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薄弱的简单化和实践知识：米提斯（上）
詹姆斯· C. 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2024），生前曾为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曾受聘于农业研究项目联合主任，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包括农业与非国家社会、从属政治与非政府主义等，主要研究对象为东南亚农民及其抵抗各种统治形式的策略。另著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相关阅读：农民、权力与反抗的艺术：詹姆斯·C. 斯科特访谈录；支配与抵抗艺术；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独裁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互惠与交换的平衡）
从塔拉提诺、波罗的诺到奥斯特里兹，战役不会按照人们所预计的发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国家权力机构所赋予的薄弱刻板的简单化所带来的自然和社会失败。导致几何式的、单一栽培和同一树龄森林的实用主义商业和财政逻辑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害。哪里最严格地按照公式去做了，哪里就必须要努力恢复森林原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确切地说是要创造“真正”的森林，从而模仿“前科学”时代森林的生机和持久。
那些遵循几个理性定律所规划出的“科学城市”对于绝大多数的居民来说也是社会失败。荒谬的是，那些经过设计的城市的失败往往被一些完全在计划之外的临时即兴实践和非法行动所改变，正像巴西利亚的例子那样。“科学林业”背后精练的逻辑并不是建设健康和“成功”森林的良方，同样勒库布西耶那些薄弱的城市规划也不是建立合适人类社区的良方。
无论是从预期还是回顾的角度看，任何大型社会过程或事件一定比我们所能制作的图解更复杂。作为即将取得政权的政党领袖，列宁有理由强调革命中军队的纪律和等级制度。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政权更有理由夸大党在进行革命中的中心和无所不见的角色。然而我们知道——列宁和卢森堡早已知道——革命是侥幸成功的，它依赖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描述的偶然行动、失误和运气，而不是阅兵场上的精确训练。
不论是苏联的集体农庄或尼雷尔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庄，农业集体化和中央计划生产的薄弱简单化都遭遇了类似的命运。那些没有完全毁灭而保存下来的计划，主要归功于计划本身所不曾预见或被明令禁止的孤注一掷的办法。因此非正式经济在俄国的农业中发展起来，他们从国有部门中“偷来”时间、设备和物资经营自己的小块自留地，俄国餐桌上的奶制品、水果、蔬菜和肉食主要是由他们提供的。同样坦桑尼亚被强制定居的农民也成功地抵制了集体生产，流动并回到更适合放牧和耕种的地方。很多时候国家对农业生活和生产强制实施简单化的代价是饥荒，如斯大林的集体化和中国的“大跃进”。然而，国家官员在灾难面前多半也会悬崖勒马，即使不宽恕，也会容忍事实上支持官方项目生存的非正规实践。
我想，这些国家实施的大规模社会工程的极端例子说明了正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行动的大问题。在每一个例子中，促成规划过程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所必要的薄弱规划模型，都不足以成为创造出成功社会秩序的指令。简单的规则本身完全不能建立可以正常运作的社区、城市或经济。更明确地说，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总是寄生于非正规过程，虽然正式制度并不承认非正规过程的存在，但没有它们又无法生存；同时，没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也无法自我创造或保持。
对于很多代工会主义者来说，这些朴素的深刻发现具有重要的策略意义，这是他们合法怠工的基础。在合法怠工行动中（法国人称之为grève du zèle），雇员开始在工作中严格遵守每一条制度，只做那些在他们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工作。这样达到的预期结果就是工作停顿，即使不停顿也如同蜗牛的步子一般非常缓慢。工人没有停止工作，他们逐字逐句地遵守书面指令，但又取得了罢工的实际效果。他们的行动突出地表明了真正的工作过程严重地依赖非正式的理解和即兴的行动，而不是正规的工作制度。比如在反对大型设备制造商卡特皮勒（Caterpillar）的长期合法怠工中，工人回到遵守工程师制定的低效程序中，虽然他们明知比起他们早已经在工作中发明的快速实践，这种做法将使公司损失宝贵的时间和质量。他们所依据的经过检验的假设就是，严格按照书本工作肯定比主动地工作低效。
