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哈耶克对文明冲突的忧思
亨廷顿、哈耶克对文明冲突的忧思
文/塞缪尔·亨廷顿
“当下，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是属于不同价值观、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明的冲突。”
这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1990年代国际局势的判断。他认为，后冷战时代是全球各文明冲突的时代，其中尤以西方同伊斯兰、远东大国的冲突最为严重。
亨廷顿提出这个论断的时候，柏林墙倒塌四年，苏联解体两年，海湾战争胜利两年，《欧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一年……历史看上去已然终结于自由民主。彼时的亨廷顿，因为唱衰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遭到指责。
结果不到十年，“9.11”事件就给了美国新的世纪当头第一棒。此后，恐怖活动不断，中东地区持续动荡，亨廷顿关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民主文明产生冲突的预言应验。而在他去世后不到十年，2017年中美两国冲突爆发，并持续至今。
亨廷顿为何能“未卜先知”？今天我们又该怎样理解愈演愈烈的冲突？李强好书伴读编选了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相关章节，以下为原文，略有删减。
易受攻击时代的“美国信念”
新时代美国特性面临两重影响：一是美国遇到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形势，一是美国出现了朝向宗教信仰的新转折，这是与宗教信仰在世界多数地方的再兴相平行的美国的一次伟大觉醒。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几乎在各领域都居于支配性的领先地位，鲜有挑战者。而且，美国的地理位置特殊，200多年的历史使美国人相信，在自己国内既安全又自由。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缺少忧患意识。
9·11后，布什总统说，我们拒绝生活于恐惧之中。可是这一新的世界是一个恐惧的世界，美国人不得不与恐惧生活在一起。
因此，美国人终于明白了美国就是自己的祖国，保障这一祖国的安全就是政府首要职责之所在。国家易受攻击，使国家特性有了新的重要性。但仅此一点仍不足以结束此前半个世纪以来的趋势和冲突。
因此，在20世纪结束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信念"是国家特性的主要泉源。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可以是多种族的，可以没有任何文化核心，只要有"美国信念”界定其特性，就可以依然是一个有紧凑聚合力的国家。然而，情况果真如此吗?一个国家仅靠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就可以立住吗?
答案是否定的。仅靠信念是无法立国的。没有什么国家能仅靠意识形态或一套政治原则立国。
当代很多国家，它们用意识形态把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人联合在一起，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均是如此。或者，它们用意识形态把同一民族的人分隔开来，比如东德。当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吸引力消退，冷战结束使这些国家维系其实体的刺激力亦随之结束时，上述的国家均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按照民族和文化立国的国家。
同样，意识形态在中国虽然也减弱了，但对中国未形成威胁，因为中国有几千年之久的汉文化作为核心维持团结，它已激起了新的中国民族主义。
法国也有一套政治原则构成国家特性的组成部分，但绝非惟一的组成部分。法国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常说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他们的国家特性还包含宗教组成部分，它通过历史上的历次法英战争而得以巩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是法国大革命时才产生的，法国人自己对此还曾经争论不休，一直吵到了20世纪。
而且人们可以轻易改变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德国的德累斯顿为例，那里有一些现今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年轻时曾笃信纳粹主义，中年时曾笃信共产主义，两德统一后又变成了真诚的民主派。因此，一个国家若仅靠政治意识形态立国，那会是脆弱的。
“美国信念”的原则——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无歧视，法治——是如何组建一个社会的标志。但它们并不能界定这个社会的范围、疆界或成分。有些强调美国靠信念立国的人就说这些政治原则从理论上说适用于任何地方。
若果真如此，那就不可能以它们作为基础来区分美国人和别的人。民主已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推广到许多国家，而别的原则并未成为重要的世俗意识形态。俄国人、华人、印度人和印尼人可以接受信念的原则，而与美国人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成为美国人。只有当他们移居美国，参加美国社会的生活，学习美国的语言、历史和习俗，吸收美国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主要认同于美国而不再是认同于原籍之国，他们才会成为美国人。
政治原则大概不会像亲缘和亲情、血缘和族情、文化和民族属性那样，在人们心中激起那么深厚的感情，不会让人们在情感上得到满足。
欧内斯特·勒南说，“一个国家可以说是天天在举行公民投票。”这里的公民投票问题就是现有的继承物是否值得保存。这继承物就是勒南所说的"人们长期以来所付出的努力、牺牲和忠心的结晶”。如果没有这样的继承物，任何国家都不会生存；如果"公民投票”拒绝了这一继承物，国家就宣告完结。
所以一个国家，恰如美国，可以有自己一套信念，但其灵魂则是界定于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英雄与恶人以及胜败荣辱，这一切都是珍藏于“神秘的记忆心弦”。
“美国信念”是独特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之人的产物。虽然别国的人也采纳了这一信念的某些成分，但“信念”本身，正如米达尔所说，是18世纪定居者的英国传统、持异议的新教及启蒙运动思想形成的结果。
托克维尔说过：“正是合众国的这些美利坚人的习俗，使得他们成为美洲惟一的能支持一个民主政体的民族。”他们的民主体制是来源于“美国人的实际经历、习惯和见解，总之是他们的习俗”。我们美国人当年必须先有共同的民族和种族属性、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才能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
“美国信念”是植根于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如果美国人放弃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美国信念”也就不大可能保持它的突出地位。若出现多文化的美国，到时候就会出现多信念的美国，不同文化的群体会宣扬他们植根于自己特有文化的独特政治价值观和原则。
“9·11”事件引人注目地象征着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一时代，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界定自己。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
由此可见，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中曾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已经无法维持其普遍价值。因此，这时需要强调的是文明的独特性，即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之所以区别于日本人、英国人、伊朗人的重要特质到底是什么。
这并不代表亨廷顿拒绝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融合与交流，他反对的是以单一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他认为：“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人类总是会对一些“浅显”的、最底线的价值产生共鸣，而这种“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中。
所以，“文化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质的同时，“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但是，亨廷顿写作《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的基本立场，是来自于一个爱国者最深切的担忧。因此，他才反复强调美国必须认清自己的敌人是谁。这使得他的理论难免有失偏颇。
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结论几乎相反的，是比亨廷顿还要早十多年的哈耶克“扩展秩序论”。在《致命的自负》等作品中，哈耶克提出了另一种文明观——扩展秩序。
在哈耶克看来：“文明从起源到维持，都取决于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 不同于亨廷顿的态度，哈耶克对“文明的独特性”似乎保持悲观。哈耶克认为，秩序不仅有差异性，更有好坏之分。好的秩序会自然扩展，坏的秩序也可能野蛮生长。取代落后与野蛮的，不全是先进的文明与思想，还可能是更加落后与野蛮。
如果说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归因于宗教，并寄望通过文明的融合消弭冲突，那么，哈耶克更倾向于自由的好秩序，与强制的坏秩序之间的竞争，根本不可能调和。
那么，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对像哈耶克、亨廷顿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态度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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