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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已逝,历史三峡未过:唐德刚逝世十年祭

羽戈 先知书店好书推荐 2019-09-07

先生已逝,历史三峡未过:

唐德刚逝世十年祭

作者:羽戈   编辑:Kuange


每一次变局时代,唐德刚先生的 “历史三峡”论,被频频提及。

唐先生将中国历史分作两大转型期,其一为“封建转帝制”,从先秦到秦汉,历时三百多年;其二就是近代史“从帝制转民治”,这要经过一番“惊涛骇浪”的古今大变,这个艰难的变革期就是“历史三峡”。

唐先生说:“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

然而, 能否在2040年前后跨过“历史三峡”,从此“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唐先生并没有给出定论,但是他相信“历史三峡终有通过之一日”。

唐先生一生见证中国转型阵痛和苦难,“历史三峡”既是他的卓越“史识”见地,也是他的阅世心得。

已从历史三峡中航行过的,有文化名人,诸如“小册子作家”胡适;有政界大佬,比如“唯一代总统”李宗仁、“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等;还有那些被贴上标签的风云人物,如“窃国大盗”袁世凯、“卖国阴谋家”段祺瑞。唐先生通过这些人的经历,再联系自身体悟,生动再现了中国近代百年沧桑,勾勒了不一样的中国现代转型图景。

如今,唐先生已身故十年,先知书店特推送青年学者羽戈的文章《一生为历史招魂》,以此悼念先生,并期盼唐先生的“历史三峡”,能早日被跨越。 

依我狭隘的历史学阅读经验,有数本著作构成了冲决网罗的转折点。最早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梦初醒:原来历史书可以这样写;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陡然惊觉:原来历史学可以这样研究;

读唐德刚《袁氏当国》,悔恨不已:原来袁世凯的历史肖像竟然如此丰富多彩,而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我们青春期的心灵荼毒之深,令我一旦听到袁世凯的名字,便不由自主贴上“窃国大盗”的黑色标签。


此前我只知唐德刚其人,直到2004年底阅读《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才识其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将以前错过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从晚晴到民国》、《书缘与人缘》等统统纳入帐下,像发了横财的小地主,喝一碗豆浆,旁边还要放一碗豆浆,于是我有了两个版本的《胡适杂忆》(华东师大版与广西师大版)


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

摄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


鸡蛋吃多了,便忍不住去打量生蛋的母鸡。其实,在唐德刚回忆胡适先生的时候,即将自己前半生的红尘往事断断续续“捆绑销售”。

唐德刚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20年,成长于烽火连天、花果飘零的乱世,青年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与胡适既是同乡,亦是校友。其成就多端,荦荦大者,在于史学,尤其是口述史一域,他可谓其中不可撼动的巨擘。
胡适、李宗仁、张学良、顾维钧等人遥不可及的历史声音,皆由唐德刚一字一句铭记于卷,传诵后世。我们隔代相闻,不能不感激他当年所下的苦功夫。


令我惊异的一点是,黄仁宇与唐德刚乃是一代人,前者大二岁,读黄氏回忆录《黄河青山》,其笔法华美流丽之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乃至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誉为“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可这却掩饰不了黄仁宇流落异国、独立寒秋的无尽苍凉之感,发霉的怨气像疾风扫过书本的每一个暗角。


想来唐德刚在美国的打拼,也许比黄仁宇好运气,可所吃的苦头哪里少了呢。寄人篱下,在图书馆推书车;与胡适相识之时,同为天涯沦落人,他们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当选为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却因学校当局瞧不起中国人而差点被调包……

种种困苦,可以开列一火车皮,但经唐德刚通达、幽默的笔调娓娓道来,散尽了伤春悲秋的愁滋味,生出一种拨云见日的苦中作乐之情怀——从这一点上讲,唐德刚还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门下“最好的好后学”(胡适夫人江冬秀语)

由此我想见唐先生的影像,应是在清风朗月的皎皎夏夜,摇蒲扇、喝酽茶,说晚清七十年之评书的邻家老人。他的照片亦让我作如是观。只可惜,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在天气转凉、天色将明未明之际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读唐德刚的书,我曾做过一个对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因其冷冰冰的价值中立,极尽客观叙事,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另一种则因作者书写的热烈、生动,笔端常带感情,令读者身临跌宕起伏的历史之境。唐德刚自然属于后者。


周策纵为《胡适杂忆》作序,称唐氏“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这种写法,会不会因作者的情感涉入过深——如唐德刚常常“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而损伤历史的可信度呢?