这一关于社会秩序的观点更是一个社会学的真理，而不是分析的观点。但它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出发点来理解为什么独裁的、极端现代主义的项目具有如此潜在的破坏性。它们所忽视的——经常也是它们禁止的——正是支撑复杂活动的实践技能。本章的目的就是给各种被称为实际知识（know-how，savoir faire或arts de faire）、共识、经验、本领、米提斯的实践技能加以概念化。这些技能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保存的？他们与正式认识论的知识有什么关系？我希望表明，各种形式的极端现代主义已经用“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观点代替了这两种知识之间宝贵的协作。在好的情况下，科学知识认为实践知识是不重要的；坏的情况下，认为实践知识是危险的迷信。我们将会看到，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关系是专家及其机构争夺制度霸权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以此看来，泰勒制和科学农业不仅仅是生产的战略，更是控制和占用的战略。
米提斯：实践知识的轮廓
沿着马斯尔・迪铁纳（Marel Detienne）和吉恩-皮埃尔・弗南特（Jean-Pierre Vernant）所做的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希腊的米提斯概念中包括了将蕴涵于地方经验中的各种知识形式与国家及其机构所使用的更一般和抽象的知识进行比较的手段。在解释这些概念及其应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例子以表明地方知识的本土特征，并为后面的讨论提供基础。
到达北美的第一批欧洲殖民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如何种植新大陆的作物，如玉米，他们转而求助于土著美洲邻居的地方知识。按照一个传说，是斯宽托（Squanto）告诉他们［另一个传说是马沙索特酋长（Chief Massasoit）］要在橡树的叶子长到松鼠耳朵大小的时候开始种植玉米。在这个建议里面包含的是通过仔细观察获得的新英格兰春天各种现象交替的知识，不管今天听来这是多么民俗。对于美洲土著来说，正是这种有序的前后相续，比如臭崧菜发芽，柳树开始吐叶，美洲红翼鸦飞回来了，蜉蝣开始孵化了，提供了可观察的春天日历。尽管某一年中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会提前或推迟，它们前后相续的步伐可能延长或加快，但是这些事情的顺序是不会错的。作为经验方法，它们几乎是避免霜冻的最简单可靠公式。我们往往像殖民者可能做的一样，将斯宽托的建议歪曲为某项单一的观察。我们对地方技术知识所有了解都说明，它依赖于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多余的许多各方面信号的积累。如果仅有橡树叶一项指标，其他相应的指标与此不一致，那么谨慎的种植者会继续推迟种植。
我们可以将这个建议与那些更普遍的测量单位相比较。一个当地编纂的典型的《农民年历》很能说明问题。它可能建议在5月第一个满月以后，或者一个特定的时间之后，比如5月20日后种植玉米。在新英格兰，这个建议要根据不同纬度和高度进行很大的调整。适合南康涅狄格的日期并不适合佛蒙特州；在山谷正确的日期到山坡上（特别是向北的山坡）就错了；靠近海岸地区的合适日期，到内地就不行了。而且年历的日期几乎是最安全（fail-safe）的日期，因为对于历书的出版者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按照他/她的建议却导致种植失败。作为商业考虑的结果，许多有价值的种植时间都因为过于慎重而没有表现出来。
与此不同，土著美洲人的谚语是乡土和地方的，与地方生态系统的共同特征相协调；它查询这个地方的橡树叶，而不是任何地方的。尽管它有很强的特指性，但它在各地的实用性非常之好。它在北美的任何有橡树和松鼠的地方都可被成功应用。观察到的季节交替提供的精确性一般都会赢得几天的生长时间，同时又不会大大增加在严重霜冻之前种植的危险。
像斯宽托这样的实践知识当然可以被翻译成为更普遍的科学术语。一位植物学家可能观察到由于地温和周围环境温度提高而使橡树开始出叶，这当然也保障了玉米可以生长，致命霜冻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可以忽略不计。一定深度的平均土壤温度也能起同样作用。沿着这个思路，19世纪早期的数学家阿道夫・奎特里特（Adolph Quetelet）将他科学的眼光转向了世俗的问题：布鲁塞尔的紫丁香在什么时候开花？经过严密的观察，他得出结论说，“在最后一个霜冻以后，日平均气温的平方和达到4264度的平方时”紫丁香就开花了。这当然是很确切的知识。考虑到观察所需要的技术，这可能是非常精确的，却是不现实的。奎特里特有趣的公式提醒我们注意最可实践、最地方化知识的特征：从需要解决当前问题的角度看，它的经济和准确程度不多也不少。
