师之间形成合作文化,在校内成立各种形态的教研共同体,事实上教师工作转化为共同体层面的行动依然非常困难。


将农村和城市作为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并使其对立的观念,是现代化进程的副产品。经济发展赋予城市和工业以优先权,乡村和农业发展与其不平衡。而面向农村的教育改革措施,在希望实现城乡协同、城乡一体化、各种配置标准统一的同时,也由于改革的单方面加速带来的不同步造成了大量的缝隙,只得一项项填补,始终难以构成一个流畅而均衡的系统。在追求优质教育的道路上,只有理所当然地把农村教育作为改革的同行者、主体参与者,那么在结构和文化方面的交界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相应的速度提高才能够没有摩擦损耗地实现系统性“转换”。


迈向一种自身解释学:城乡教育行动的概念图式


为了超越这种思维定式,我们需要转向一种自身解释学,赋予县域教育以自主性——既然“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体制已经确立了近30年,县域就不应该只是教育财政支出的“主体”,还应该是作为一种反思性实践(praxis)的“主体”。这需要回答几个方面的问题:谁在说?谁在行动?谁在言说自己?谁是被归咎的道德主体?什么才被视为行动?


一种行动的逻辑力量除了被经验实证以外,还应被规范地讨论:现实性和可行性加起来,也并不一定等于规范性(应然)。


借用自身解释学的提问,我们可以简要地勾勒出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教育行动的概念图式。在城市,政府不断推出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吸纳社会资金、成立教育集团等一系列教育提质扩容措施,知识界则充当教育理念的提出者和发动机,评价者则不断敏锐地触摸社会脉搏,将各种内部和外部标准纳入其中。而在县域,政府主要做的是追赶城乡一体化的标准,知识界把农村教育作为试验田,而评价者主要是以城市标准评价农村教育。在这种图式中,农村教育经常捉襟见肘,被框定在教育改革的“他者”和“跟随者”位置,本身太多的特征和情境被忽略,最显见的和被重视的是其中的优质生源和优质师资。但在城乡二元体制中,优质生源和师资也最终被城市抽取,这些师生汇入城市教育体制中,不再被当作农村教育的成果。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毋庸置喙,是一种自由流向。然而,很多人看到的只是“客户端”的操作,“编程”时设定好的可选的路径却被遮蔽了。


基于县域教育总体性特征的现实和展望


现实中必须正视县域教育的基本特征。


其一,县域教育是全纳性的,全县所有的适龄人口都要在教育系统中通过,在教育改革中,他们应当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主体性参与位置,这也是中国教育最基本的底色。


其二,县域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动员单位,承担着域内几乎全部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国家在基层最全面的反射。正如贺雪峰所言,理解中国,农村是最好的入口。同理,理解教育,县域教育是最好的入口。在中国教育改革中,如果缺乏对县域教育必要的考量,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教育的“基本盘”。


其三,“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将“县”确立为独立的资源配置单位和竞争主体,在资源可以自由流向教育高地时,县域之间、县市之间就构成了教育竞争市场。人们往往看到经济市场资源调配的合法性,而较少关注教育市场的特殊性,即对于基础教育来说,市场一定是必然的吗?当我们片面信赖市场逻辑时,基础教育的国民性、基础性、全纳性是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其四,县域学校处在教育和扶贫的第一线,是诸多社会功能的承担者,很多时候还要充当政府职能的神经末梢,变成“府际间压力型体制”的最下一层。


鉴于改革的持续加速和社会关系的碎片化,在扶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如何加强社会秩序建设及其稳定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浮出水面。在“穷国办大教育”的时代,农村教育的自给自足,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在“大国办强教育”的时代,农村教育似乎又成了摆在面前的急迫问题。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我们读到这样的决心:要让农村回归乡土安定,要让农村教育重返文化根源,要在农村社会再制教化力量。这可以理解为在国家追求优质教育的道路上,希望县域教育重新找回自身的主体性位置,拥抱并珍视文化传统的愿望;并且也提醒我们,应注意教育改革的力度和尺度,有加速的力量,就会有减速的力量,更快并不一定更强,可控的教育世界的丧失可能会让人们更加呼唤“缓慢的世界”,这才真的会让教师和家长有耐心等一等孩子,让孩子找到自我、自己的速度和内心秩序。



〇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中学晚自习的场景。[图源:lifeweek.com]


〇编辑 / 排版:水天清

〇审核:悦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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