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 质性研究中的“尴尬”——基于田野工作中的个人困惑
丹可，社会学会社读者。
“世界是一场盛大的婚礼” ，戈夫曼兴之所至的一个隐喻，让无数研究者带着对“婚礼”的浪漫想象奔赴田野。然而，田野工作中除了最初的新奇与兴奋之外，研究者还会面临更多、更普遍的“尴尬”：进入田野时的手足无措、访谈中的羞于启齿、现场观察时的格格不入、撤离田野前的愧疚与无意义感……同时，质性研究的方法（论）讨论也倾向于探讨研究的基本取向、收集与分析研究资料的原则、实施研究的整体过程等相对抽象的议题，如对个案研究的意义与策略的一系列回应 ，口述史 、日常生活 等研究视角的转向，访谈与叙事中的意义阐释 等。但对新手研究者而言，相比悬在脑中的各种取向、原则、步骤，上述种种尴尬与困惑更有可能成为研究的障碍，而在本土讨论中，研究者们却在这些尴尬甚至涉及研究伦理的问题上出人意料地达成了一致——闭口不言，只在少部分回忆性的研究手记或学术传记中有所提及。固然，质性研究“是一门手艺” ，只有在不断实践中学习化解尴尬的方法，但这也不是我们对这些尴尬视而不见或把它们置于“田野黑箱”之中任由新手研究者去揣度的理由。有鉴于此，本文结合作者的研究经历，尝试提出田野工作中从入场到退场三个阶段中可能遭遇的尴尬，对这些隐匿于田野黑箱、被认为拿不上台面的问题坦然地予以审视。
一、“见鬼了”——入场的尴尬
潘绥铭等将其红灯区研究的入场方式总结为通过行政系统正式进入、熟人介绍入场、以正规方式直接入场、以非正规方式直接入场等 ，而对于无权无财无关系的三无新手而言，直接入场是最普遍的进入田野的方式。这一入场方式使几乎所有被研究者产生同样的疑问：“你问这个干什么？”每每遇到这类发问，我都会变得眼神游离、瞬间失去语言组织能力，这是因为其中存在两个层面的尴尬。
其一，研究者在初入田野时很难用日常化的语言来转述学术问题的意义，甚至很多研究者在进入田野时并没有具体的研究问题，只有一个宽泛的问题意识和关怀意识，自然无法回答被研究者的质问。其二，新手研究者多以低位姿态进入田野，被研究者积极参与、配合田野工作是一种出于好心的帮助而非本该如此，因此研究者往往会给自己寻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做背书，来达到田野中的互惠原则和平等关系，比如响应某方针政策、社会关怀意识，但最现实的动因——发表论文或完成毕业论文，我们往往羞于启齿。因此，当我们无法为自己的研究动机找到一些伟光正的说辞时，被研究者的质问便戳中了软肋。
《街角社会》书影。[图源: douban.com]
比如，在对某城市底层劳动群体的研究中，受访者问及我为何打听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此前的集体维权事件，我一时无法将所要讨论的学术概念转译为日常化的表述，也不确定这些问题与研究主题有什么关系，只能以“了解社会”这样含糊的表述蒙混过关，或者借势于仅有的资源——“我老师有个项目……”（很多时候这个“项目”并不存在）。被研究者之一尚未听完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直呼“见鬼了”，而我只能假装没听懂（带有方言口音的“塑普”）继续向她解释。其实，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的不同语境、新手研究者的低位姿态决定了研究者入场时或多或少都会遭遇尴尬，但它们不应成为新手在遭遇入场尴尬后怀疑自己的研究是否有意义、甚至打退堂鼓的缘由，而之所以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现在的定性研究对入场的方式及尴尬之处暴露得太少。我们总是习惯于借宏大叙事来为自己辩护，把自己的研究包装成一项道德高尚、对他人有利的工作，这种思想包袱对于新手来讲显然是不必要的。而当我们把这些伟光正的说辞强赋给当下的研究时，是否会对受访者在访谈中的叙述产生影响？当我们虚构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导师课题项目”时，本质上仍然是为自己的研究寻求一个更高层次的合法性背书，而这是否体现了研究者试图在研究情境中实现权力不平等的翻转从而以高位者的姿态引导研究的进行？
二、真情与谎言——在场的尴尬
关于定性研究中访谈的形式，有研究者认为访谈是研究者占据主导地位并根据一定的目的发起的对话 ，也有研究者主张访谈应基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共同体讨论而达到共情式理解 ，这种交流所固有的不确定性预示了田野中的世界可能不是一场盛大的婚礼，而是一个盛大的“谎言”，或者一次隐秘的落泪。
同样以上文的研究经历为例，受访者之一在谈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进城务工所遭遇的不公平经历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伴随着轻声的抽泣，掩面抹去两行清泪。我顿感错愕，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低下头假装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面对受访者的真情流露，我没有提供任何情绪上的安慰或支撑，只是用沉默来化解他内心如浪涌般翻滚的辛酸回忆，在他平复情绪之后继续访谈，这算得上是共情式理解吗？当研究者的提问导致被研究者情绪失控时，研究者该如何处理这种情绪上的尴尬？
