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曲线：法国大革命是怎样引发中国清王朝的覆灭？

法国大革命是

怎样引发中国清王朝的覆灭？

文：王龙

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和风惠畅，万里无云。国王路易十六取出鹅毛笔，懒洋洋地在日记本上简单记下一行字：

14日，星期二，无事。

很显然，这一天在路易十六看来十分平常。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淡乏味的一天，却成为改写法国历史的重要日子。

就在20公里外，巴士底狱枪声如雨，火光冲天。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手持毛瑟枪，向这座监狱发动猛烈进攻，血流成河。

当巴士底狱最终被攻占时，人们发现里面只关押着7个人，两个精神病患者，5个普通犯人。而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整天，牺牲了98个人。

但人们饱含热泪，振臂欢呼，激动不已，没有任何人觉得代价过于惨重。因为在他们心中，这座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相当于1000座监狱。暴风骤雨的法国大革命，就从这里拉开了血雨腥风的铁幕。

第二天早晨，从睡梦中惊醒的路易十六听了汇报，惊讶地问：“这是一场叛乱吗？”大臣明确地告诉他：“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1794年《法国大革命》铜版画系列之《马拉之死》

三年后的1793年1月21日。清晨，阴郁的天空飘着清冷的细雨。路易十六被反绑双手走上断头台，心中感慨莫名。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国王向他的子民们发表最后的演说：

“我虽无辜而死，但我宽恕一切。我饶恕我的敌人，同时祈求我的鲜血将造福于法兰西，并祈祷我的鲜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

台下群情汹汹的喊叫声淹没了他的话。曾经忠诚恭敬，山呼万岁的子民们，此刻却迫不及待兴奋等待看他们的国王人头落地。寒光闪过，路易十六身首异处。刽子手抓起国王血淋淋的头颅，向四周的人们高举示众。

一阵奇异的短暂静默之后，人群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自由万岁！”“平等万岁！”“共和万岁！”所有的帽子都抛向了空中。十分钟后，人们发疯涌向断头台，用手绢、领带、帽子，一切随身携带的东西涂抹着路易十六的鲜血，小心翼翼地将它作为宝贵的纪念品带回家珍藏。

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全都震惊得目瞪口呆：臣民，这次居然是臣民砍下了君主的头颅！

1856年，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整整64年后，一部轰动欧洲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诞生了。

作者托克维尔出身法国穿袍贵族世家。大革命时期，他的家族作为革命对象吃尽苦头。

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是思想开明的法官，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议会审判路易十六时，他挺身而出为落难的国王担任辩护律师，最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因随之发生了热月政变，才幸免于难。

但托克维尔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并没有像一般的保守主义者那样抨击革命的血腥与暴力，而是难能可贵地对大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在后来成为大革命主要发源地的那些地方，恰恰是法国进步最明显的地方。

相反，对大革命的反抗最激烈持久的地方，则是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难道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不是一个贪婪、昏庸的国王，他尊重公共舆论，鼓励发展经济，屡屡出台改革政策。

他关爱穷苦百姓，救济贫民。当御前会议判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管理地区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农民一方，亲自撰写赔款的各项理由。

正如历史学家米涅所说，就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专制；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

在路易十六统治后期，尽管法国因为卷入北美战争而负债累累，但人们却依旧能继续发财致富，富有创造性。

然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来了革命的风暴。这完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革命。托克维尔总结道：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托克维尔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力的藐视，都源自“旧制度”多年“教导”的结果。法国的激进革命者希望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制度。

但事实上，革命不仅没有摧毁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几年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流悄然演变成暗河，流经之地没多远，暗流就又重新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学者朱学勤先生称之为“托克维尔曲线”。

彼时的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系的国家，凡尔赛——北京轴心早已巩固成形，但托克维尔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也没能进入大清王朝的视野。

相反，路易十六的死讯在一位相隔一万六千多里的中国老人心灵深处掀起了惊天狂澜，产生了完全负面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过程。

他就是正统治着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法国并不陌生，与路易十六也可谓神交已久。自康熙以来，中法两国的关系就一直友好亲密。一生对祖父康熙深为敬重的乾隆皇帝，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中法往来频繁。

清朝皇宫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等很多物品，都来自法国，就连乾隆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皇帝，决定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到法国会见路易十六国王，没想到，此时，也就是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转眼之间，曾经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几代人友好交往的法国皇室，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在乾隆皇帝内心激起的绝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哀伤，更是对于民众反抗怒火的恐怖警惕。

当时的大清朝已如落日余晖，暗流涌动，所谓的康乾盛世已进入绝唱的尾声。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乾隆皇帝没有从正面吸取路易十六的悲剧教训，而是相反：用更加强硬的铁腕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把任何反抗的隐患都消灭在萌芽中。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对白莲教进行大搜捕。酷吏贪官趁此机会，一边高喊捉拿白莲教，一边对老百姓敲诈勒索。稍微有点家底的家族，在冤狱之下几乎全部破产。

人民要么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要么奋起抗暴，殊死一搏。这次大搜捕，导致官逼民反，天地会、苗民烽烟四起，令清政府疲于奔命。也正是同白莲教的战事，开启了清朝衰落的进程。

即便如此，康乾盛世在历史上却被大书特书。历史学者张宏杰写了一本《饥饿的盛世》，从书中不难发现：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乾隆盛世，那是一个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而已。满清衰落，并落伍于世界，实则从此时开始。

