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在生存与学习中的意义
什么是兴趣？我们从功能的角度来解析。兴趣把每个人有限的精力和注意力，不均等地放在你所遭遇的人物、学科、游戏、事件上面。在我们的身体里，能完成这种功能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理性，另一个是情感。
兴趣落在情感这个系统中，它是情感工具箱当中的一个工具。在哺乳动物崛起的过程中，随着进化慢慢产生一些得心应手的工具，叫作情感，喜怒哀乐、恐惧、厌恶，等等。当你遭遇不同对象的时候，马上有一个情感涌现，帮你做出选择。在灵长目晚期的时候，进化出另一个系统，叫作理性。这两大系统在相当多的场合相辅相成。一个下快棋，一个下慢棋；一个当机立断，一个仔细算计。但是不幸有的时候它们发生了对峙，比如说就在前不久你要参加高考，此前你有兴趣听音乐、踢足球，但是理性告诉你：不能干这个了，要去补你学科上的短板。对劣势的科目多半是没兴趣的。两个系统影响行为的强度不一样。兴趣能给你注入更大的热情和能量。理性算计了半天，同意做这事，可是远不如热爱时的状态。有诸多因素能推动你的学习。我认为兴趣能排第一位。不做对比的说辞是空洞的。第一个对比是勤奋。我们看到两个同学的学习都是废寝忘食，但是一个是兴趣驱动，另一个是功利驱使下的勤奋。这是大不一样的学习。有兴趣者是点点滴滴到心头。另一位目的达到后，就与努力学习的东西拜拜了。这些枯燥东西占据我头脑里的硬盘，清盘吧。很多顶级的科学家、文学家、体育明星，都曾告诫我们：做好一件事情靠勤奋。这其实和我观点一点也不对立。他们说勤奋，是对有兴趣的人说的，即不能只凭兴趣，还要勤奋。如果你对大师说你没兴趣，他会说：你去干别的吧。大师们讲“勤奋”时，兴趣是不待言的。第二个对比是智商。要学好东西，兴趣要紧还是智商要紧？兴趣。有个门槛理论，说要想学到一流，智商没有120是不成的。但是过了这个门槛，可就不看智商了。智商150的人未必超过智商120的人。过了门槛后比的是性格。性格因素里排在比较靠前的就是兴趣。想象力、自主性、意志力，这些东西通通都对你的学习发生作用，绝不仅仅是一个智商。人类这一百年来都魔怔着崇拜智商。而崇拜最过火的是我们中国人。智商没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我们民族的弱项，我们教育没有培养出的东西是个性。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学校，进来的人智商都挺高的，但是别的素质，兴趣、自主性，都强吗？大概是这些方面弱，所以北大的毕业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学习拉提琴。一个爱好者要能上台演奏，必要操练过3000小时，一个专业的琴手则要操练过1万小时。能练1万小时真的难乎其难。光靠励志和刻苦精神干不下来。刻苦精神和兴趣一定要都具有才可能完成。而天才都是乐在其中的。我个人以为，做学术应该有两个支点，缺一个动力就不够充沛。自然科学家们的动力是什么，是经世济民？不是。我们分别向爱因斯坦和陈景润提出同一个问题，您二位的研究成果，将在何年、何月、以何种方式造福人类。我断定他们二位答不出来。你们不知道自己的成果怎么造福人类，为什么要做它？可以做瓦特、做袁隆平嘛。那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呀？是对大自然，对数学奥秘的极大兴趣。数学最前沿的成果，应用到其他领域当中通常是一二百年以后，有些上千年，甚至一直没有应用的场合。造福人类是伟大科学发现的副产品。没了兴趣，科学家这个队伍将萎缩。社会科学比起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经世济民的关系更直接一点，但也就是一点儿。▍教育对兴趣发育的正负功能