在将另外像“米提斯”这样不熟悉的概念引进这个讨论之前我很犹豫。但是在这里，“米提斯”看来比任何其他的选择，像“本土技术知识”（indigenous technical knowledge）、“民间智慧”（folk wisdom）、“实践技能”（practical skills）、“技术知识”（techne）等能更好地传达我头脑中实践技能的意思。
这个概念来源于古希腊人。奥德修斯（Odysseus）经常被赞扬有丰富的米提斯并使用它智胜敌人，找到回家的路。米提斯经常被英文翻译为“狡猾的”或“狡猾的智能”。虽然并非错误，但是这个翻译无法公正地反映米提斯所包括的知识和技能。更广泛的理解是，米提斯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作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很明显，奥德修斯的米提斯并不仅仅是欺骗女巫瑟茜（Circe）、独眼巨人（Cyclops）、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或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以免受女海妖（Sirens）之害，而且也包括把自己的人团结起来、准备船只、使用一些随机的手段将自己的人从一个个困境中解脱出来。这里同时强调奥德修斯成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和他的理解领悟力，从而能智取他的人和神的对手。
所有人类的活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米提斯，但是一些活动更需要。适应反复无常的物理环境、后天获得的如何航海、放风筝、钓鱼、剪羊毛、驾车、骑自行车的知识都依赖米提斯的能力。这些技能每一项都需要通过练习获得的手眼协调以及“读懂”波浪、风和道路并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说明他们需要米提斯的一个有力指标就是不参与活动就无法教授这些活动。人们可以设想写出一份清晰的骑自行车指南，但是很难想象初学者能够按照指南第一次试骑就学会。“实践出真知”的格言正是为这类活动而写的，要掌握骑自行车就需要不断地、几乎察觉不到的调整，最好的方法就是实际练习。只有通过练习中获得的对平衡运动的“感受”才能自动地进行平衡。这也就不奇怪，对于那些必须依靠对生产工具和材料的触摸和感觉才能掌握的手艺和生意，传统上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学徒才能最后成为师傅。
无疑，有些人能比别人更快地获得并掌握一门技能的要点。除了有些说不出的差别（这经常是能力和天资的差别）之外，骑自行车、钓鱼、剪羊毛等都可以通过实践学会。因为每条道路、每阵风、每条河流和每只羊都是不同并在不断变化中，像奥德修斯一样最好的实践者就应该具有不同条件下的经验。如果你的生命就依赖于你的船是否能从恶劣天气中返航的话，那么你一定希望有个经验丰富的船长,而不是可以分析航行中的自然规律但从未实际航海过的杰出物理学家。
那些处理紧急情况和灾难的专家也是米提斯的一个例子。救火队员、营救队、伞降医生、矿山救援队、医院急诊室的医生、电线修理人员、油田灭火队，以及我们将看到的在不稳定环境中生存的农民和牧民对减少灾害和抢救生命都要作出快速和果断的反应。尽管有经验的方法可以教授，但是每一次火灾和事故都是特殊的，成功的重要条件是知道按照什么程序应用哪些方法，以及什么时候抛开书本而依据现场情况发挥。
红色艾德尔（Red Adair）队在世界范围内扑灭油井口火灾的事例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分析例子。在1990年海湾战争以前，他是唯一具有相当“临床”经验的队伍，他可以自己定价。每一次油井火都代表了新的问题，都需要经验和临场发挥的积极结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艾德尔在一边，一个进行具有高度重复性工作的小职员在另外一边会是什么情况。艾德尔的工作肯定不能被简化为老一套。他必须从不可预期的事故开始，一次事故、一场火灾，然后想出扑灭大火并锁住油井的方法及其需要的设备（当然是从现有的经验中来，但还需要新发明很大一部分）。与此相反，小职员负责处理的是可预期的常规环境，通常可以预先指导和计划到细节。艾德尔不可能为了应用统一简单的方法而简化环境。
