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系统论的史观曾经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在人类面临史无前例的环境挑战而思想已经迷失在越来越细专业之中的今天，重提当年系统演化理论的历史探索也许尤其特殊意义。今日讨论古埃及社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古埃及文化的灭绝。为什么在古埃及社会衰亡后，古埃及宗教从此在人类历史的记忆中消失了呢？而另外一些宗教和文化（比如基督教、佛教）却不会在社会组织解体时消亡呢？今天西方学术界大多用轴心文明实现了超越突破来说明这一点。轴心文明假说最早由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它由如下几个要点组成：●第一，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间，存在于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明发生了一次革命性变化，魏尔称之为理智的、道德的文化和救赎的宗教之诞生。它被广泛地称为超越突破（或哲学突破）。超越突破亦可称之为有终极关怀的文化的出现，它有追求知识（如古希腊哲人）、对一神的皈依（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寻求解脱（波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等）和以道德为终极价值（如中国儒家文化）四种不同类型。围绕着某一种超越突破可以形成一种或几种终极关怀，超越突破构成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轴心，故这一阶段也就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他们认为正是基于轴心时代的超越突破，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有信仰有正当性观念（道德感）的人产生了，也就是说，经过超越突破的文化（或宗教）是高级文化。●第二，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称为文化的化石。●第三，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因不会随社会组织的解体而灭绝，故它可以称为孕育更高级文化价值系统的蛹体。西方现代价值（如工具理性和个人观念）就是由希腊型超越突破和希伯来超越突破互相结合并经过创造性转化而成。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都必须回顾轴心时代的价值创造，让文化再被超越突破的精神火焰所点燃。轴心文明研究的宗旨在于搞清宗教和文化在社会演化特别是现代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同韦伯（Max Weber）典范以及有关西方现代价值起源的研究存在内在联系，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它引起了西方社会学家的注意。以史华慈和艾森斯塔特为首的一批社会人文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了数次大讨论，形成了称之为“文明动力学”的历史社会学新分支。轴心文明假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对历史现象的描绘多于解释，例如它没从机制上说明为什么经过超越突破后的文化不会随社会解体而灭绝。也没有讲清楚超越突破后人类关于道德（善）和正当性（正义）观念和以前究竟有什么不同。因为，把道德和正当性观念视为起源于轴心时代肯定是不对的，古埃及人就有强烈的“是非”、“善恶”意识，怎么可以说轴心时代前的古代社会没有正当性和道德观念呢？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的人是无法组成社会的。更重要的是，轴心文明假说没有回答什么是超越突破，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它只有古希腊思想、希伯来宗教、印度和中国这四种形态。轴心文明研究的影响主要在哲学界，至今仍被社会学和史学家所忽略，我们这些业余研究者，当时不知道西方轴心文明讨论是毫不奇怪的。令人惊奇的反倒是：只要我们将研究文明史的系统论方法进一步外推，不仅可以得到和轴心文明假说几乎完全形同的结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解答该假说不能解释的问题。直到最近，古代社会所依存的生态环境如何因经济发展破坏导致文明灭绝才引起学术界重视。其实，环境破坏只是社会内稳态解体的一个环节，它和文明灭绝的关系必须纳入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中才能真正认识清楚。早在1980年代，我们就必从系统论原理推出社会演化过程中存在着文明灭绝的可能性。该观点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第一次得到表述。在本书中我们进一步指出，文明灭绝乃是社会各子系统稳态解体后长期不能找到新的稳态所导致的后果。人类社会的内稳态（包括环境）被文明发展本身破坏可以用社会各子系统互相调节过程释放出无组织力量来度量。我们曾通过系统演化理论证明，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其规模超出原始部落，社会内部（包括内环境）不断增长的无组织力量是不可抗拒，它无法通过部落分化或迁移克服。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走上了命运莫测的演化之途。