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政体原则一旦腐化，再好的法律也会变坏
政体原则一旦腐化，再好的法律也会变坏，而且转而加害于国家。政体原则完好时，坏法律也会产生好法律的作用，因为原则的力量带动一切。
克里特人为了将头等官吏置于法律之下，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那就是起义。一部分百姓揭竿而起，赶走官吏，强迫他们恢复私人身份。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法律依据的。这种以起义防止滥权的制度，似乎可以颠覆任何共和政体，却并未摧毁克里特共和国。原因如下：
古人要谈论最热爱祖国的人民时，必定首推克里特人。柏拉图说，祖国这个词对克里特人来说是多么亲切。他们用一个表示母爱的词称呼祖国，对祖国的热爱矫治了一切。
波兰的法律也有关于起义的规定，可是，由此产生的后果却表明，唯有克里特人民能够成功地运用这剂良药。
希腊人所创立的体育运动，同样离不开完好的政体原则。柏拉图说，“正是斯巴达人和克里特人开设的这些著名的竞技学校，使他们在世界上跻身杰出民族之列。最初难免感到羞涩，但终于让位于公共利益。”
柏拉图在世时，这种制度令人赞叹，它与军事技术这个重大题目相关。可是，当希腊人不再有拥有美德时，这种制度竟然把军事技术也摧毁了。走上角斗场不再是为了锻炼，而是为了腐化。
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与他同时代的罗马人认为，这些竞技就是希腊人沦为奴隶的主要原因。其实恰恰相反，希腊人沦为奴隶，是这些竞技活动败坏的原因。
在普鲁塔克生活的年代，公园里的裸体搏斗和角力使年轻人懦弱胆怯，沉湎于卑劣的情欲，变成了一群卖艺者。可是，在伊巴米农达生活的年代，底比斯人由于经常练习角力，赢得了琉克特拉战役的胜利。
国家如果没有丢失其原则，不好的法律就很少，正如伊壁鸠鲁在谈及财富时所说：“腐败的不是酒，而是酒罐。”
罗马的法官起初来自元老院的成员。格拉古兄弟把这个特权转给了骑士。德鲁苏斯把它交给了元老院成员和骑士，而苏拉把它只交给元老院成员。科塔则把它交给元老院成员、骑士和国库监督官。恺撒它从国库监督官手中收回。安东尼则将元老院成员、骑士和百人长编成十人队。
当一个共和国已经腐化，只有铲除腐化，恢复原则，才能抑制正在孳生的邪恶，任何其他方法非但不能奏效，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弊端。
当罗马的原则完好无损时，审判权可以由元老院的成员们执掌而不至于出现滥权现象。然而，罗马一旦腐化，审判权无论由元老院成员、骑士或国库监督官执掌，或是由其中的两个或三个集团共同执掌，或是由任何另外一个集团执掌，都无法消除弊病。骑士不比元老院成员更有品德，国库监督官不比骑土强，而骑土则与百人长一样品德不佳。
当罗马的平民得到允诺可以与贵族一样担任官职时，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讨好平民的那些人将主宰政府。其实不然，我们看到的是，罗马人民虽然允许平民担任官职，却依然总是把选票投给贵族。
因为，人民品德高尚，宽容厚道，因为他们是自由的，不以权力为重。可是，当他们丧失自己的原则后，越有权力便越不谨慎，直至最终变成自己的暴君和自己的奴隶。他们失去了自由的力量，因放纵而变得孱弱。
按：本文摘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 译），原标题为“政体原则的完好和腐化的自然结果”，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1-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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