至此引用的例子主要关注的是人与物理环境的关系，但是米提斯也同样适合人类的关系。可以想象那些需要不断对其他人的运动、价值、欲望和姿态作出不断调整的复杂物理活动。拳击、摔跤、击剑要求迅速地、半自动化地对对手的动作作出反应，这些只有通过长时间练习才能学会。这里同样也有使用诡计的成分。一个成功的拳击手要学会做假动作以引起他所需要的反应。如果我们从身体的竞赛活动中转向舞蹈、音乐或调情这样的协作行动，同样从经验中产生的实践反应是最基本的。许多运动都包括了米提斯的合作和竞争两个方面。一个成功的足球运动员不仅要知道他的队友们的步骤，而且要知道球队迷惑对手的措施和假动作。特别要注意，这些技能既是一般的，也是特殊的；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的不同方面都有不同的特长，每一个队都有特殊的技能组合和特殊的“化学组成”，而每一次与不同对手的比赛都代表一次独特的挑战。
在战争外交和政治这样更大和具有更高风险的竞技场上，充满了米提斯的技能。一个成功的实践者要影响他的伙伴和对手的行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航海者要适应风和海浪，但不能直接影响它们；将军和政治家与他们的对手总是处于持续的相互作用中，他们都试图用计谋战胜对手。迅速并很好地适应突发事件——包括自然事件，如天气和人类事件，如敌人的行动——并且运用有限的资源以创造最好的结果，这种技能很难作为预先计划好的法则被教授。
不易言传和经验似乎是米提斯的核心特征。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所做的一个简单的隐含学习的试验有助于传达出这些过程的一些内容。皮尔斯要人提起两个重物，并判断哪个更重。最初他们的辨别很粗，但是随着实践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就可以精确地区别重量上的微小差别。尽管他们不能精确地指出他们感到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实际的区别能力有了显著提高。皮尔斯以这一结果证明人们之间通过“模糊意识”（faint sensations）可以进行潜意识的交流。对于我们来说，这表明存在一种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基本知识，它们不可能远离实践而通过书写和口头形式进行交流。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是美国科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有时被称为“实用主义之父”。伯特兰·罗素写道，他是19世纪后期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当然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图源：Wikipedia]
从已经触及的范围广泛的例子，我们可以大胆对米提斯的本质及相关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概括。米提斯最适用于很多大体相似但从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些情况需要几乎已经成为实践者第二天性的迅速和娴熟的适应。米提斯也需要经验法则，但是这些法则主要通过实践（往往通过正式的学徒身份），以及成熟的感觉和技巧获得。米提斯抵制将其简化为可以通过书本学习获得的演绎规律，因为它所起作用的环境是非常复杂和不可重复的，不可能应用任何正式的理性决策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说，米提斯位于天资灵感与被编纂知识间的巨大中间地带，前者根本无法使用任何公式，而后者却可以通过死记硬背学会。
地方化的艺术
为什么即使从熟练工艺中得到的经验规律仍不能够完全满足实践？麦克尔·奥科少特（Michael Oakeshott）注意到，艺术家和厨师的确也可以用文字记录他们的艺术，并尝试将其精练成技术知识，但是他们所写出的代表不了他们所知道的全部，而只是其中可以简化展示的一小部分。了解一门手艺的速成规律离成功的表现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这些制度和原则只是活动本身的缩写，它们并非早于活动产生，它们不能正确地支配行动，也不能提供行动的动力。对规律的完全掌握与完全没有开展行动的能力可以并存，因为从事行动并不包含对这些规律加以应用；即使是，那么如何实施也不是由这些规律所给出的。”
在具体条件下了解如何与什么时候应用这些经验规律是米提斯的本质。应用过程中的微妙之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变异的、不确定的（许多事实是未知的）和特殊的背景下，米提斯才是最有价值的。后面我们还会回到不确定性和变化的问题，但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探讨米提斯的地方性和特殊性。
