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是灌输一种对思想的力量、思想的美感、思想的结构的深切体会。
——《教育的目的》作者 怀特海德
可高考是我们大多数人需要经历的过程，我们可以说服自己，再学一点，懂多一点，就能上个好大学。但事实上是这样吗？当这些学生上了大学，可能发现自己学的专业完全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根本不知道自己学的知识到底有什么用，出了校园，你发现自己在学校学的知识和现实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好像学的那些都没什么用啊！▍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对“实用“的学科趋之若鹜
与国内的朋友聊天，大家有时会开玩笑，将我们这些新一代的“小留学生”与二十世纪初由清政府、达官显贵或书香世家送出国的那一代“前辈”做比较，说在东西方社会受教育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像詹天佑、孙中山等人一样，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中西合璧。
二十世纪初留学西洋的莘莘学子，成长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起伏动荡之中。他们在出国以前许多人已经饱读诗书，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国难当头，各种思潮争鸣，为中国寻找出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留学海外的行为，也被赋予了历史使命，成为那一代中国人对未来的一种尝试与探索。而如今出国留学的新一代留学生，出国前对中国的了解和文化的积淀又来自于哪里呢？是语文课上对古诗文的大卸八块、囫囵吞枣？还是历史课本对史实的歪曲理解、肤浅认知？抑或地理课上不容置疑的“XX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教育在学生身上留下的痕迹难以磨灭：如今的学生对这样的灌输早已不是全盘接受，却也无法公然挑战，于是有口无心地跟着书本——如此磨灭独立思考的教育，学生怎么可能享受得到思想挑战的乐趣？于是，大部分的学生在出国以前，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和好奇心早已被中国教育磨灭。出国的目的与其说是将西方教育作为中国教育的比较与延伸——如同二十世纪初的前辈一样——不如说是对中国教育的放弃与逃离。留学也由从前的开阔眼界、挑战自身认知的行为，变成了仅仅是增加自身就业竞争力的砝码。这样的心态，从出国后的中国人在学校所选专业便可见一斑：据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显示，管理学、经济学和理工科的回国就业人数，每年约占留学回国就业总人数的80%，导致这些领域求职人员远远供大于求。这种现象在我身边同样常见：和我一届毕业的来自中国的大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大学里选择了实用的经济学，因为人文学科那时在我眼中虚无缥缈、纸上谈兵。
▍看似“没用”的学科，改变了我的认知
然而出国时间久了，我渐渐意识到，也正是美国学府中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学科，正在无形中改变着我的思考方式：
英文课上的圆桌讨论让我逐渐抛弃了以往被动而死板的阅读方式，不再习惯性地去用简单的语言去概括中心思想，而学会将材料当作文学作品去鉴赏，调动感官和想象力，将阅读变成一种立体而多元的体验；
写作课的宽鬆的思维环境和严谨的逻辑训练教会了我在写论文时如何就一个话题自己立论、论证与总结，而并非像国内的议论文训练一般，文章能够采纳的角度和观点早已被题目死死框住；社会学讲座上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明白了如何用抽象晦涩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让我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被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铭记，而仅仅被当作一种理论接受分析与质疑时，原来也可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在美国大学的学习点燃了我对这些学科迟到的兴趣，也帮助我在毕业后做出了独立的选择。我选择了记者行业，将所学所想用来分析了解中国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国学生欠缺真正的人文教育
正是在走上这条路后，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具备与欠缺这种批判性的人文教育所带来的差别：在美国同龄人与我的记者同行中，我发现许多人对周围的环境和现象，都具备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客观分析的“本能”。他们在看待事物和分析现象时，会对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传统看法和固有的成见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去挑战它们，避免因为自己的思维懒惰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他们很少会因为认同一个人而将他的观点不假思索全盘接纳，也很少会因为否定一个人而彻底拒绝去斟酌他的想法，而接纳与反对，又很少取决于对方的权威与身份。当然，心理学有所谓的确认偏误，人们总是有选择性地选取收集某些证据，忽略不利的观点和资讯，用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这一点倒是在我接触的高学历背景美国人中显得较为突出些。
这种思维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从一方面来说，这首先得益于一个言论开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离不开西方高等教育中对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视和教授方式。通过对学生多年的熏陶，它已经焕化成一种思维习惯，而对中国教育稍有了解的人们便明白，这正是没有接受真正人文教育的中国学生所欠缺的。▍人文社科学科，教会我不盲从任何结论
举一个为众多中国人所熟知的例子。不少中国读者读过美国作家何伟的《江城》和《寻路中国》后，都十分喜爱这两部作品。每次和中国人谈起这两部书，我都会问对方他们对作品的好感源于哪裡。“他对中国的观察非常独到”和“他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是我常常听到的答案。
我想，何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国读者不外乎这几个缘由：他能够跳出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成见，以诚实的笔触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他能够敏锐捕捉中国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他的描写对象放置在社会大环境之中，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来折射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特征；他对他的所见所闻不轻易做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定夺，而往往将形成观点的权利交给读者……
在美国读书多年后我深刻感受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离不开我们在美国大学学习时人文社科学科所传达的理念以及培养的思维习惯。在一个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环境下，人文学科的价值不仅在中国人脑海中被广泛忽视，在美国这个有着悠久通识教育传统的社会里也会引起大众辩论。英文、哲学、历史等学科真的可以给予人们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经济下生存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吗？人们时常在问着自己这样的问题。然而正如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马克·艾德孟森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人文学科价值的专栏中所提到的：“人文学科并不教人如何成功，而教人如何质疑成功。” “处在所有人文学科最核心的，是一场海纳百川而深思熟虑的，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与生存的讨论”，艾德孟森写道，“这场讨论不应盲目崇尚任何结论。”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讨论似乎格外有必要，而展开这样讨论的思想基石和恰当方式，正蕴含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之中。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在中国的这些年，他留下的除了十几年和家人一起在中国的美好回忆，还有他献给中国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留住了我们那些走向开放、文明和进步的岁月。为此，吃果读书诚挚推荐“何伟作品集”：《江城》《寻路中国》。
这套书研究的是关于中国的核心课题：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这套书的重点不在于去解读著名的政治人物或文化人物，也不去做大而无当的宏观分析，而是通过叙述一个个最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的经历，描写他们平凡生活中的细节和意外，从另一面来展现中国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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