这样一来，任何古文明在无组织力量的侵蚀下，包括环境在内的内稳态迟早都会面临破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一个古文明都难逃灭绝的命运呢？事实上，当古文明面临不可克服的内部危机时，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文化价值系统首先受到质疑甚至解体，社会成员不得不从社会组织和各种原有的规范和习俗中游离出来。如果这种状态能持续相当时间而无新文化创造，并通过建立新的制度规范达到新的稳态，文明将面临灭绝的命运。但是当人从原有社会组织中走出来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去寻找不依赖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让社会文化建立在该价值之上。这时该价值就有可能成为凌驾在其它社会价值之上的终极意义，使人类社会在面临危机的困境中找到新的稳态。这就是超越突破。换言之，超越突破正是人类（社会）对文明灭绝的回应，它是古代文明解体时的一种奇特的结果。历史学家公认，轴心时代恰恰是各种古代文明碰到严峻内部危机（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存环境危机）的时期。轴心时代的跨度之所以定得那么长，时间那么不确定，其原因正处于不同的古文明内部不断积累的无组织力量增长方式不同，它对社会结构侵蚀使得其解体的时间和方式也是不同的。我们发现，立足于文明解体导致的人从社会组织中的游离出来、去创造独立于社会的价值，可以解决长期来对超越突破定义含混不清的难题，从而理解超越突破的机制和为什么它只有四种基本类型。根据史华慈的说法，所谓“超越”，其意义指退而远瞻。张灏将“超越”定义为发现现实世界之外的终极真实，它可以凌驾其它领域价值之上。但是人如何可能退而远瞻呢？什么是现实世界之外的终极真实？又如何让它凌驾在其它价值之上形成有终极关怀的文化呢？我们认为，其准确的定义是社会组织解体时人不得不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独立于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什么是价值？价值是人之于对象的主观评判，该判断决定了人对评价对象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例如规定了人对有关对象注意还是轻视、接纳还是拒绝等。用系统论语言讲，即价值规定人和对象是否耦合和耦合的方式（怎样耦合），正因为是通过价值系统把人与人耦合起来组成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对他人行为（或评级对象）的评判标准（请注意：这就是价值）是来自群体的，或者说是社会性的（即它是不能独立于社会组织有机体而存在的）。只有原有文化解体，人被迫从社会中走出来去寻找价值时，被找到的评判标准（价值）才可能是不依赖于社会的（或者说是可以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人追求价值可以用意向性（意志）指向价值目标表示。当这种价值目标不是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独立存在时，就构成了超越突破。换言之，所谓退而远瞻中的“退”是从社会中走出，“远瞻”即是把意向性（意志）指向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价值目标。该过程一旦实现，其它社会价值就可以建立在这一价值上面或处于该价值反思及笼罩之下。追求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价值目标具体有哪些不同类型和方式呢？显然，就价值目标本身而言，只有在此世之中和不在此世两种可能。达到该目标的方式原则亦只有两种，一种是依赖个人自己内心的判断和力量，另一种是依靠外部力量和评判标准。请注意，当外部力量和评判标准不能是来自社会时，它只可能是神秘的或源于自然界的。某种追求方式和一种价值目标的结合规定了一种超越视野的形态，而两两组合有四种可能性，故超越突破存在四种基本类型。●超越突破的第一种类型是依靠外在神秘力量追求此世之外的目标，这就是通过对一神的皈依达到救赎。它最早出现在希伯来宗教中，故亦可称为希伯来型超越突破。犹太人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最早的救赎宗教，救赎的普世化即为基督教，该追求的某种程度的入世转向（比如达到两世吉庆）就是伊斯兰教。因此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属于这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离开此世的目标，它表现为寻求解脱的意志，亦称舍离的意志。这种超越突破最早出现在印度文明中。婆罗门教把宇宙视为由不同的解脱等级组成，人通过此世的修行可在下一世上升到更高的解脱等级。依靠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的力量）达到彻底的解脱为印度宗教不同于西方救赎宗教的特点。印度宗教形形色色，差别仅在于对解脱的界定不同。例如对婆罗门教解脱等级的否定就是佛教和耆那教，再次用等级和种姓制度对佛教的解脱目标和方法改造产生了印度教。它们都离不开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舍离此世的结构，即均属于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是依靠外部力量（标准）追求此世的价值目标。这就是以“正确”（right）或“对”、“正义”为生命的意义，请注意，在轴心文明之前判别“对”、“错”或是否“正义”（人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都是来自社会的，现在要脱离社会寻找独立于社会规范的此世“正确”或“正义”时，唯有把它视为追求包括自然知识在内的普遍知识的结果，也就是以求知作为生命的意义。