在航海中，一般的航行知识与更具体的导航知识之间的区别是富有指导意义的。当大的货轮或客船进入主要港口的时候，船长一般将船的控制权交给当地的导航员，他将船驶入港口的停泊处。当船离开的时候也会重复同样的过程，直到安全地进入航线。这个明智的程序是为避免事故发生而设计的，这反映了在大海中（比较“抽象”的空间）航行是比较一般的知识，而在某个港口的繁忙运输中引导一艘船则是与环境联系紧密的具体知识。我们可以将导航的艺术称为“地方性的和有特定环境的知识”。导航员所知道的是当地沿海岸和港湾的潮汐和水流、当地风和浪的特点、不断变化的沙洲、没有标记的暗礁、季节性变化的小水流、当地的交通条件、从山岬和海峡吹来的每日变幻莫测的风、晚上在这个水域如何导航，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将不同的船安全地引导到停泊地。这类知识肯定是特殊的，它只能通过当地的实践和经验获得。就像已经出色地适应狭窄生态环境的鸟或昆虫一样，引航员了解一个港口。如果一个引航员被突然转移到不同港口，他大部分的知识将是没有用的。尽管他的知识适用范围很窄，但是船长、港务长尤其是那些为海洋商业保险的人都同意，引航员关于特定海港的知识必须占支配地位。引航员的经验在当地要比航海的一般知识更重要。
马克・吐温在其经典著作《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用了很大篇幅反映河流上引航员的知识。部分知识是由经验规律组成的，像河流的水面特征可以反映出河中的浅滩、急流和其他航行危险。但是，大部分则是对密西西比河特定流段不同季节和水位的具体熟悉——这些知识只有在当地通过经验才能获得。尽管有些东西也可以被称为关于河流的一般知识，但在特定河流的具体航行中，这些知识是很薄弱和不能解决问题的。就像在特定丛林中需要本土引路人，在布鲁日和古阿拉伯城市的居民居住区需要本土向导一样，在特定的河流上本土的引航员也是必需的。
图为1883年美国《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原版封面。该书是马克·吐温于1883年出版的回忆录，讲述了他在美国内战前作为密西西比河汽船飞行员的日子。[图源：Wikipedia]
米提斯所反映的实践和经验几乎总是地方的。因此登山的向导对她过去经常攀登的泽玛特（Zermatt）最熟悉；飞行导航员最擅长驾驶他受培训时所使用的波音747；外科整形医生最大权威在于她积累了经验，成为膝盖处的专家。现在还不清楚，如果他们被突然转到布兰克山（Mont Blanc）、DC3飞机和手部整形，这些专家的米提斯有多少是可以转移使用的。
一项特定的技能每次应用都需要针对本地条件作出相应的调整。对纺织工人来说，每种新的棉纱或线的手感都不一样。对于制陶工人来说，新黏土使用起来会不同。长期与不同材料打交道的经验使他们可以半自动地作出这样的调整。特殊知识的具体性还可以更深入一步，比如意识到每一台织机和陶轮都有其自身的不同特征，工匠会逐步了解并加以充分利用（或者避开易出的问题）。因此，任何被实际应用的一般性知识都需要富有想象力的翻译。关于织机完整的一般知识并不能直接被翻译成使这台织机成功运行的知识，具体织机有着设计、使用、制作的木材和修补上的特点。描述某一台织机的艺术、一条河流的艺术、一台拖拉机的艺术或一台汽车的艺术并不荒谬；它指出了存在于一般性知识和特定环境知识之间差别的大小和重要程度。
我们有理由把特定环境的地方知识认为是与一般知识不同的派系知识。也就是说，这些知识的持有者往往对某种特定的产出有着特殊的热情。一个为大型资本密集的海运公司提供商业保险的公司只依赖事故的概率分布依旧能够赢利。但是对于希望平安航行的船长或海员，每次事故、每次航行的结果都与他们息息相关。米提斯就是影响特定事件中最终结果——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所必需的能力和经验。
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经考察过的国家的简单化和乌托邦项目都涉及在具体空间和时间背景下的活动。如果说在林业、革命、城市规划、农业和农村定居中有一般的规律可言，但这些一般规律对我们理解这个森林、这个革命和这个农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所有的农业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农田、土壤和作物）、特定的时间（气候类型、季节、害虫数量的变化）、为了特定的目的（有着自我需求和口味的家庭）。不顾这些特殊性，机械地应用一般的规律只能导致实践上的失败、社会理想的幻灭，或者二者兼有。一般化的公式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将粗糙的一般理解翻译为成功的、细腻的地方应用所需要的地方知识。如果要取得在当地的成功，那么越是一般适用的规则，就越需要通过翻译。这不仅仅是船长或航海家了解在什么地方自己的经验不如引航员熟知的地方知识那么简单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认识到经验本身主要来自于对航海和引航实践经验的总结。
