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文化需要灵魂

文：许倬云 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

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作风，奥运开幕式，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

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其实没有真正的内容。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深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艺术，无一不如此。

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民主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人权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

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口号，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民权思想、人权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

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

经济风暴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0，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

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指导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资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资本。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国家体制要改变，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

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民间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学究以繁琐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没有内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放下力气。

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恐惧、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动力。今天我们不算小康，但至少吃饱了饭，对抗饥饿已经不成问题。我对中国救济灾害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说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策，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

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许倬云先生曾在采访中将自己称为学术界的“世界公民”。他说：“我视个人的良心和学术规范高于一切，不会因为任何民族情感、对组织的忠诚，甚至是国籍毁掉自己的学术声誉。”

这种“世界公民”式的强烈诉求，让许倬云先生不仅成为一个具有“通感史观”的著史大家，还让他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

先生的西周史、春秋战国和汉代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是，他并没有像很多专业学者一样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束之高阁，他将毕生所学倾力传授于学生。并且用通俗的语言写了很多“小书”，向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讲解历史。同时，许先生并不满足于只一味钻研中国古代，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危机，以“大历史”的视野，反省中国文明。

葛兆光教授指出，比起繁复细密的学院论著，许先生写史“需要更多的知识背景，更大的论述视野，和更强的领悟能力。”

张维迎教授指出：“读许先生的书有助于我们学会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全球化。”

去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还在给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中附赠了许倬云先生的书，并叮嘱新生们完成阅读。他希望清华学子们能够“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学会开放与包容，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和视野传承过去、把握未来。”

这位充满智慧的历史学家将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精华凝结为“中国文化研究三部曲”，站在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从而完成华夏文明的“自我审察”。这四本书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秉承了许先生一贯的“大历史观”，穿越千年，塑造了广阔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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