另一种在场的尴尬更为常见，即发现访谈中的“谎言”。这里所说的谎言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事实上研究者在单次访谈中也无法确定其获得的信息是“真实”的。“谎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研究者主动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比如，《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中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小姐们在场时，“妈妈”与她们表现得比较亲密，并向研究者称这些姑娘“心地都很好”；而当研究者单独与“妈妈”坐在一辆车上且没有小姐在场时，“妈妈”却用“婊子无情，贼无义”来评价这些小姐 。前者并不是“妈妈”在说谎，相反，前后矛盾的信息可视为不同情景下的“真实”，这一情境下的尴尬源于研究者往往习惯于用价值判断取代意义阐释，所谓“谎言”背后是叙述者在不同情景下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因此，研究者所要做的不是一分为二地判断真相与谎言，而是去理解真相与谎言背后的意义与动机。另一类是研究者通过交叉验证所发现的“谎言”，比如，上述研究中的受访者之一H曾向我诉说从事该营生的种种不易和经济上的困难，但与H相识的同行却告诉我，H通过家庭关系提前知晓附近的旧房拆迁规划，在拆迁之前低价买房再从旧房拆迁中“获利”，如今已经在周边购置了两套房产，生活相当自在。面对这样的“谎言”，我应该选择相信谁吗？还是我应该思考，为什么H在访谈中向我隐瞒其真实的生存状况？进一步而言，为什么我会在得到前后矛盾的信息之后“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相信后者，这是否体现了我在研究中的某种价值立场或对被研究者的某种预设？
三、“没什么意义”——退场的尴尬
黄应贵在论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时承认，“无可否认，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对当地人我们一直是有所亏欠，也应该有所回馈。” 但多数研究者很难在研究结束之后给被研究者带来实质性的回馈，被研究者成为研究者用之即弃的工具，在收集到自己想要的材料之后便全身而退。就连怀特的《街角社会》也曾被批评“剥削”了他的被研究者，犯了“道德上的大罪” 。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研究，更容易让研究者产生无力感，甚至有被研究者坦言这样的研究“没什么意义”，使得研究者的离场不是带着搜集的资料满载而归的风光，更多是灰溜溜地撤离田野的尴尬与幻灭感。
笔者曾参与某大型全国调研项目，需要对中老年受访者进行入户访问，由于访问的时间较长且问题较多，一位正在考虑是否要动手术、心情低落的阿姨在受够了我狂轰乱炸般的问题之后，突然开始了对我的连续质问：你老问这些有什么意思呢？你们大学生就做这些事吗？你们做的这些东西真有什么用吗？别问了，没有用。面对这一串质问，我顿时哑口无言，没错，我像一个提问机器一样抛出的问题和从受访者心不在焉的回答中所收集的数据和资料，真的对他们有什么用吗？
《我在现场》书影。[douban.com]
再以我对某残障群体的研究为例，在离开田野之前，被研究者带着满心的期望与我做临别交谈，他们想象着我的研究能推动今后的无障碍数字建设，想象着他们未来能像健视人一样使用手机的各项功能，想象着他们能没有障碍地漫步于他们的城市。我只能在一旁听着他们所描绘的无障碍蓝图，却不敢多说一句，因为我知道，我的研究根本无法承担上述的重任，它不过是完成毕业论文的任务，甚至连能否发表都要打一个问号。即使万幸之中能够发表，但人微言轻，只会被少部分有着相同旨趣的研究者看到，借用怀特的报告人对其作品的一句评论，“全是一堆空话。那是写给教授们看的。” 因此，这个研究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在寻求发表后作为一项学术成果，也可能成为我拿到一份奖学金的关键筹码，但我该如何面对我的报告人曾幻想的那个无障碍蓝图？我在结束研究之后该以何种姿态与他们联络？或者说，我还需要同他们联系吗？
以上三个阶段中所揭示的“尴尬”或许并不具有代表性，但的确出于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经历中切身体会到的困惑，而在如今铺天盖地的论文发表中却全然不见这些尴尬和困惑，甚至多数文章对具体的研究过程都三缄其口，或是戴上诸如“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等漂亮帽子来打掩护。同样，也几乎没有方法（论）著作和文章指导新手研究者如何面对、化解这些尴尬，以至于我们只能看到前辈们在田野中的筚路蓝缕，而在遭遇这些尴尬时只能陷入慌乱和负罪感之中。质性研究不是黑箱，其中的“尴尬”是所有研究者无法避免的一个环节，它值得也必须被书写。
〇本文来自读者丹可的来信。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〇封面为图为费孝通先生调访江村期间，当地村民结束劳作乘船回家的田野纪事照片。[图源：sohu.com]
〇编辑 / 排版：水天清 / 及影
〇审核：十四 / 悦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