最后一个类比可能会帮助弄清一般经验和米提斯之间的关系。米提斯不仅仅是为了将一般公式应用于本地所做的对地方价值的详细阐述（如当地的平均温度和降雨）。如果以语言为例，我想经验的方法就类似于语法，而米提斯就像实际的说话。就像讲话并不是从语法中推演出来的，米提斯也不是从一般规律推演出来的。讲话是通过模仿、使用、试验和错误而发展的。学习母语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一个连续的、不断纠正错误以接近目标的过程。我们并非从学习字母、单词、句子片断和语法规则开始，然后使用这些内容创造语法正确的句子。如同奥科少特所指出的，有了语法知识也完全可能仍讲不出明白易懂的句子。语法规则来自于实际语言实践的说法更接近于事实。目的在于培养良好口语能力的现代语言训练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都从简单的短句开始，机械地重复，从而强化对模式和重音的记忆。语法隐含在练习中，或者是在后面才引入语法作为整理和总结实践知识的方法。
与语言一样，成功的从事农业或牧业所需要的米提斯也最好是在每日的实践和经验中学习。就像经过长期培训的学徒一样，在可以不断实践一门手艺的家庭中成长为其将来从事这项工作提供了最好的准备条件。通过这种形式进行的职业社会化可能会鼓励对技能的保存，而不是大胆的创新。但是任何排除和压制米提斯经验、知识和适应性的公式都面临着前后不连贯和失败的风险，学习连贯的语言绝不仅仅是学习语法规则。
与认识论和技术知识的关系
对于希腊人，特别是柏拉图来说，认识论（episteme）和技术知识（techne）代表了与米提斯完全不同种类的知识。技术知识可以通过严格的规则（不是经验规则）、原理和命题精确且完整地表现出来。在最严格的情况下，技术知识可以从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经过逻辑推导得出。作为一个理念形式，从如何组织、如何整理和教授、如何被修正，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分析精确性等多个方面，它都与米提斯不同。
米提斯是在一定背景下的特殊，而技术知识是普遍适用的。在数学逻辑中，10乘以10在任何地方永远都等于100；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直角代表90度；在传统的物理学中，水的冰点总是摄氏零度。技术知识是固定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写道，技术知识“来自于许多从经验中产生的概念，当关于一组相似事物的普遍判断形成，技术知识就产生了”。技术知识可被分析地组织成小而清晰的逻辑步骤，它是可以分解也可被证实的，这个事实是其具有普遍性的原因。这一普遍性意味着，以技术知识形式存在的知识基本上可以被作为一般原理完整地教授，而那些提供理论知识的技术知识规则可能没有实际用途。最后，技术知识的特点是非个人化的、准确量化的，并关注解释和考证，而米提斯关注的是个人技能、“感觉”和实践结果。
对技术知识作为理想和典型的知识系统所作的描述与现代科学的自我形象很相似，这并非偶然。然而，真正科学的实践则又是完全不同了。技术知识的规则一旦发现就要阐明知识是如何被整理、表达和证实的。技术知识或认识论的规则不能解释科学发现和洞察力。发现一条数学定律可能需要天赋，也可能还有米提斯；而证实原理则必须遵守技术知识的原则。因此，系统和客观的技术知识规则能帮助产生那些可以被组装、综合地记录和正式教授的知识，但是它们自己不能添加新内容或解释这些知识是如何产生的。
技术知识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典型的自我推论系统，它的发现可以由其最初的假设逻辑推论得出。某种知识形式越是符合这些条件，它就越客观、普遍和不受具体背景的影响。但是如同迪铁纳和佛南特所强调的，米提斯的背景特点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无法预计和模糊的，这些条件使它们不能被准确地测量、精确地计算或有严格的逻辑”。努斯鲍姆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柏拉图如何尝试将属于偶然、愿望和冲动范畴内的爱转化为技术知识和认识的范畴，特别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世俗的爱看做低级欲望，他希望清除这些低等的本能，从而使爱就像哲学家对真理的纯粹追求一样。纯粹推理，特别是科学和数学逻辑类的，其优越性在于它们是“纯粹的努力、最稳定并直通真理”。如此推理的对象“永远不必考虑人类如何做或如何说而保持自我”。柏拉图声称，所爱，或应该爱的不是那个被爱的人，而是反映在被爱人身上纯粹的美的形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持不受欲望影响的纯正和理性的爱。
完全不受偶然性、猜测、背景、愿望和个人经验影响，从而也不受米提斯影响的人类努力范围就此被看做人类的最高追求。它们是哲学家的成果。基于这个尺度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欧基里得几何学、数学和一些自我推论的分析哲学，可能还有音乐被认为是最纯粹的人类追求。与自然科学和具体的实验不同，这些原理都存在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中，不被物质世界的偶然性所触及。他们开始于人的头脑或一张白纸。毕达格拉斯的公式，A²+B²=C²，永远适合于任何地方的所有直角三角形。
