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教母”焦雄屏
那书、那影、那人
她是爱看电影、爱聊电影、更爱拍电影的幕后推手。她推举侯孝贤时，后者还是个蓬蓬头的土台客。在“台湾电影新浪潮”涌动之前，杨德昌等一票人马与她一同海归。她亲眼见证李安在杨德昌面前的毕恭毕敬，也会亲自向你吐露这三位台湾本土导演间的伟大与区别。我们台湾是按排行取名的，雄是我们家的排行，所以我在大陆也有很多叫雄的亲戚，我们的排辈都刚好是这个字。我1953年出生在台北，大学时光是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度过的。我是一个很自在的人，从来没有很刻意去追求事情，所以我上大学就是随随便便就进去了。记得那时候人家考试要考半天的，我本来是别的系的学生，也糊里糊涂玩了一整年，不知道干吗。我们好朋友们三两一群的经常凑在一起，每天过得都很开心。有人说是不是有人在考电影课程？那我们也去报名？好啊！所以就想当然的去了。报了以后第一堂课考国文，老实讲我一道题也不会，也从没看过书。考试嘛，尽点责任，字写得很漂亮，因为我还有点才能，就是字写得还可以，工工整整地交到国文考前班去，考完后就想说算了，也考不上，一题也不会，回家吧。就等车，打算回台北。说起来那天运气很奇怪，车子等了都快一个钟头也没有半部，然后又过了半个钟头，同行中有人说算了，车子也不来，那回去考英文好了。我就想口试反正也考不上了，我们就都不参加口试算了。结果一揭榜，怎么搞的？我考上了，而且马上就考上了，他们就跟我讲很多理由：哎呀，因为你名字像男人，他们以为可以录取一个男的，结果怎么又是个女的呢。我当时觉得就很好笑。不过考上以后就可以学英文，也很开心，而且台湾那时候也没什么事情忙，所以很快念完了以后我就准备出国了。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中国时报》有史以来第一次招考，我当时已经拿到美国入学许可了，就想那先考考试试吧。又要去考试，拿成绩单80分以上才可以考。又是一大堆人，800多人报考，我的成绩那不用说了，别说80分，85我都拿得出来，我最后毕业的时候平均成绩是92分，太高分了，我就是有这个能耐，考试很灵光。《中国时报》的考试，我把钢笔特意准备好，中文写得很漂亮，英文也写得很漂亮，果然就被招进去了。那次考试之后，招进去5个记者，5个编译，5个编辑，管事的人跟我说，“你挑，自愿，你要进哪一组？”三个组都说你可以到我们这一组，因为我是英文系正统毕业的，编辑也OK，要去哪一组随便挑。我觉得记者好玩，做了8个月的《中国时报》记者，然后就到美国去读书了。▲焦雄屏 | 1953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台湾电影学者、剧作家、制片人到了那边的新闻系念了一年，又闷到要死，不停地问自己，怎么那么难？因为你要英文超好才能听懂，英文老师上课说，大家现在写一篇新闻稿：得州的某个参议员提供哪个法案。那个议员也是没有水平，法案也听不懂，完全都不会，我就觉得很没意思。除此之外就是练理论，传播理论，弧形的图，旋转的那个传播模型，我觉得很枯燥。后来正经课不读，我去修了一堂电影课，忽然才发现电影太好玩了，原来电影这么好玩，那堂课结束以后，我就晃到我们院长办公室。很好笑的，当时办公室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坐在门口，她说你要干吗，我说我蛮想考电影系的。她问你现在是什么身份，研究生？还是大四？我说研究生，她又问什么系的，我说新闻系，她说那我们本就属于同一个传播学院，来，这张表给你填。于是我很快就转系了。我转系只就用了5分钟，然后就顺理成章地去念电影了。这下子也不玩了。我本来很爱玩，天天读书，看电影，其乐无穷，还去拍电影。念的时候觉得太有心得，念完以后，我在报社做事的同学就说你念得不错，念那么久了写点东西吧，我说好啊。第一篇不知道写了什么，好像是写《现代启示录》，马龙・白兰度演的那个片子，那时候科波拉刚拍完《教父》，这个片子一出来，在台湾特别轰动。他们说你赶快写，每周一篇，我赶紧说好好好，我就这么开始写起影评了。早期的时候是台湾那边不停地收我的稿子，我发现我整个人怎么在台湾这么有名了？因为常常会有人写信给我，我的同学也给我写了封信，他在《联合报》做采访主任，他在信里说，天哪，你在美国念书念那么久，可以回来了吧？还要呆那么久干吗？我说我回去干吗？他说来《联合报》吧，我想了想也不错，学位已经拿到了，就顺理成章地回来了。回到台湾我开始用我的名字来推动很多事情，比如台湾的新电影。因为我在美国看到很多电影，比如说我看到了日本电影，看到了巴西电影，他们的电影原来可以真正让大家觉得这个电影准确地反映了他们所身处的那个社会。我开始接触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来推动电影事业。我们先推动了“新电影”的概念，就是让年轻的观众知道电影应该追求什么，这时候大学的影响就很大，还有年轻的观众。接着我们看到了一两个有潜力的导演，就开始推动他们。那时候就关注到侯孝贤，因为我做了好几个电影评选活动，最著名的一个是“十大电影选举”，当时就想跟金马奖对抗，年轻人那时候都觉得金马奖挺堕落的。