我以为，教育的宗旨和使命，是帮助受教者产生这样那样的兴趣，包括对工作技能的兴趣，也包括对生活的兴趣，对音乐、美术、体育的兴趣，对木工、烹调的兴趣，等等。不然的话，不管挣多少钱，生活乏味。当然还要对某个职业技能产生兴趣。我认为，教育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指标是，受教者有没有因为教育而提升了他对某个事物、某个游戏的兴趣，如果没有，教育是失败的。兴趣是怎么形成的？三个字：自生长。它依赖一些条件。第一，要有空。第二，要能自主。第三，整个受教过程当中要能比较广泛地接触到好多学科、游戏、信息，才更可能发育兴趣。这三个条件本来应该稀松平常，但不幸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大多数学生都得不到。前些年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认为，成才的路径就是向孩子灌输知识。今天有些家长好像明白过来了，说不能这么对待孩子，我要培养孩子的兴趣。他们好像开悟了，其实是从一个误区走进另一个误区。他的兴趣凭什么是你能培养的，太霸道一点了。那是一种生命体验，你能帮的事儿，是让他多接触一些信息、游戏、学科，仅此而已。他对哪个有兴趣，之前谁都看不清楚。那是自生长过程。做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就是自由恋爱，不是包办婚姻。家长帮助孩子找到兴趣，大概比找对象，概率还要低一点。兴趣是如此微妙诡异的东西。他着迷一件东西之前，外人看不出来，他自己也不预知。我非常敬佩日本人的幼教。我会讲几个人类学家观察记录的段子。我们现在的幼儿园也知道了，不能光是课业，认字算数。在国外有法律规定，不可以认字和算数的。为什么这个年龄段不要认字和算术，是因为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神经系统还很弱小，不能重负，你让他认字算数，他能学会，可是他学习的时候花了很多精力和注意力，这影响性格的发育。性格包容广大，包括自立精神，该学会擦屁股的时候就自己擦屁股，该自己穿衣、系鞋带的时候就自己做。还要学会交朋友，能够着迷一些游戏。中国幼儿园的游戏课上，中国老师会说：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做什么游戏呢，拍皮球。日本幼儿园里老师说：同学们这节课是游戏，玩去吧。教室四围都是玩具，游戏是你自选择，你爱玩什么就玩什么，拍球，跳绳。甚至有些孩子不要道具就一块儿玩起来。为什么要放任？给孩子们自选择的机会。日本幼儿园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值日生宣布今天的菜谱。轮流做值日锻炼说话能力。把桌子拼起来一块儿吃，吃完这顿饭以后，同学们还要打扫卫生，锻炼自立。吃饭的时候，座位随便，无形中增加了孩子们自由选择愿意和谁坐在一起。人家从幼儿园起，从一个吃饭的场合的自选座位，来落实这种培养。日本幼儿园里还发生了这么一个镜头，一个男孩儿打别的孩子，老师在那边冷眼旁观，不干预。人类学家们问这个日本老师为什么不去干涉。她说：我是有意不去管教的，如果打得很重我会把他拉开。她说：去训斥一顿能校正过来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孩子的社会跟成人的社会一样，是互动的，要在互动中成长和解决问题。有时候被打的孩子找老师。老师第一时间要跟他说：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抵抗，打不过他你不会喊叫吗？每个被欺负的孩子都学会抵抗，爱打人的孩子就慢慢收敛了。幼儿园要培养的是自立、自主、自卫、自娱的性格。小学学习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么小的年龄就开始追求高分。大家都忘了分数的设计中有一项叫作及格，及格是个好事儿啊，怎么在我们这儿成垃圾了。及格是个大坎儿啊，比优良中哪些坎儿都重要。孩子过了这道坎，家长应该释然。我为什么说追求高分是荒诞的，因为那样学过的东西就必须一遍、二遍、三遍地复习，以求得到高分。考的是个什么东西？要是一二年级，考的就是一些生字或是加减乘除。即使我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仅仅及格，五六年级的时候，拿来一年级的生字，我几乎每个都认得。那你为什么一年级的时候非要我争取高分呢？达到及格几乎没有成本。高分是有成本的，可不光是时间，浪费了感情，增加了无聊。及格多么轻松，剩下时间就撒欢，就玩去了。到六年级，四年级以前的生字全都认识。我所说的这个路子叫作以新带旧，学习新的东西就把旧的东西不知不觉地复习了。中学问题的焦点是高考。高考的不二法门是补短板。努力提升长板是愚不可及的。花单位时间补短板长20分，长板只能长几分。一个人的长项通常就是他的长项，这是大概率。