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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当台湾遗忘了胡适
当台湾遗忘了胡适
文：羽戈
2016年初，友人Z兄在台湾公干，适逢胡适忌日（2月24日），遂去台北南港胡适墓园祭拜。他知我素来景仰胡适，顺手发来一组现场照片。从照片上看，只见鲜花，渺无人迹，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正呼应了这个朝圣者的观感：“坟坛冷落先生胡”（这句诗应化自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当晚他在朋友圈大吐苦水：“上了季羡林这老家伙的当！”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情深意切，荡气回肠，大陆读者到台湾祭拜胡适墓，常以此文为精神指南。
Z兄却道，季羡林对胡适墓园的描述，受制于感恩和仰慕的心理，并不属实，譬如胡适墓无论如何都谈不上“雄伟”；“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这一节更是幻象。他所见所闻，毫无神圣，唯有凄凉。在其看来，这种凄凉，源自台湾人对胡适的遗忘。
认为台湾人遗忘了胡适，绝非Z兄一人的感受。2005年，《远路不须愁日暮：胡适晚年身影》（杨翠华、庞桂芬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8月第一版，大陆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推出）出版，陈永发在序中写道：“令人困惑的是，近几年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海峡彼岸越来越受到重视，却在此岸逐渐遭人遗忘。”其所云彼岸指我们身处的大陆，此岸则是台湾。
2011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2012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这两年，台湾学界纪念胡适的活动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台湾媒体却大泼冷水：“台湾已经忘掉胡适了！”
曾在胡适墓前发表纪念讲话并引以为豪的王汎森告诉媒体：“现代社会是一个历史记忆保存很短的时代，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蒋经国是谁了，何况是胡适？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
值得一说的是马英九，为了证明其治下的台湾并未忘记胡适，他特地跑去胡适纪念馆参观，并表示自己从高一那年便非常心仪胡适大师，然而，他去参观的时间，却非胡适忌日，因为“那天他忘了时间，等他发现后，时间已经过了”。这一幕真是无比反讽。
我没有去过台湾，无缘祭拜胡适墓，但是这些朋友、学者、政治人的言行，足以使我做出判断：台湾的确遗忘了——至少在冷遇——胡适，正如他们遗忘了孙中山，遗忘了蒋经国，遗忘了傅斯年、殷海光和雷震。
数年前，我曾与一位台湾商人谈起《自由中国》杂志和美丽岛事件，当时他六十岁上下，应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可惜他只知演员雷震，不知政治家雷震，我说我与您正好相反，只知政治家雷震，不知演员雷震。后来上网查询，才晓得演员雷震本名奚重俭，雷震乃是艺名。
这能说明什么呢：台湾世风日下，台湾人数典忘祖？我则以为，这恰恰是台湾人和台湾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该如何对待造福生民、泽被苍生的伟大人物？一般可分作两种态度。
第一种以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所撰《怀鲁迅》一文为例：“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是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制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要言之，对于伟大人物，要拥护、爱戴、崇仰。
第二种，且看温斯顿·丘吉尔。二战末期，丘吉尔正在德国波茨坦与杜鲁门、斯大林商讨处置德国、重建欧洲、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从其祖国传来消息，英国大选，工党大获全胜，克莱门特·艾德礼将上台执政，他所代表的保守党不幸落败。听闻噩耗，他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引用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名言道：“对伟大人物残酷无情，是一个民族强盛的标志。”
此事还有后续。斯大林为丘吉尔打抱不平：“丘吉尔先生，是你领导英国打赢了战争，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民族英雄呢？你看在苏联，谁敢罢免我？”丘吉尔断然答道：“斯大林先生，我带领英国人民打赢战争，就是为了让英国人民能够继续拥有罢免我的权力！”
不知这个故事真实度几何，不过丘吉尔所援引的普鲁塔克之言，正代表了另一种态度：对待伟大人物，不能止于膜拜，必要时刻，必须敢于抛弃、遗忘，当然这里的抛弃和遗忘，不是背叛，而是超越。
1945年英国大选，多数英国选民没有投票给丘吉尔，不是忘却了他的盖世功劳，而是难以接受他相对保守的政策。说白了，丘吉尔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英国的前行需要以抛弃他为代价。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胡适，以及孙中山和蒋经国。胡适被誉为一代宗师，其实质则属“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思想以启蒙为主旨，他的工作接近于夯地基，譬如他关于自由、民主、憲政的论述，都是入门级别，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他因此迎来了浅薄之讥，一方面，这是一种必要的浅薄，常识必须被普及，否则注定为谎言和谬论取代；另一方面，胡适必须被超越，如果对自由、民主、憲政的理解仅仅停留于胡适的阶段，这样的知识构成，显然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的现代转型。
就像李敖《播种者胡适》所感慨的那样：“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基于此，台湾遗忘了胡适，不是胡适的悲哀，而是福音。因为当今台湾社会不再像风雨如晦的六十年前那样，急需胡适的思想作为养分，正如急需胡适的风骨作为脊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训练”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
一言以蔽之，胡适的理念，已经化作台湾的常识与共识。反过来讲，假如今日台湾一如既往需要胡适，需要胡适写作《从<到奴役之路>说起》，需要胡适写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需要胡适写作《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需要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这纵使是胡适的风光，却是台湾的悲剧。
话说回来，彼岸之不需要胡适，恰如此岸之需要胡适。我们不仅需要胡适，还需要鲁迅，甚至需要重读郁达夫《怀鲁迅》，重审对待伟大人物的态度：哪些伟大人物需要被铭记，哪些伟大人物需要被遗忘。
一个需要伟大人物来拯救的时代固然不幸，一个无法正确对待伟大人物的时代毋宁更加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