我去看片子，我全部选的都 是文学界，或者是本土文化的人，比如当时那一届选的那个人，现在你们都不知道，他是研究张爱玲的。不过当时选进来第一名是侯孝贤，想起来也很有意思，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认得这个侯孝贤，然后我就代表大家去访问他，想直接跟他谈一谈他的电影创作。我记得侯孝贤当时很瘦，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他一题也不会答，因为我很严肃地用学院派的观念去问问题，然后他会觉得……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非常不耐烦，不想答，因为他不会。当时他烫了一头卷发，我就觉得这个人土得简直……怎么会有一个导演可以这么土？居然是台湾土台客那种，头发卷卷的，气质也不怎么样。而他说好奇怪，我随便拍个电影，你们怎么给我这么大的评价？然后还要问我这些严肃的问题。他就回头来反观自己，那一次对他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自我审视，他后来跟我们讲，他开始很认真地思考这个。因为他前期都在拍琼瑶的电影，偶像剧，后来我们再重放，他自己都不敢看，笑得很羞愧，尤其看到有一些细节，尴尬的镜头，比如《就是溜溜的她》（侯孝贤1980年处女作），名字你一听就知道了，是琼瑶式的电影。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对他影响很大。我们慢慢引导他，跟他讲，你的电影很有台湾的风格，而且可以开始拍一连串的台湾文化。后来包括《风柜来的人》《儿子的大玩偶》《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这样一路下去，侯孝贤每拍一个自传，每一段自传他就连起来，变成台湾的一个文化景观。所以他最后拍了《悲情城市》，去了解台湾最初问题的根源，这部电影也变成台湾一个巨大的代表作。然后就有人把我们推动的这个事情，称之为“台湾新电影运动”。那时候我和杨德昌是同时回来的，还有柯一正（台湾影视导演、编剧、演员）、万仁（台湾新电影的重要导演之一），我们大概都是同时回台湾的，按现在说法我们属于海归派，然后和本土派的侯孝贤交汇在一起。当时大家感觉都很好，互相交流，各取所需，互相取长补短。这些就是走向这条路的一条经历，而我的角色就转换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记者，我回台湾就是专栏作家，可是我常常扮演推动的角色。我做了很多推动的事情，像台湾对大陆电影的了解是从我开始，因为是我在台湾连载了一个专栏叫《从电影看中国》，一周一篇，介绍大陆的某一个领域的电影。我还办过一本电影杂志，当时在杂志里我们做了一个专题，第一次做中国的电影史，就叫大陆电影史，还做了香港电影史。从那时候大家开始说大陆也有新浪潮，《黄土地》《红高粱》，香港也有新浪潮，就是徐克他们这批人，大家慢慢地才去理解。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影产业这个概念，当时台湾全部电影都是被当局控制的。台湾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影制片厂这三大片厂，就是党政军三家控制的文化机构。所以很少去想民营，根本没有独立制片人的概念，一直到了大概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中影这些片厂随着建制的问题慢慢在瓦解，而与此同时台湾电影又受到了欧洲的欢迎，开始获取非常多欧洲奖金或者日本补助，侯孝贤和杨德昌基本上是靠这些国外基金支持的。侯孝贤靠日本，杨德昌就是美国和法国，那蔡明亮就绝对是靠法国。他们当时在本土拍片时遇到最大的限制和尴尬，就是来自官方媒体和产业界的打压，产业界的人非常不高兴新浪潮的崛起，因为这让老一派的导演都没饭吃，他们从没有反省到他们的电影是先不受观众欢迎，观众才转向到了本土这些明星导演。老业界的人看不起新电影爆炸性的改变，而官方是一向对于新的动作都觉得是很危险的，觉得有威胁，不知道他们想干吗，想革命吗？他们都是这些想法。所以到了1986年，我们大概有四十几个人在杨德昌家一起聚会，奔走最多的是我，我们四十几个人串联起来，在杨德昌40岁生日的那一天签署了台湾电影宣言，对媒体、产业界和政府，提出巨大的挑战和疑问。这件事情被法国的《独立报》《世界报》列为1986年世界最重要的两个电影事件之一。那时候大家都称呼大哥、二哥，大哥是讲侯孝贤，二哥是讲杨德昌。大哥二哥原来感情都很好，我们大家其实一起都很好，那时候还是年轻，所以还是一群很孩子式的感情，常常像一团火，十个五个就去外国一起参加电影节，一起玩，一起想事情。那时候士气也很盛，因为台湾电影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和支持。外国的媒体访问侯孝贤，那个崇拜的姿态和字眼，你都能看得到。我就曾经看到过，因为我们常常帮侯孝贤去翻译，很多人一边访问他，我一边给他讲解。杨德昌也是，西方人对他们崇拜到不行的地步。