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有多远，人类才能走多远
思想有多远，人类才能走多远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先生有句名言，深获中国知识分子之心，流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而且至今没有被遗忘的迹象。这句名言，就是很多知识分子都十分推崇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句名言听起来似很有道理，后来甚至成为许多人手中攻击主义研究者的大棒。
我们对问题、实际和实践的重视，对玄学、主义、思想和理论的轻视由来已久。正面的口号是真抓实干，反面的对照是“清谈误国”。
不过，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有自己的看法。
无论我们多么不喜欢以主义为标签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的公共事务领域，无一问题不是主义之下的问题，无一问题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进而言之，可以说，没有主义，就产生不了问题。没有主义的导引，甚至连问题都找不到。
没有自由主义的迁徙自由、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等观念，就没有拆迁问题；
没有自由主义主张的参政议政权，就没有财产公开的问题;
没有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婚姻包办、男子纳妾、女子裹脚、婚内暴力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都不是问题，只是某些主义深入人心之后，这些都成了问题。
同样一个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方案是回到正统社会主义。
自由派认为，腐败是权力过大造成的，方案是约束权力，推行市场经济，建立现代文明配套的制度。
可见，依据不同的主义，对甚至同一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方案也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先生是怎么做的。
在社会、政治和公共问题上，胡适本人恰恰谈的全是“主义”，没多谈“问题”。他并没有在哪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上有过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他只是笼统地以口号化的方式来谈论主义，而后人所铭记的恰恰只是他的这些“口号”式的主义。熟悉胡先生自由主义名言的人，比熟悉他的《水经注》的人不知多了多少倍。
如果没有这些口号式的主义，胡适不过是个被遗忘的普通学者。
其实，胡适所反对大家谈论的“主义”，不是一切主义，更不是他主张的自由主义，而是那些当时正在崛起的激进主义。
有人说，当代中国问题很多，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地研究、具体地分析，应该多一些调查分析，多一些实证研究。
我个人不反对研究问题，但同时也很主张多谈主义。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分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研究问题，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谈主义。我们有时候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贬低理论，无视分工，要每个人都是一条承担全部工序的生产线。
知识分子有两大群类：一类是主义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问题型的知识分子。
对前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多谈主义;对后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多研究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是应该多谈主义，多谈好的主义，尤其要多谈保守自由的主义。因为好的主义的推动力量更大，同时，也给问题型知识分子提供思想的武器。
保守主义的奠基人 埃德蒙·伯克
总之，思想有多远，人类才能走多远。问题永远不能高于思想。一个社会中最短缺的永远是思想，占据社会制高点的永远是观念。这一点上，我们从不例外。
所以，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
今天，我们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看法，其本质都是基于某种主义、某种思想的表达，好的主义、好的思想能帮助我们看透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发现问题症结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好的思想呢？ 前提是要有一个宽松的、自由的思想市场。马立诚老师的《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一书，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过去40年，中国社会的八种主要思潮，可以说是一本“中国思想市场的精华版”。
今天，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如何拨开复杂问题的迷雾，看清问题的本质？
唯有拓宽视野，了解问题背后的各种主义、思想的逻辑和边界。书中的新、老左派、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等八种思潮，是对过去四十年巨变的八种解释，更是对未来方向开出的八种“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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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由编辑根据刘军宁先生《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一文改编，未经刘均宁先生确认，文责归本文编辑。阅读刘军宁先生更多原汁原味文章，推荐阅读作者的《保守主义》，或关注刘军宁先生知识星球“拿惟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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