当你不断地补短板，到最后，你的兴趣已经不复存在，你没在那里发育。高中期间是一个人智力成长的花季，高中前看不到，因为智力还没有发育到这个程度。到了花季争奇斗艳，各展才华。在我们这里则是一个肃杀的季节，都忙着补短板。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复习还是复习。我们这里如果曾经有几个潜在的天才，在复习中消失殆尽。我写过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我在书中说了一段话：一匹潜在的良马拉了一年磨，今生绝无可能做千里马。爱因斯坦说，他为了准备一个考试复习了小一个月，三个月都没缓过来。我们整个高三就是复习的一年，我们得花多长时间缓过来啊？何况有些人还要复读呢，复读有的是为了考上大学，还有的是为了考北清，真是愚不可及。我在我的母校北京八中给全校师生做演讲，我说给个体出主意是最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但我想对你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些学生说，你们多半能考上北清。我劝你们放弃北清，好好伺候你的兴趣。演讲中我说，我初三的时候是这个学校800公尺的年级冠军。800公尺要跑两圈。我们每次比赛都是第一圈太快，不敢落后啊，跑第二圈时体力不支。我在西城区拿过第四名，那次比赛第一圈用时比第二圈快了7秒钟。如果第一圈慢3秒钟，后发制人，我可能是西城区第一名。但一块儿跑的人第一圈没有人敢放慢。有个学术名词叫“囚徒困境”，我这个道理可以叫“八百米赛跑困境”。到了大学以后呢，你们将越来越感到，为保研就要伺候绩点，还是补短板。绩点高的同学保研了。读研和不读研的同学走上不一样道路了。像我们这样的大学，读研的同学日后做职业学者的比重比较大。在提倡通识教育上大家有共识，可是在解答为什么要提倡通识教育上，很多解答没说到点上。在这个年龄搞通识教育，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哪儿。让你接触的学科宽一些，别上来就进入一个胡同，过后发现根本不喜欢。美国中学生报考的是大学，不是其中的某个院系。入学后最晚可以在三年级开学时确定院系。前两个学年，哪院系的课都随便听。在这样的学校里还用得着提倡通识教育吗？广泛的资讯供同学们选择，这才是通识教育最大的支点。钱锺书高考数学不及格，陈景润对文史没什么兴趣，怎么了？耽误什么了？数学家杨乐高一时就确定了一生的方向。但这些不是大概率。多数学生要通过通识教育，发现自己的兴趣，确认自己的方向。我认为这是实行通识教育的大道理。而给大家广博的知识是小道理，我不否认它。一个十六七岁的人上来就痴迷数学，痴迷诗歌，有什么不好？对这一小撮兴趣很早定型的人，有无通识教育是无大所谓的。我反对让人厌学的复习，但不反对而且极力鼓吹多读书。就是说，读书跟读书方式太不一样了。你过手的多数的书，不必读第二遍。非常重视的地方，做个笔记，做个索引，什么什么观点，在哪本书多少页，十几个字就行了。有个模糊记忆就够了。你应该读非常多的书。你到网上搜一搜，看看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对本科生、研究生要求的年阅读量，能吓着你。我们这里，要求读的书不多，时间花在了复习和考试上面。这两种读书方式天壤之别。▍发现自己的学术兴趣
如果从正常的教育过程中走过来的人，到高中就发育出兴趣来了。也就是说，兴趣的发生几乎是一件无意识的事情，就好像一个适龄的男女，置身在同龄男女中，你不必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当你发现意中人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还用提醒吗？但是你是在一个异化的教育环境中走过来的。到了这个阶段，第一你要知道你已经晚了，你到现在对兴趣一脸茫然，你面临的问题是亡羊补牢。所以，你要不断提醒自己，我要在今后几年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你要把有些人可以无意识的发育，变成一个有意识的活动。不然，你大概就错过了你一生中选择兴趣的末班车了。抓住这四年。如果大学的四年中还没有找到自己文化上思想上的兴趣，以后是找不到的。最后要谈的是怎么找到你的学术兴趣。