周策纵继曰:“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


或者用唐德刚自己的话说,他一直秉持胡适老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的治史原则:“褒贬古人,月旦前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晚清七十年》大陆版自序)


唐德刚与张学良 摄于1990年


而治史路径,亦可分出二途。


其一可称之为“哲学化”,企望从历史学的千年重重迷雾之中开出一条历史转型与进化的规律,并依此规律而推动现时代的行进。


其二可称之为“考据化”,像清朝汉学家那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一考订历史细节的正误,尽最大力量寻觅、还原往昔的真相。


这二者时有交合,时有敌对。大多数史学家都梦想合二为一,唐德刚概莫能外。他的路数更近于后者,口述史即融记录与考据于一身。但写作《从晚清到民国》,发明“转型论”等,却可见唐德刚的雄心壮志不止于考据,仍在于为其历经劫难的祖国找寻一条穿越“历史三峡”的光明航线。


不过,在我看来,历史并无什么哲学可言,所谓历史哲学只是野心家们对无法主掌的历史之神无力的意淫,他们口中的历史哲学何异于宗教骗子的神道设教?

基于此,我以为唐先生为“历史三峡论”所做的理论诠释恐怕难以生发对现实进程的影响力。与其看他论“转型期”与“启蒙后”,还不如看他考证“(洪秀全)天王的性变态”。


或者说,“历史三峡”仅仅是一个形象的譬喻,不必当作体系性的理论顶礼膜拜。唐德刚的大智慧在细节,而非整体。就像张爱玲说胡兰成的论文,“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唐德刚的了不起之处,便在于读起来“一路有言笑”。


余英时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我亦不敢直接掠美前贤,姑且题名曰“一生为历史招魂”。可以断言,正是唐德刚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唐先生驱散了极权主义的幽灵,招来了自由主义的新魂。


如钱穆所言:“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以此祈愿唐德刚先生的灵魂安宁。



国人著史,常会陷入两大误区:要么是八股式的官方史学,个中滋味,想必都深有体会;要么是春秋笔法太多,以演义为主,却少了几分对历史的尊重。


唐德刚先生不同,他的历史真、活、有趣,但是又有史家“敬惜字纸”的责任担当。


先生一生颠沛,却又波澜壮阔。他出生于乱世中,整个青年经历与故国兴亡紧密相连,见证了军阀混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同时,他又与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一代历史缔造者密切相交。


因此,唐德刚先生的史观融合了他对生命的感受。正如历史学者傅国涌所评价的:“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呼吸和心跳。”


当历史融于骨血,叙述才能真情流入,论述才能纵横自如,语言自然也就鲜活有趣了。


读历史,“史识”的价值,要大于事实。《袁氏当国》里的“宋教仁案”,《段祺瑞政权》里的“护国运动”,《李宗仁回忆录》里的“北伐战争”……这些都是每个人中学必修的历史课业。但是,就是在这些简单的历史事件中,随处都能显露先生机敏的“史识”。 

这种“史识”,源于唐德刚先生深厚的学养。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友领域,还有口述史的专业训练,锻造了唐先生独有的“读史”技能,也提升了他的历史悟性,但另一方面,唐先生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使得他能够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迅速捕捉重大历史症结。


此外,唐德刚曾师从胡适,继承了史家“敬惜字纸”的严谨态度。他撰写的胡适、李宗仁和顾维钧的口述史历时多年,反复与当事人交谈、讨论、修订。这样保留下来的内容,对于专业人士,是专门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普通读者,从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中,能够找回在快餐化阅读时代丧失已久的文字尊严。


纪念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然而,唐德刚先生的作品散落在不同出版社,并且部分作品曾一度绝版。一次性收齐非常困难。先知书店经过努力,汇集了唐德刚先生六部历史作品(经典版本),包括《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上下)《胡适杂忆》《从晚清到民国》《从甲午到抗战》,点击下图,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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