自从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必须经某种人以外的标准鉴别的正确信念之后，古希腊哲人的探索就代表了超越突破的第三种类型。我们称之为认知的意志。●第四种类型是依靠人自身（内在就具有的能力或标准）追求此世的“正确”或“正当性”。人依靠自身内心的感受就能判别的（行为）正当性只有“善”。为什么这样讲？“善”是普遍之“好”，它可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黄金律来定义。请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讲的是用每个人利用内心标准判断何种行为“对”。它和用外在标准如神意或自然法则（包括法律）判断何种行为为“对”（我们将其称为正义）是不同的。故超越突破的第四种类型可以用向善的意志或追求道德来代表。从来，当“应然”仅仅作为习俗而存在时，虽然它亦规定了人应该如何行动（行为规范），但它是不能独立于社会有机体而存在的。把善和社会规范相剥离变成人依靠自己内心感受就能判定的价值，并把它作为意志指向的目标，意味着“应然”活动具有双层次的结构：第一个层次是人对应该如何行动的意识，它对应着社会的规范。第二个层次是把善从具体的行为规范中分离出来，称为自由意志（意向性）指向的终极目标（真实）。当“应然”只有第一个层次时，社会组织的解体往往伴随着习俗解体；一旦“应然”具有双层结构，在更高层次向善意志的控制下，习俗转化为“道德”，成为不依赖众人行为的内在追求，这时具有双层结构的道德规范不会随着社会组织解体而丧失。即使原有道德规范不可欲，人可以将新的行为规范和善对应，即创造新道德。正如向善的意志可以和社会规范结合一样，其它几种超越视野亦可以和行为规范及社会价值系统相结合，我们称之为有终极关怀的文化之产生。终极关怀是保罗·田立克在定义当代人宗教信仰时所用的术语，我们用它来描绘超越视野笼罩和反思之下形成的社会价值。所谓终极关怀的形成，是指人将社会价值放在超越突破的视野之中，自觉地让超越视野成为社会价值来源（或塑造其它价值）和正当性根据。在没有超越视野之前，人作为社会制度的参与和规范的遵循者，是不能“在社会制度和规范之外”来反思其正当性的。而在有终极关怀的文化中，人可以用超越视野来检视社会危机的原因以及思考社会制度和现存生活方式是否正当：他们可以用独立于现有社会的价值想象一个应然之社会，即理想社会之追求从此出现。因此终极关怀的形成亦意味着反思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标准的出现。从此以后，社会价值不再是盲目的和近视的。具有超越视野的人类对维系的政治、经济和内环境稳态的价值系统思索更具有长远反思的性质，文化系统的演化开始具有不随社会环境变化的稳定性，服从应然世界价值演变的逻辑。一旦对超越突破和相应的终极关怀做出准确定义，我们立即可以解释为什么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不会灭绝了。自唯物主义史观受到质疑以来，社会演化模式的问题很少有人提及。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人们相信社会演化无规律，历史学家甚至对任何一种宏大叙事都失去兴趣。其实，在经济发展和科技一日千里的全球化时代，没有人会否定社会进步。只是因为社会的进步被普遍理解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历程，一种更为简化的“传统—现代史观”占据了很多人的头脑。在该史观中，社会形态的进化只存在于传统到现代之间。形形色色的农业社会（无论是五千年前还是二百年前）都被归于传统社会行列，如果把历史展开定义为社会形态的进步，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漫长的传统社会就会变成没有历史的。“传统—现代史观”不仅抽去了过去的历史，未来也变成没有历史的。因为一旦达到现代社会，社会形态（历史）的进化就从此终结。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也就被转化为如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第一个是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即为什么现代社会最早起源于西欧？第二个是现代制度与价值的传播以及后进社会学习现代化的历程问题，其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些社会现代化学习极为迅速、另一些却步履维艰？因人类历史最早的现代社会——荷兰、英国和美国——均是新教国家，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根据该史观的逻辑，现代社会是现代价值的实现。而现代价值只起源了一次，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特别是加尔文教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孕育被认为是一次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而其它社会在现代社会冲击下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基于学习或模仿，故在现代社会起源和学习两方面都排除了历史展开的长程模式和社会演化法则的存在。表面上看，“传统—现代史观”无懈可击，但如果我们根据现代价值的本质去检视韦伯学说，立即看到现代价值的起源和超越突破的关系。韦伯把现代化等同于理性化和世俗化，即工具理性无限制地扩张以及个人权利成为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根据。