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是代表了台湾文化的转弯期。两个人刚好一中一西，侯孝贤很传统、很中国，杨德昌是很西方、非常洋气，各种台湾的文化对照性都在他们身上体现，有很大爆发力，而且两个人都到达了台湾两种文化的巅峰。到现在为止，如果选华语电影前十大导演，我相信台湾电影应该这在十大中间都是蛮著名的，我相信他们都是台湾甚至整个华语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但是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的方式很不一样。侯孝贤就是打屁，讲笑话，谈谈张爱玲，谈谈沈从文，他最爱聊人生观，学习新的事务。我跟他、朱天文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旅游，去了很多欧洲和日本的城市，一起去理解西方文化，去理解各地的民生状态，很愉快的旅行时光。我和杨德昌谈电影非常多，还谈思想、谈哲学观。杨德昌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读书非常多的人，你跟他谈话很过瘾的，因为他的文化概念非常具有挑战性，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跟他谈话，都会肃然起敬。他读书非常多，脑子非常清楚，侯孝贤就完全不同。杨德昌跟我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是德国电影，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赫尔佐格，每次一谈赫尔佐格可以谈好几个小时，对我们影响都很大，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讲：我跟赫尔佐格一起当评审，他特别高兴，因为我知道赫尔佐格在他心中很重。我很喜欢跟他讲话。那时候的台湾电影人里，杨德昌和侯孝贤、李安，独树一帜，像李安是非常清楚的儒家派道德观，对儒家的思维非常遵照，温良恭俭让，李安的作品非常遵从父辈、祖辈的传统。杨德昌你看他是非常反儒家的，他觉得儒家是中国文化的败坏，儒家使中国变得非常虚伪，大家在做一些伪善的事，信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价值观。杨德昌是在表现生老病死的题材中挑战很多价值观，但是总体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指责，也少有年轻人的锐利，所以你看他电影的名字叫《一一》《独立时代》或者是《麻将》，那个时候，是对儒家智慧的一个鄙夷和唾弃。而侯孝贤比较接近道教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就是一切无为而治，所以他崇尚自然和道家的一些思维，最后天地、自然，还有人生的一些观点。他好像在近观，并且表达。我跟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那时候是杨德昌总是高高在上，李安是一个小辈，刚拍了《推手》，所以李安对他非常尊敬，但是杨德昌能不能把李安放在眼里，我就不敢说。因为杨德昌是个很犀利的人，我们认为他的眼睛比较像手术刀，很犀利地看这个世界，他不介入的。李安就是好像很温吞，虚怀若谷地做他该做的中国人也好，导演也好，他是很守本分地在做他该做的事。
他们将华语电影推向顶峰，她将他们推向顶峰。对许多大陆人来说，不一定知道焦雄屏，但一定知道张艺谋、田壮壮、贾樟柯、姜文……他们在80、90年代集体崛起，包揽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金熊奖、金棕榈奖。然而，一批导演从默默无闻到名扬四海，也离不开重量级影评人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焦雄屏是将国际电影新浪潮引入华语世界的权威诠释者，还是推动华人导演走向国际的最重要幕后推手之一。陈凯歌：我们这一边的所有严肃剧作者都得到过她的帮助与支持。作为台湾影评人领袖，她的论述和观点被业界反复引用。台湾作家张大春说，“焦雄屏的影评曾经激发了不只一个世代的青年投身电影，在极其仓促而艰困的环境中把影像当作事业。”她常年笔耕不辍，诸多著作是电影人士的必读书。另外，认识电影第一书——《认识电影》的译者就是焦雄屏，单看文字，你甚至会以为原著就是出自中国人之手。两岸三地几代导演都是她的好朋友。她亲历四十年华语电影兴衰，直言不讳当下电影怪状。当种种原因让许多电影人渐忘初心时，坚守着不为人理解的电影准则。焦老师平日忙于往返两岸三地，好不容易来一次先知书店办公室为三书签名：《雕刻岁月》、《岁月留影》、《法国电影新浪潮》，其中，法国电影新浪潮对改革开放后的华语电影影响至深。三书既是她的影评精粹，更是华语电影兴衰史的见证。签名版数量有限，只有三百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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