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国运角逐的接力赛场上，整个欧洲开始一路飞奔，远远地把封闭的中国甩在后面。

环顾乾隆时期，更是一个群星璀璨、伟人辈出的时代，罗伯斯庇尔、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都令整个世界为之一振，从西欧到北美掀起社会变革的狂飙。

孟德斯鸠创立三权分立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自由人民选举元首的国家，改天换地的政治变革引发的是史无前例的时代春潮……

此时，乾隆本有机会认真反思一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增大僵滞固化的大清朝社会变革的空间和动力。

然而，事实刚好相反，诚如学者柏杨所说，正当欧洲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起自十四世纪的凶潮毒雾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开疆拓土的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

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的雾潮又将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反扑而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酱死在即将迈步前行的刹那。

按下大黑暗重临电钮的人物，就是乾隆皇帝。他不但对欧洲先进的政治思想充耳不闻，却疯狂地发起扼杀思想的文字狱。他的帝国版图越来越大，人民的思想境界却越来越小，甚至变得可怜可笑。

他们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对西方的“奇技淫巧”嗤之以鼻。从皇帝、大臣到街头小贩都坚定地认为，以牛奶为饮食的红毛巨鼻的西洋人，肯定有犬羊的本质。这样低劣的民族，怎值得我物华天宝的“天朝大国”学习？

乾隆皇帝留下的，是一份带毒的政治遗产。大清朝沿着这条势能巨大的政治轨道，不可逆转地滑向穷途末路。

到了晚清末年，慈禧太后重蹈覆辙，走了一条极其类似路易十六的改革之路，重画了一条“托克维尔曲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那些富有先见之明的预言，成为大清王朝的一幅临终速写。

1900年8月15日，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奔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

惨痛中的慈禧，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其中竟然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就在一年前的1898年9月21日，慈禧还亲自指挥镇压戊戌变法，杀气腾腾地质问光绪皇帝：“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前后对照，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谁能想到先前拼死维护“祖宗大法”的慈禧，现在居然沉痛地道出“误中在一私字”这种类似自我检讨的话来？

历经巨痛的慈禧，决心变法自强。

从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之时，到1908年11月去世为止，她下令进行了许多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政内容涉及编练新军、筹饷，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振兴商力、奖励实业等方面。一场晚清政府自上而下、为自救而发动的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本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却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类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奔向立宪和革命，成了王朝的掘墓人。

清政府扩编新军，原本是要以此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却给了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极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兵”。

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想借此以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

所有这一切，都迅速滑向了清政府意愿的反面。

晚清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化解革命，但却引来了革命。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汤化龙、黎元洪等人的集体转身。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多原本主张通过渐进的社会改革，在开明专制条件下逐步建立宪政体制的官员、知识界领军人物纷纷支持革命。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些立宪派向革命派的迅速转变呢？

关于这场改革南辕北辙的恶果，晚清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神人”，早有准确的预测。

他就是久历宦海、洞若观火的张人骏。

张人骏长期官居要职，对晚清政府的病灶可谓心知肚明。他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祸”，不可收拾。

他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皇朝有利，反而会助长革命。

晚清新政中，官吏们忙碌的不是千头万绪的改革事宜，而是买卖官职的生意，大肆敛财。清末新政中的腐败，已呈现出结构性腐败和整体性腐败的特征。此时的清王朝，就像一栋衰朽的大厦，即使没有外力，也会自己崩塌。

有学者说，辛亥革命只是由偶尔因素促成的，晚清新政正是让辛亥革命给搅黄了，否则中国不会陷入军阀混战，而是会在晚清政府的主导下改良出一个“新中国”来。

学者朱英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辛亥革命虽然是一次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但其使用暴力的范围及程度非常有限的。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仅仅在武汉、上海等少数地区发生了革命军与清军之间的战斗，而其他许多省区则是通过宣告独立的方式，自愿脱离清朝统治的。这表明，当时的清王朝已丧失人心。

换言之，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窘困中希望通过推行新政挽回人心，结果却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改革应是“告别革命”的基本途径，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红楼梦》中曾有副对联云：“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才是晚清新政失败的最准确原因。

纵观晚清70多年历史，清王朝曾经有很多改革自强的机会。但只要还能控制局面，最高统治集团就不愿主动变革，万般无奈下，即使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改革，也很快会被整个统治集团的专制政治惰性所淹没。

改革自强的许多有利时机就这样被错失了，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只补新而不除旧”，还是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莫不如此。

甚至连孙中山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道路，只是在改良被拒、改革无门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之路。

历史在托克维尔之后仍然是激进暴力的不同升级版。几年前《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掀起的托克维尔热，起因就是人们想从大师思想中吸取避免灾难的教训，为转型和变革提供思考理路。

托克维尔的重要性是公认的，后世众多著名思想家将他们的思想溯源到托克维尔：伯林视托克维尔为消极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阿隆把托克维尔解释为社会学的奠基人，哈耶克把托克维尔阐释为最早批判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21世纪，托克维尔的启示，更具空前意义，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代人的命运：很多国家的转型之路依旧布满荆棘，困难重重。如果没有对过去痛苦经验的反思，很难避免再次掉入乌托邦陷阱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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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随笔》，作者：王龙。原文1万字，书店编辑做了提炼，一并致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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