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起源可归为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等现代价值的起源并根据现代价值建立社会，新教徒建立美国是人们常引用的例子。但是，现代价值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它的出现是偶然的吗？它的形成过程真的没有模式可循吗？让我们来检视现代价值之本质。何为工具理性？它是怎样起源的？工具理性指对上帝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二元分裂之所以可能，首先是需要把理性纳入基督教信仰。其背后是天主教神学一千多年的变迁，本质仍为希伯来超越视野和古希腊超越视野的互相结合。和工具理性类似，离开超越视野，现代性的另一基础个人权利亦无从谈起。个人权利指个人自主性为正当，并将任何社会组织视为个人之间的契约。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权利源于自然法，而自然法亦是古罗马法律精神纳入基督教的结果。只有文化系统中存在希伯来超越视野和古希腊超越视野，十四世纪后唯名论对托马斯·阿奎那神学解构，才会导致个人观念的出现以及个人成为自然权利的承担者。而所谓加尔文教对资本主义精神之孕育，实为在唯名论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工具理性和作为个人自主性为正当的自然权利理念成熟了。在此，我们不可能展开西方现代价值如何在基督教和文艺复兴孕育下的成长过程，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不存在超越视野对新价值的孕育，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和稳定地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难道现代化学习过程不亦是如此吗？表面上看，现代化后进国家的现代转型依靠的是模仿和学习，然而人是不可能去学道德上错误的东西的。轴心文明后，超越视野已为社会提供了道德和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因此，在现代价值学习机制的背后正是该文明原有超越视野和现代价值的互动。如由超越视野规定的文化能否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以及能否和理性分离，它决定了该文明学习西方现代制度的顺利程度；即互动的逻辑规定了学习的机制。这里，现代化后进社会的终极关怀和政治经济因素一样重要，它们共同决定现代化学习的快慢和成败。在上一节，我把中国近现代受到西方现代价值冲击之行为模式和历史上第一次融合相提并论，正是基于这一点。前面，我们从超越突破四种基本类型中选出具有社会组织蓝图的终极关怀，通过它们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讨论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各自的演化模式。因为有些终极关怀没有社会组织蓝图，我们的分析远远没有穷尽轴心文明在相对孤立状态下的所有演化的可能性。此外，当轴心文明互相碰撞时，会导致轴心文明超越视野的转向，其后果是具有不同超越视野终极关怀的融合。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和希伯来超越视野的结合形成天主教文明，儒家文化和大乘佛教的结合形成宋明理学和东亚文明就是例子。更重要的是，通过文明融合可以发展出传统社会不存在的现代价值，如个人独立的权利观念以及终极关怀呈现二元分裂的工具理性观念，基于这些观念的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不再是有机体，而是可以随个人目的而变化的契约共同体。它可以支援市场经济无限制地扩展和科技无限制地运用，即实现生产力的超增长，发生传统社会不可能有的市场经济和科技的脱嵌。自17世纪第一个现代社会由天主教文明孕育出来开始，现代市场和全球化浪潮兴起。在其冲击下，所有轴心文明被迫现代转型，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本文不可能详细讨论现代价值如何在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宗教的融合中产生以及第一个现代社会形成之过程，也不能展开现代价值和超越突破关系之详述。我只想强调一点：一旦现代社会普遍取代传统社会，随着全球化的展开，有一种趋势不可避免，即终极关怀日益退出社会，变为个人私领域的价值。无论是工具理性主张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还是现代个人观念把来自于上帝的自然法变为个人的自然权利，都立足于终极关怀不再为现代社会组织蓝图提供正当性论证。它必然蕴含着一种迟早来临的结局，这就是随着现代性之展开，终极关怀由政教分离的社会文化转为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架构无关的私人价值。本来，超越突破的发生，意味着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和正当性。虽然超越视野本质上是个体承载的，但由它产生的终极关怀却是社会的。正因为终极关怀是基于超越视野的社会价值，人类才出现对理想的追求，才有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标准的确立。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从此不再和古代社会相同。一旦终极关怀退出社会，意味着超越视野支配社会价值之终结，理想社会之追求亦从此消失，甚至我们再也找不到可以独立于社会评判制度的正当性最终标准！这是自轴心时代开始以来从未有过之巨变。
