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简化的“历史三峡”

文：羽戈 编：Kuange、李强

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如今成了一个流行概念。只要涉及变局、转型、改革等内容，都被借用。而且，先生还预言走出“三峡”的时间节点，给在转型进程中苦苦挣扎的人一丝曙光。

但是，这样理解先生的“历史三峡”难免陷入历史必然性的浅薄论断中，更忽略了先生对中国数千年历史积重的思考。

唐德刚先生的形象，接近说书先生与讲古老人，其治史不以理论见长，亦无历史学界流行的体系、模式等可言。他的书中，唯一与“论”沾边的大概只有“历史三峡论”。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也谈不上什么历史理论，更像是一种预言，抑或推背图之流。也许正因如此，成就了其巨大传播力。就连官方社论，都常言“历史的三峡”。当然它们的三峡，与唐德刚的三峡，方向不同。

何谓历史三峡论？唐德刚自道，他研究历史数十年，对国史之诠释，最爱讲两个说法，一是三大阶段，二是两次转型。在其看来，四千年中国社会，可分作三个阶段：封建、帝制与民治。

第一次转型，从封建到帝制，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国商鞅变法，终于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历时二三百年之久，此后约两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二次转型，从帝制到民治，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今犹在转型途中。

唐德刚先生说：“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我们能在民国一百二十九年（2040）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

而后只要谈及中国近代史，唐德刚几乎都要推销历史三峡论，足见他的热爱和自信。在另外一本书中，他表示：“……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细读唐德刚的文字，不难发现，他虽然提出了两百年转型期的说法，却未一口咬定，而附加了“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等条件，否则，“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那么转型将无限延期，不知伊于胡底。

这么说，一来出于历史学家的审慎，二来出于对历史偶然性的防范。而且，高瞻远瞩如傅国涌先生，曾指出历史三峡论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要言之，其价值在于对天下大势的预判，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如三峡之水，一路东流，纵有漩涡、礁石、人工堤坝等障碍，却无法阻止其奔腾，无法更改其航向。

遗憾的是，在这二十年来的传播过程当中，历史三峡论渐渐被简化为一个单调、僵硬的时间点。两百年之说，风靡至今，深入人心，成为了一些人的期盼与另一些人的借口。质疑者同样抓住了这个时间点不放，不管认为唐德刚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他们眼里仿佛只有两百年的期限。这两种做法，都是典型的买椟还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仅扭曲了唐德刚的初衷，还使历史三峡论化作一种浅薄的幻象。

历史三峡论的遭遇，正关乎国人的政治心理：一是对预言的迷恋，二是对时间的依赖与焦虑。

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自古以来便热衷于制造政治预言。自然，有人需求，才有供给，有人迷信，才要造神。

古人造反、夺权，往往以童谣、谶（chèn）纬等各色预言开道，以造声势、动人心，诸如“大楚兴，陈胜王”“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另有一种，则在事成之后，为了巩固其政权的正当性，制造预言，以为政治加持，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的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正有些预言性质。

政治预言的主题，不外乎人与时间。统计起来，应以前者居多，如“大楚兴，陈胜王”“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等；后者虽不常见，传播效应却未必弱于前者。

当预言明确了时间，其作用可比集结号。最著名的一例，当数东汉灵帝年间，张角等人为了筹划黄巾起义而制造的预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岁在甲子”四个字，直指甲子年（184年），烽火连天，天翻地覆。

我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晚清，主角叫赵烈文。如果不是因为一段预言，恐怕没有多少人听说这个名字。

赵烈文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幕僚，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找他聊天，谈及国事，他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当时大清中兴在望，谁会相信其寿命只剩下五十年了呢？事实则是，四十五年后，清朝灭亡，赵烈文因此被誉为晚清的天才预言家。话说赵烈文的才具，以及他的《能静居日记》，相当可观，然而今人大抵只记得这段话，不得不令人感慨预言的力量。

赵烈文这一预言，当时并未传出，若在清末，为革命党人所知，必将喜出望外，大加利用，其社会动员效果，也许不亚于《革命军》《猛回头》。

窃以为，对社会底层的受众来讲，预言比启蒙更具魔力。尤其当预言与时间相结合，譬如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语境之下，预测一个秦亡的时间点，不仅能缓解人心的焦虑，有时还能激发人心的斗志，甚至作为咒语，诅咒一个政权走向死亡。

由此正可解释，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何以遭到简化，何以广为流传。两百年的转型期，到底怎么推理，怎么论证，已经无关紧要，对受众而言，它首先是一种希望，其次是一句咒语。

与此相应，还有一个更传奇的说法，据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预言，专制政权的寿命不会超过七十年。我严重怀疑这是国人的杜撰。七十年之说，比唐德刚的两百年还要玄乎，因为专制往往猝死，其生命周期毫无逻辑可言。所以，与其称之为“罗素定律”，不如称之为“罗素诅咒”，这充分呈现了向往自由的人们对专制与专制者的厌恶。

我从不掩饰对历史三峡论的喜爱，不过我所看重的是历史三峡的譬喻，而非两百年的预言。对于这个时间点，我向来不以为然。这些年来，我见识了各种对转型的预判，不论五年说，还是五十年说，不论天鹅绒论，还是大洪水论，不论虚假希望，还是虚假绝望，对转型本身而言，几乎毫无实质意义。

恕我直言，把转型的希望交给时间，如寄望于未来、托付于新生代等，不仅懒惰，而且怯懦。时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其本身就是问题。相比时间，我更关心大势，即历史三峡的方向，正如相比何时能实现转型，我更关心怎么做才能造势、顺势。说到底，我们决定不了转型的时间，却可以决定转型的方向。

唐德刚先生提出“历史三峡”论的本意，从现实层面来说，来自一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通过论述“封建-帝制-民治”这一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最后阶段，来强调转型的艰难、复杂、长期，并反思当时中国政治现实，给后人以警醒。

先生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围绕着“转型之艰”这个主题展开。袁世凯、段祺瑞、胡适、李宗仁、张学良、顾维钧，都是其中关键人物。他们丰富而多舛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剧烈变革的缩影，他们以自身血肉的记忆锻造了“历史三峡”厚重的理论基奠。这不是浅显的名词解释，或者激发热血的命运预言所能承载的。

因此，对“历史三峡”的肤浅认知不仅曲解了唐德刚先生的理论，也是对一个虔敬历史学家工作的不尊重。而且受这种认知的影响，还有可能使历史走向先生祈愿的反面，再次出现激烈的流血革命，历史的教训已经太过深刻。

“历史三峡”是理解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洞见，一直以来解读颇多，曲解也很多。所幸，唐德刚先生留下几部作品，可帮助我们深度理解“历史三峡”的本意。然而，先生的作品散落在不同出版社，并且部分作品曾一度绝版。一次性收齐非常困难。先知书店经过努力，汇集了唐德刚先生六部历史作品（经典版本），包括《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上下）《胡适杂忆》《从晚清到民国》《从甲午到抗战》，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赞赏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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