要珍惜你在这个校园里，在今后四年中的种种因缘，读到了一本好书，遇到了一个良师，相识了一位辩友，脑子里纠缠的大小问题。当你遭遇这些人物、事件、图书、问题的时候，你心中升起的一些兴趣，你要珍惜，不可以让它们随风而去，这些兴趣不会没完没了地出现。先说书。通常读过五分之一就知道这本书合不合你的心。如果符合，就提升你对它的关注度，马上开始一个忠实于自己的兴趣，伺候自己兴趣的阅读过程。通常一本书能打动你，这个作者的其他著作打动你的概率是很大的。找书读不能没头苍蝇似的。这本书非常打动你，你马上查看这位作者还有哪些著作，他的书你都得过一遍，竭泽而渔。还有就是，学术是一种传承，书中有些观点特别打动你，对此他引用了一些别人的著述，你把那些书也找来读读。一本好书后面的参考书目你一定要看，从其中选书，找来翻一翻。这个过程就是“滚自己的雪球”。世界上好书很多很多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平庸的书是汪洋大海。何况什么是好坏，涉及主观。有很多书很好，但跟你没缘分。这无所谓，因为还有一些好书可能跟你有缘。所以，和你有缘分的好书就没那么多了。别听别人说，为自己滚个雪球。四年下来自己喜欢的书能有二十本，你可望成才了。再说第二点，喜欢哪个课程的老师，盯住他。老师很多很多，但是平庸的老师肯定比优秀的老师要多很多，而优秀的老师当中和你有缘分的只是一部分。所以对那个老师有兴趣，搜索他的履历、作品，和他神交，想出一些你自以为深刻的、怪异的问题请教他，争取吓他一跳。第三点就是寻找智力生活中趣味相投的同学，在这里找到的概率最大。要珍惜生存、生命当中的这些机会。你本来有一点兴趣，很薄弱，如果在这个兴趣上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你俩一起切磋，这个兴趣就会壮大。我从来都以为，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当中，同学间的帮助超过老师。因为彼此接触太频繁了，还因为名校中不乏少年天才呀，这些同学给你的激发，给你的营养，不低于老师的。你毕竟处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很多问题会来敲击你。要珍惜这些问题，努力解答。不要轻易相信成人、教师、教科书、官方给你的答案。它既然成为一个问题浮现在你头脑，就说明你对现存的答案不怎么认可，有了怀疑之心，这太可宝贵了。首先是自己解答，常常找不到完美的解答，你要追问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一路问下去。这种穷根问底叫作研究精神。我评价学生不看绩点。要能自己找书读，选择好的老师和课程，交往智力生活中的同道，能不断地提出和解答问题。形成这样的习惯，就是上路了，可望成为一个学者。祝愿你早日上路。本文为作者对北大社会学系一年级本科生的演讲，首发于2020年12月3日《南方周末》
郑也夫有很多头衔，他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著作，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也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栏目总策划。郑也夫对“个性”的强烈诉求，追求“个性”的人，往往比人云亦云的随大流者多了一重思想的深邃。只是在外人看来，他用这重深邃把自己武装成了一个“呛着来”的老愤青——郑也夫给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是一个批判者，他说自己这种执着的批判性格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里形成的：我在青年时代遭遇到十年文革，除了社会政策荒诞外，令一个爱思考的少年难以忍受的是，一切都有钦定的答案。但那些答案太荒诞。那是1968年，他奔赴北大荒插队，此后他在十数个单位工作、学习过，大多都没呆到四年。2013年，自诩“超龄愤青”的郑也夫从北京大学退休了，这是他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从2004年2月调入到退休，将近十年。在大学任教的这十年，他形容自己是个“拆庙”的，因为他总是喜欢提“不同意见”，而他的不同意见却总是“无可辩驳”，虽无不可辩驳却大多不被接受，没产生什么实际效用。