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指出知识分子当为“圈外人”和“业余者”，以此保持独立的风骨和自由的思考能力。
同样的，在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看来，知识分子和专家是两码事。但当今世界上，专家常有，而知识分子罕见。
那么，到底何为知识分子？许先生又何出此言？
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北宋理学家张载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第一，“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第二，“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第三，“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第四，“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努力寻求、实现这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努力做“良吏”；有人努力做“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和明朝的“东林党人”。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知识分子也产生了不同的态度：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有人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那么，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除此之外，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在台湾，我们有没有把“专业伦理”纳入国科会的评审条件内？国科会的问卷会问你“有没有专利权？”这对学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收。全球正经历巨大转变，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的志业在何方？
许倬云先生曾在采访中将自己称为学术界的“世界公民”。他说：“我视个人的良心和学术规范高于一切，不会因为任何民族情感、对组织的忠诚，甚至是国籍毁掉自己的学术声誉。”这种“世界公民”式的强烈诉求，让许倬云先生不仅成为一个具有“通感史观”的著史大家，还让他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他一直秉持先师沈刚伯的训诫：著史应如二郎神，双目之外有一只“烛照神怪原形”的“第三只眼”，这使得他能如此通达，敏锐把握历史剧变中的脉息。先生的西周史、春秋战国和汉代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是，他并没有像很多专业学者一样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束之高阁，他将毕生所学倾力传授于学生。并且用通俗的语言写了很多“小书”，向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讲解历史。葛兆光教授指出，比起繁复细密的学院论著，许先生写史“需要更多的知识背景，更大的论述视野，和更强的领悟能力。”同时，许先生并不满足于只一味钻研中国古代，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危机，以“大历史”的视野，反省中国文明。他认为，中国历史要形成“自我审察”。这样国人能借助历史看清自己的身份和定位，不会生出盲目的民族情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充满敌意。先生说：“我们的听众正在减少，大家都很情绪化，太多人用荷尔蒙说话。我们就拼命浇水.......事所当为，全力为之。”学者许纪霖认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倬云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这位充满智慧的历史学家将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精华凝结为“中国文化研究四部曲”，站在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从而完成华夏文明的“自我审察”。这四本书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秉承了许先生一贯的“大历史观”，穿越千年，塑造了广阔的历史画面。张维迎教授指出：“读许先生的书有助于我们学会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全球化。”今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还在给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中附赠了许倬云先生的书，并叮嘱新生们完成阅读。他希望清华学子们能够“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学会开放与包容，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和视野传承过去、把握未来。”注：本文节选自许倬云先生台湾大学演讲稿《历史上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编辑需要，略作修改，如有纰漏，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