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被一篇文章改变的人生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

我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倾向彭总的观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

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

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wg，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主席的观点，又被打成反gm修正主义分子，在wg中我们就成了“黑五类”的家庭，非常受歧视。

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五类，就参加了反对红五类的派系。我参加的组织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五类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

在wg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群众组织被取缔了，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模仿巴黎公社，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gm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

我母亲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

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一个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思想万岁》的书。

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

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别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但现在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

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

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

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改变我命运的几位师长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

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从1979年到1982年，我作了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

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

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遇到了困难，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

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留给世界的遗产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

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

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

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

最后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

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做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杨小凯的一生很短暂，仅仅活了56岁，就英年早逝，期间还经历了“十年牢狱之灾”。但是他的成就却是无限的，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成为“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也成为第一个因学术的原创性而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今天，是杨小凯逝世16周年的日子。我们必须致敬杨小凯，为他的天才，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为他的赤子之心，更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

除此之外，杨小凯的故国的赤子之心也值得崇敬。

“中国向何处去”，是他一生研究的母题。他对中国转型问题的深刻洞见，对“后发劣势”一针见血的预言，都能为我们在剧变时代提供思想力量。

学者陈浩武说：“在历史再次陷入周期循环怪圈的转折点上，杨小凯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世间再无杨小凯，惟愿他的思想遗产忠告，不再继续被埋没下去。

杨小凯生前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重量级中英文专著。但因特殊原因，杨小凯的多数著作早已绝版，他的思想，随着他的英年早逝也逐渐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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