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 从新文化运动到1945年，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 从50年代到改开之前，是知识分子的极端时代；

• 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今天看来，无疑是知识分子又一个黄金时代。

相似的历史总会存在相似的问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早已不约而同的进行过反思，正如历经“岁月沧桑”的钱理群所说：“我们这代人经历这么多事情，有很多历史经验教训，不把它认真总结，这辈子就白活了。”

书写黄金年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容易的，相反，书写极端年代的知识分子要困难得多：既要把握命运曲折的个体，又要反思苦难的年代，更要有时代洞察，看穿背后的历史逻辑和复杂人性，否则，我们难免还要遭受历史的“二茬罪”。

——因此，优秀的作品屈指可数，邵燕祥先生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是不可多得的一本。他曾崇拜偶像，歌颂偶像，最终却被偶像一脚踢开。

1958年3月，下放劳改前，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门前留影

在1958年的运动中，突然从“我们”中的一员被判出局，他称自己“死”在这一年。之后，他并没有让历史永远冻结，而是靠着自己的著作让历史有温度、有呼吸，用生命完成了他一生分量最重一部的回忆录:

◎题材特殊：讳莫如深的一段岁月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起于民国尾声的1945年，止于建国之初的1958年。既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激变最迅速的一段时期，却又是史家们在著述中因种种原因往往讳莫如深的一段岁月。

由于它的题材特殊性，尽管读者需求很大，现实却是这一题材的新、老书越来越少，今天更近乎绝迹。既是珍贵的个人命运史、心灵史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思想深刻：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它不同于历史课本与大事记，而是官方历史之外的个人历史。邵燕祥将他自身的经历，化为解剖自己、解剖社会的手术刀，深刻挖掘何以在这片土地上，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走弯路。

因此，它不是仅仅流于形式的心灵记录，而是在“我死过”，又“我幸存”了半个世纪后，更为理性的“我作证”。“土地革命，我是工作队员，镇反，我是 ‘打虎队员’，肃反，我是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轮到我了。”

他的遭遇，也是很多当时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大多数后来共有的遭遇。他们怀着真正的理想和热情，卷入那段历史潮流。然而，他们的理想越真诚，悲剧色彩就越深刻。他的反思，也是那段历史最沉重的经验教训。

◎一字未删的绝版遗作

因此，那段历史最不应该遗忘。所以，这样一本书是危险的。因为作者经历太过坎坷与颠覆，难免让人思考这一切的缘起。

为什么这一代人“原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另一个房间？”

为什么理想走到最后，却和最初的理想背道而驰？

时至今日，我们是否依旧在老调重弹？

而这一切，都可追本溯源那个年代——描写那个年代的这本书。

邵燕祥写这本书时，已经感到时间的紧迫。那个时代熟悉的，不熟悉的老朋友一个个走了。

作为幸存的不幸者，他要书写、要记录、要为历史作证。特别幸运的是，本书自港版引进，正文一字未删。而邵燕祥写完本书三年后，即撒手人寰，所以，本书也是邵燕祥的遗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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