所以退休后看到那些比他更年长却仍在岗的人，他也有些悻悻然。但这并不影响他时时带着拉杆箱跑回学校——去图书馆借书，每次都把教师定额借满，热情甚至高过退休之前。当听到同龄人牢骚一句“我们过气了”，他仍一针见血字字珠玑：如果退休后你的影响力骤减，那恐怕之前产生影响的是你的位子，而不是你本人。他这种好与人争辩的性格，并没有随老之将至而有丝毫衰减。大概于他而言，好争辩是一种内心的潜质，如果放弃“争辩”，无异于放弃精神上的生存。因为正如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笛卡儿言道：“我思故我在。”或许正是这种无法停歇的思考，这种离了工作环境仍无法停止的“操心”，促使他在退休后出版了论著《吾国教育病理》。在前言中，他表示这是愤慨之作，因“眼见中国教育居然走到这步田地，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又这么弱智”，他决定出手诊病、开药方。认为简单地说，大学教育就是三件事：怎么读书；怎么写论文；怎么思考。如果要延展一下，还有怎么做社会调查，或者怎么做实验。在郑也夫看来，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不太爱读书的民族，仅从图书销量的对比上就能看出来。比如《钢铁、细菌与大炮》这本书在美国卖几十万册，但在中国只能卖一两万册。比如日本地铁里十之八九都是读书看报的人，而在中国却不是。若论其中原因，郑也夫认为“教育”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我们的中等教育挫伤了大家的读书兴趣，因为所学东西太狭窄，学生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有被动地重复记忆；而我们的大学教育专业化太早，大家学的东西狭窄、单调，同样没有较多的选择余地。”论及中国人读书兴趣的缺乏，郑也夫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氛围太过功利，不重视主体自身的乐趣，不重视开发主体阅读的兴趣。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使读书变得无用——它不能帮助找工作，不能帮助升官，也不能帮助赚钱。郑也夫自然是一个“博览群书”之人，不仅广泛阅读，还一定要边读边记，唯有这样，才能促进思考，才能学以致用，才能发挥“读书”的价值——开发心智，启迪思想。而勤读善思的人往往在精神上是有洁癖的。这种精神洁癖使他对很多言行看不惯。比如他批王蒙以“我不糊涂”的托词走犬儒之路，说他可以“戴着镣铐跳舞而跳出其他镣铐者跳不出的舞姿”，但不该以“一个一辈子自甘跳镣铐舞的人”的姿态自诩“能跳出世界波”，无疑是对“真正伟大舞者的嘲笑”。比如当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当选学部委员，他曾点名发出文章，质疑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学术圈，公然质疑对方学术水平已属罕见，何况学部委员这一被认为是中国社科院最高学术荣誉的头衔。郑也夫是一个会时时陷入批判的人，这样的人难免太过清醒，因为太清醒，总无法避免感到孤独。正如社会上有个性的人越来越少，多样性逐渐消失，郑也夫的批判作为另一种创造力的表现，自有其伟大的功能，但却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智力坚守。他说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越走越远，只是一种不自觉的互动结果。他说如今自己过着孤独的智力生活，与同道切磋已成奢望。这样一个教书，写书，也卖书的郑也夫，有他可爱与不可爱的地方，这样一个自称“匹夫侏儒”的时代警醒者，有他自己的捍卫与坚守，保守也激进。
王小波说，他是“当今学界少有的思考者”，朱学勤认为，他能洞悉“我们熟悉的生活的底部”。他却自称“永远处于悬置状态”，现在的答案就是最终答案吗？
怀疑一切，思考无禁，正是这种敢想敢言的个性，让他在前些日子因一篇文章，又一次处于风口浪尖，书友慨叹“真北大”“硬汉子”。但也因此，有人担心，“也夫先生的著作，会不会再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