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你怎么知道的”这个平常问题的回答：亲知的、听说的、推论出来的。赛蒙·道尔谋杀了妻子林内特——你怎么知道的？我亲眼看见的；波罗告诉我的；我从杰奎琳的一系列做法、从鲍尔斯小姐等人的证词推论出来的。然而，我知道的事情，我都能答出“怎么知道”吗？
我对你介绍说这是我妈妈，你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该怎么回答？
对此类问题，维特根斯坦的一个主要分析是：只有可怀疑之处，才能说知道。
维特根斯坦的分析有点儿道理；不过，这种形式上的分析并没有带我们走多远，因为我们本来差不多就在问：这么一来我们就无可怀疑？
很多很多事情，她是我妈妈，我饿了，我有两只手，家门口那个垫子下没有陷阱，我平常不说“我知道”，同样，我也不说我相信、我确信、我从不怀疑、我的看法是、我的信念是，或诸如此类，但它们显然站在可以说“知道”的事情一边。
……
我之所以不会说我知道或我相信我家门口那个垫子下没有陷阱，是因为我家门口那个垫子下没有陷阱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信念”——我相信的并非我坐下去这把椅子不会塌陷，我一般地相信椅子不会一坐就塌陷，椅子类的东西不会一坐就塌陷，比椅子更坚固的东西例如石头更不会一坐就塌陷，而棉花垛一坐上去就会塌陷。
你进了会议室，随便在哪把椅子上坐下了，我可以说，这意味着你相信那把椅子不会坍塌，我也可以说，这意味着你相信会议室、教室、公共汽车上摆着的椅子一般不会人坐上去就坍塌。可以有十种说法，但不好说你有十种信念。
你从家里走到菜市场的整条路上都不怀疑脚下有一个伪装良好的陷阱，你在这条路上也不怀疑忽然有陨石砸到你头上， 或流弹击中你头部。它们并不是一个个互相独立的“信念”。除非有什么特殊的迹象，否则，我家门口那个垫子下有没有陷阱就不可能单独成为一个事项，不可能从世界整体中分离出来。
世界不是由一个一个事实组成的，需要一个机缘，一件事情才会从世界中分离出来，或曰，一件事情才会成为一件事情。如果命题指称的是与其他所有事情相隔绝的孤立事实，那么，我们相信的就不是命题或命题所指称的事实。
我们不说我知道或我相信她是我妈妈，我有两只手，家门口那个垫子下没有陷阱，因为这里并没有什么单独的事情是我知道或我相信的事情，我不能怀疑我有两只手而同时相信我有一个鼻子。我手术后由于麻醉的作用怀疑我的腿是不是还在，与我无缘无故地怀疑我有没有两只手不是同一种类的怀疑。
有些认识是孤立的，有些认识与其他很多认识编织在一起。这两种认识都可以用单独的命题说出来，从命题形式上，我们看不出它们的区别。
我相信张三有个儿子，其实他没有。我相信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却不可能其实没出过。张三有没有儿子，对我所知的世界没多大影响，世上多这个事实不多什么，少这么个事实也不少什么。明天，告诉我张三有个儿子的人又告诉我他弄错了，其实张三没有儿子，于是我就收回这个看法。不妨说，这个看法是个孤立的看法。
我坐下去椅子不会塌掉，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与张三桌上摆着一盆兰花不是同样级别的事实。把我相信张三有个儿子和我相信中国有个毛泽东视作两个同等身份的原子命题，就抹杀掉了信念内容的巨大差别。
问：“成绩差”和“70 分”哪个给出更多信息？
单纯的评价不提供什么信息，这倒不意味着，评价越少提供的信息越多。“这孩子期末考试的成绩差”和“这孩子期末考试得了70分”哪个给出更多消息？“成绩差”这话不够精确， 不过，它把成绩所连的情境一起说出来了。由于不够精确，听者可能问：你就说他得了多少分吧！但你说他得了70分，听者也可能反过来问：你说在班里是成绩好的还是差的吧。“这只手镯太贵”没告诉我们它到底卖多少钱，反过来，“这只手镯4000元”没告诉我们它算贵还算便宜。你到一个新地方，想知道那里的情况，你愿听到介绍者只列出事实还是愿他连带自己的印象、评价来介绍？后一种方式并非事实加评价，仿佛除了介绍事实之外向你介绍了他本人，的确，这种方式会让你对介绍人本人有所了解，但要点在于，它往往使你能够适当地了解“客观情况”。
一般说来，事实说话方式是相对而言的。柳宗元的游记里有事实，但大体属于“美文”，与之相比，徐霞客的游记更偏于事实的说话方式。我们通常是有所感地了解一事、知道一事、言说一事。事情连着我们的处境、感受、欲望、目标向我们呈现。不妨说，一件事情不只是个事实，它还有情，我们说事情，古人甚至更爱说情事。一般说来，在我们的自然态度和自然话语中，事和情直接连在一起，并非先有一事，然后我们寻找它的意义，赋予它意义。杜威说：“从经验上讲，事物是痛苦的、悲惨的、美丽的、幽默的、安定的、烦扰的、舒适的、恼人的、贫乏的、粗鲁的、抚慰的、壮丽的、可怕的。它们本身直接就是这样。”生活世界中的事情自然地具有意义。水汪汪的大眼睛直接具有意义，眼睛尺寸 和亮度则否。并非先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世界，人们主观任意地在事实上涂抹“感情色彩”。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他主张哲学主要不是研究认识对象，而是认识的方式，因为客观世界只是“先验原则”和经验现象的结合。近年来，“信息”成为流行词，以前，我们更多使用“消息”。消息偏向于带有意义的信息，信息则更多与纯粹事实连在一起。用语变化反映了生活的变化，今天，我们到处索要信息，听到的消息却越来越稀少。问：树上有几只麻雀？