它会导致什么后果？理想之消沉，思想力量之丧失，对现存社会反思批判精神之退潮，这是人人都可以感觉得到的。而系统论的历史分析则告诉我们，其后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得多。因为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一旦失去超越视野的支援，它还能在社会变迁的潮流中巍然屹立吗？当它的内涵在不断展开中走到尽头时，其核心价值很难不被社会弊病否定，换言之，从旧有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可能被社会变迁证伪这一点而言，人类似乎又回到了轴心时代前的古文明社会。那么，人类社会的演化是不是又会发生古代那样的文化价值灭绝呢？今天严峻的全球变暖和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文明灭绝的话语开始流行。虽然如此，我宁可把人类面临的处境称为“新轴心时代”而不是走出轴心时代回到古文明。因为终极关怀即使退到私领域，超越视野仍然存在着，这和心灵缺乏超越突破的古代人类完全不同。今天要解决的只是寻找新的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标准，或进行创造以恢复超越视野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关切和论证，或建立全新的个人观念，以保证个人自由不会因难以遏阻的贪欲而被否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去进行轴心时代那样的文化创造，开始“新轴心时代”。而恢复我们的历史感是任何文化创造的前提，因此我还是要重提历史研究中的系统演化理论，这是二十世纪的遗产。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必须将超越突破后文化系统独立的发展法则添加到我们在1980年代提出的系统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上，以形成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今日我们已经习惯头脑被专业的藩篱所限制，心灵被无限繁琐的知识细节所塞满的状态。而宏大视野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让知识上升为思想，并指向自由而正确的方向。在一切自由中，最珍贵的是思想的自由。自由的思想可以对它碰到的任何事物进行反思，从而使“我”变成思考的主体，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就真理本身而言，琐碎的事实和普遍的理论也许同样有意义，但是我总是感到，没有宏大视野的自我是渺小而盲目的。这或许正是这个时代问题所在。
今天，宏大叙事遭到冷遇的后果已经显现：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当现实社会发生巨大危机时，大众已经失去了寻找新的道德价值和应然社会的能力，而这正是20世纪末恐惧历史法则和抛弃宏大历史叙事的结果。
金观涛作为“大历史观”的信奉者，试图在本著作中找到一种既能解释东西方文明，又能解释传统、现代社会整体演进的总体历史观。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人类社会命运的重要命题，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相应解答。
◎金观涛教授沉潜十年，再推扛鼎之作：金观涛是位奇人，是八十年代文化思潮的主要推手之一。他的著作豆瓣评分平均9分以上，最低8.5分，其中大部分已经绝版。这本《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是他沉寂十年之后的新作，也是他三十年历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独特的研究方法：观念史——系统论史观：金观涛将复杂科学的系统论方法，应用到观念史的研究中，并提出：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在演化中互相融合的宿命，每一种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都受其自身独特的演化方式左右。不同超越视野决定了不同文明中个体的行为方式，也影响了不同文明现代转型的方式。
◎以宏大历史视野，回应现代性关键问题：《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带领读者重返宏大历史视野，回应了有关现代性的诸多重要问题：现代性如何在天主教文明中诞生？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为何只能是民族国家？现代社会的解体为何会导致社会有机体的回归和现代性追求的逆转？等等。这是一部能帮助我们思考现代性缘起和演变的历史佳作。本书是金观涛老师的集大成之作，堪称“中国版人类简史”。金老师为历史而写作，将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世界范围，把中国历史经验加到西方历史经验中，从而建构出新的现代性理论，拉近我们与真理的距离。先知书店鼎力推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来源 | 本文节选自《悲壮的衰落》（台版）的导论，作者：金观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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