西方哲学和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中不断循环出现的主题就是试图重新系统地阐述知识体系，从而排除不确定性，达到欧基里得几何学所具有的精确逻辑推理。在自然科学中，结果是革命性的。但在哲学和人文科学所涉及的地方，尽管也作了同样不懈的努力，结果却仍不明确。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模仿了数学证明的第一步，并且“回答了威胁到社会存在的混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与实用主义者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快乐和痛苦（快乐论）的计算，将伦理学研究简化成纯粹的自然科学，简化成对“所有可以影响个人境况的考察，对此给予评价和分类，不给机会、突变和无控制的决定留下任何可能。所有事物的大小、数量、重量和尺度等方便都被加以勘测，并被固定下来”。
技术知识被设计出来以掌握机会（tuche），但由于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发展，机会本身也被转化为可以代入技术知识公式的单一事实。只要能给定一个已知的概率，风险就变得与其他事实一样，但是不确定性（其潜在的概率仍然未知）仍然在技术知识范围之外。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知识“生涯”可以表明，在调查到的许多领域内，分析的领域被重新阐述和缩减，从而将许多只能被判断而不能被量化和测量的因素排除在外。更适当地说，许多技术被发明出来以隔离和培养那些关键变量可以量化的方面（如用国民生产总值表示国家的财富，用民意调查的数字表示公众意见，用心理学普查表示价值观）。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沿着这个方向做了调整。消费偏好首先被假设为既定和可以计量的，以排除喜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发明和企业家的活动因为太复杂了，难于计量和预测，因此被作为外生变量处理，不在科学原理的范围之内。科学包括了可以计算的风险，但放弃了一些真正的风险因素和占主导的命题（生态危机、喜好的改变）。如同史蒂芬·玛格林所表明的，“经济学中对利己主义、计算和最大化的重视”是“不证自明假设”的一个典型例子，反映了“更强调在意识形态上认可认识论，而不是探索人类复杂和神秘动机和行为的认真努力”。
这种再表述的逻辑与实验活动和现代农业自我界定范围是类似的。通过限定其研究范围，它获得了很高的精确性和科学力量，但是所付出的可能代价就是范围过窄、不适用以及来自人为限定范围之外讨厌的隐藏变量的干扰。技术知识最适合那些“只有单一目标或结果，而且目标可以在行动本身之外被详细说明，并且容易进行量化”的活动。因此，科学农业能够成功地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单位面积内用最小的投入生产最多的谷物，就像在实验田中进行的每次改变一个变量的试验所展示的一样。农业生活、社区、家庭需求、长期的土壤结构、生态多样性和可持续等问题，或者很难被纳入进来，或者被完全排除在外。只有在寻求的目标很简单、有清晰的定义和可以测量的情况下，效率的公式、生产函数和理性行动才能被具体指明。
如同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的，问题在于某些实践选择“甚至在理论上，也不可能适当地和完全地被普遍规律系统来表达”。他以航海和药物学为例，说明长期经验带来的实践智慧是出色的表现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充满米提斯的活动，需要回应、临场发挥，以及技巧的逐次接近。如果相信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故意回避写下他所教授的内容，因为他认为哲学活动更多地属于米提斯，而不是认识论或技术知识。书写的文本，即使采取哲学对话的形式，也是一套被编纂的原则的呆板汇集。与此不同，口头的对话是实时的反映参与者之间相互共鸣的回应，它的最终结果是无法预先设定的。苏格拉底明显地相信，我们现在称之为苏格拉底方法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就是哲学，而不是作为结果的课本。
〇 本文节选自詹姆斯· 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第九章，王晓毅译、胡搏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 封面图为1665年瘟疫期间收集尸体。[图源：Wikipedia]
〇 编辑 / 排版： 山本木子 彭彭
〇 审核：Y.H. 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