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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天涯沦落人:胡适与张爱玲的一段忘年交

点击蓝色字体关注 吃果读书 2021-12-15

同是天涯沦落人
胡适与张爱玲的一段忘年交
编:先知书店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在美国,已经年过花甲的胡适到张爱玲的寓所来看她,此时的张爱玲还在难民营落脚,胡适的到来让她的心绪有些复杂,离别时张爱玲写下了这段话: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


无疑,张爱玲对胡适的感情是难以言说的,就像这段暧昧的文字,深深隐藏着若即若离想要靠近却又无法接近的怅惘。


张爱玲对胡适并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写的《诗与胡说》一文中曾论及他:“……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虽然她与他还从未见过面。那亲切不仅来自于她早年读过他的书,而且还有她的长辈与他的交往。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买过《胡适文存》,大概又因读了胡适的考证,去买了《海上花》。张爱玲大约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坐在乃父的书桌前看了《胡适文存》,后来又“破例要了四块钱”买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了看。仿佛一家人都爱读胡适或胡适推荐的书。

▲张爱玲的祖母为李鸿章之女李菊耦(右),左为李菊耦母亲赵小莲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借了张廷重的《胡适文存》,看过了也不及时归还。后来为了张爱玲与乃兄闹翻断绝了来往,更不还了。张爱玲则读《醒世姻缘传》一遍不够,非常痴迷。在香港上大学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1952年,张爱玲离开内地来到香港,出版了长篇小说《秧歌》。小说出版后影响很大,《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连续两次发表评论。张爱玲认为可以拿得出手了,当即寄了一本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


不久,收到《秧歌》的胡适给张爱玲回了一封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10月25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看到胡适的回信,张爱玲又吃惊又兴奋,很快给胡适回了一封信。几番书信来往,张爱玲与胡适之间又多了一份亲近。

其时张爱玲想去美国,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1953年,美国颁布了难民法令,这让张爱玲看到了希望。张爱玲向美国方面提出了入境申请,并且由“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负责人麦卡锡做入境担保人,张爱玲就在这段时间与胡适频频通信,为自己去美国铺路。


1955年秋天,张爱玲如愿以偿地到达美国,刚刚安顿下来,便和好朋友炎樱一同去见胡适。那时,胡适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五楼H号,是他当年驻美大使卸任后租赁的旧居,被江冬秀称为“简陋的小公寓”,老夫老妻在这里过得清贫而落寞的生活。

张爱玲在生人面前一向萧索,纵然心有千言万语,表面上却一片冷淡。和胡适大师面对面坐着,不免有些尴尬。倒是炎樱显得活泼些,胡适和江冬秀都很喜欢炎樱,江冬秀一个劲地问:“你是哪里人?老家在哪里?”也许怕张爱玲坐着受冷落,江冬秀给她们端来两杯茶。

这次见面,张爱玲和炎樱略略坐了一会儿,和胡适并没有多少交流。张爱玲不知道,其实此时胡适在美国异常艰难,基本上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当时胡适、江冬秀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异国他乡没有亲朋走动,又没有儿孙在身边。这是胡适一生最暗淡的岁月,他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炎樱认识一个朋友,出主意帮张爱玲申请住到“救世军”那里去,也就是美国的难民营。但是手续办起来很麻烦,她心里也有一点儿隐隐的恐惧。漫无头绪中,她又一次想到胡适。她并非要得到他的具体帮助,只是想去聊一聊,她的境况其实不需她开口多说,胡适也是一清二楚。

那天胡适将张爱玲引进书房,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不久,炎樱带回来一个好消息,“救世军”职业女子宿舍同意接收张爱玲了。张爱玲当即搬了过去。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地,她一时竟然十分高兴,完全没有考虑到“救世军”是怎样一个地方——一处专门收容难民的难民营。张爱玲住了一段时间后,有些不堪忍受,却又无可奈何。

▲张爱玲(后)和好友炎樱(前)

有一天,胡适先生突然到难民营来看张爱玲。他来得太突然,令张爱玲手足无措,只好请他去客厅里坐坐。所谓的客厅并不是张爱玲独享的,而是整个“救世军”的大客厅。

张爱玲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她领着胡适东看看西望望,两个人脸上都是无可奈何的笑。胡适边看边说:“蛮好,蛮好的,很好呀,你住在这里。”张爱玲只是附和着他,笑着,心里却在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都住到难民营里来了,还好,到底好在哪里?

最后胡适提出告辞,张爱玲送他到大门外。她的外衣脱了放在礼堂里,还没来得及去拿,两个人就站在门外台阶上说话。那天风很大,也有点冷,她刚才只顾着和胡适说话,并不清楚外面的温度。一阵风吹来,她抱紧了胳膊。两个人站定,互相望着,彼此都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隔着一条街,就是美国的一条大河赫贞江(哈德逊河),它从纽约流入大海。张爱玲这样回忆:

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哈德逊河上的纽约日出

1956年2月,张爱玲搬离纽约,去了美国的东北部。这时,生存问题迫在眉睫,多次碰壁的结果是,她决定不再求职,而是仿效美国一些作家,向写作文艺营之类的文艺组织寻求帮助。在这里,她遇到了赖雅,两人在炎樱的见证下结了婚,她都写信告诉了胡适。

1958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居住半年,享受写作资助。这其实也是一处文艺营,需要有人担保,张爱玲写信请求胡适作保,胡适很快同意了。

这一年的4月,胡适决定返回台北。1962年,在“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胡适心脏病突发,倏然辞世。

张爱玲后来说:“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一部《海上花》,从张爱玲认识胡适的那天起,直到他去世,始终是她握在手里,惦在心里的。


张爱玲和胡适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汇孕育出的一对“金童玉女”。巧合的是他们不但同为安徽老乡,还都在上海滩功成名就,后经香港、台湾流落美国,最终也都客死他乡。相似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生活轨迹,相似的兴趣爱好,相近的思想见解,让这一老一少在大洋彼岸成就了一段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胡适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的地位,已无需赘言。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广阔,这使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完全与众不同。他的思想与呼喊,至今仍振聋发聩。

张爱玲将文学从政治拉回民间。她看透了人的不完美,但却宽容他们。在她眼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最终都要回归人性。但悲哀的是,张爱玲太独特,也许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她的同行者。

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就是胡适和张爱玲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胡适精选文集”和“张爱玲作品集”,在这个时代,浅薄无罪。浅薄化的阅读甚至成为一种流行。当人们已经习惯了浅薄时,语言激活的便是生物的本能,人们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越来越简单和极端,情绪也就变得浅薄和粗暴。而胡适和张爱玲文字中的温和、悲悯精神,恰恰是这个“大合唱”盛行的时代亟需的一味良药。他们的著作值得反复再读,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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