有一道人所周知的少儿测验题：树上有十只麻雀，你开枪打死一只，树上还剩几只？一个孩子答九只，另一个孩子答说一只也不剩；后者被设想为正确答案。
第一个孩子只做了数理部分：10‒1＝9。第二个孩子则首先设想环境，当然，他也作了算术：10‒10＝0。但出题人显然不是要考核孩子的计算能力，而是要考察对环境的设想。
给你一道算式，你只需要会演算就行了；给你一道应用题，你得出结论来说，他有三个半弟弟，你没算错，但这道应用题做错了。算术部分是普遍的、“永恒的”，即脱离环境的。日常推理和解释则是在一定的背景上或一定框架里进行的，而关于环境的设想，依赖于经验给出正确答案的孩子想到的是，一只麻雀死了掉下来了，另外九只吓飞了。然而第三个孩子可能设想——这十只麻雀都被绑在树枝上，于是他给出的答案是：树上还有十只。第四个孩子也回答说还剩九只，但他设想那些麻雀又聋又瞎，不管你怎么开枪，它们还是站在树枝上。你还可以设想其他更为特异的情况，并且由是给出形形色色的答案。这些形形色色的答案并不等值，因为有些环境是自然环境。在现实生活中，现实感引导我们确定什么是自然的环境，什么设想离谱。就那道巧智题而言，我们没什么特别的道理去设想更为特异的情况。我们把第二个孩子的答案当作正确答案，是因为他所设想的情形是我们地球上的自然情形。自然不是必然，通常情况和不通常的情况会改变。月球人所经验的“通常情况”也许近乎那些麻雀又聋又瞎。从隔壁屋子里传出说话的声音，五百年前，你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那屋子里有人，今天你想到也许隔壁开着电视，或者那是录音电话机。晨适越而午至，在春秋时候显然悖理，现在有了飞机，这成了平常事。他不在现场，所以人不是他杀的，这是因为那时的人们一方面已经不相信用魇魔法杀人，另一方面还没发展出用遥控装置杀人。如怀特海所说：“一个情境只在它所处之处才是这个情境，这一点属于每一个情境的本质。”“如果说推论不仅在前提的真实性上依赖于推论的对象，那是因为前提没有全都被明白陈述出来。在逻辑上，讨论有关特殊情形的推论是浪费时间。”“全都明白陈述出来”谈何容易——一般说来，环境无穷多样。夫妻争吵，会做出在我们听来匪夷所思的“推论”，但他们并不一定“不合逻辑”，而只是推论所依赖的背景太琐碎太个别，即使你弄明白了这一桩的来龙去脉，到下一桩你还是不知所云，难怪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本文节选自《说理》，作者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以现象学研究尤其是海德格尔研究著称学术界。陈嘉映在《序》中写道：“这本书的主线是道理与说理的关系，道与言的关系……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既然我已经在言说，所言说的就不是常道。书里的确没有什么不移的真理，这里那里对读者有点儿启发，我就满足了。我不知道能否做到这一点，用文字盘道，本来难免笨拙，而于我尤甚。”
陈嘉映老师被称作：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他的声音对这个时代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声音，但他被夺去了公共话语权。”
他在知识与真理的求索中保持着“光荣孤立”，以外部世界的眼光审视着内里环境中的人和社会，从而意图达到更深层次的追求。尤其可贵的是，这位最当得起“哲学家”称号的人，从未失去过对于真实世界与生活的体察和思考。
他一直专注于哲学普及和人本主义思考，他善于从纯粹的哲学思辨中跳出来，思考哲学对于生命与人生观的关照。他的作品为我们在常识和理论之间搭建起知识的桥梁，被学者简宁评价为“像读小说一样轻松”。而他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质朴、真诚。
为此，诚意推荐三本陈嘉映老师亲笔签名代表作：
他能够站在人类认知本质的高度，帮助我们梳理了科学和哲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为我们在常识和理论之间搭建起知识的桥梁。现在各科知识都高度专业化，弄懂任何一门都需要多年专门学习，因此我们很难对科学、哲学与历史形成整体认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陈嘉映老师的这套书来的正是时候。从日常生活中，思考人生与知识的真谛。识图扫码，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