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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王小波|23年过去,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牛皮明明 Author 诗人牛皮明明


23年过去
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文:牛皮明明 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

王小波去世,距今整整23周年。王小波影响了很多人,他用举重若轻的写作方式和特立独行的头脑,行走于这个世界之上。

他不告而别的方式,更像是一个尘世挽歌,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他还在活着?会怎么样,会写出怎样的作品?会不会影响更多的人?毫无疑问,众多的人都会拜在王二门下。

而现在特立独行的头脑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而有趣的灵魂依然只能独行。谨以此文纪念王小波,并试图在23年后的今天,捕捉一点他的影子。

“中国写小说的,也就红楼梦能及格。”

15年前,老炮儿王朔复出,逮谁咬谁,曾扔出这样狠话。有一天,别人跟他说,在你沉寂的这几年里,出来一个叫王小波的,人家都说把王朔给盖了。
 
王朔想也没想脱口而出:

“小波是好样儿的。”半秒过后,他咽了口吐沫接着道:“我也是好样的,我们俩不存在谁盖了谁。王小波要是活着,我觉着他更牛逼。他好不意味着我不好,我们交相辉映可以吧?”

少年聪慧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四岁过后,天真可爱逐渐从他脸上消失。
 
九岁时,他就大概长成了岳母李克林口中“小波实在太丑了,我拿不出手”的样子。从那以后,岳母与孔孟一样,被列入到他小说里经常调侃的对象。
 
王小波有个脾气暴躁,吼声如雷的父亲。他从很早就不让孩子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孩子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本身就是文科教授;但他经常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就此,小波兄弟姐妹五个全学了理科,只有他哥哥王小平例外。
 
七八年考大学时,哥哥是北京城涧煤矿最强壮的矿工,据说吼起来比他爸爸王方名的音量还大。无论是动手揍他,还是冲他吼叫,他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的,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在逻辑学届的泰斗门下当了研究生。
 
王小波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身上总有一股要写作的危险情绪。
 
13岁时,王小波开始跟着哥哥到父亲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父亲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计》,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哥哥对他说,“我去捅开,你去承认,你小,身体也单薄,爸爸不好意思揍你。”
 
哥哥王小平自认为阅读速度奇快,有一次,他把王小波叫来,二人比赛阅读,后来发现自己读过一大半,小波已经读完,两人经过计算,发现原来王小波的阅读速度,是常人的7倍。
 
16岁那年,有天晚上大家都睡了,王小波从蚊帐里走出来,用钢笔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写诗,写完趁墨水不干又涂了,然后又写,直到镜面全部变蓝。
 

“黄金时代”

同是16岁那年。
 
上级号召青年到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王小波直到四十几岁,也没想明白自己的心脏是否因此更红了一些。总之,他插队去了3000公里外的云南。
 
农活间隙,王小波的手总是忍不住伸向别着书的腰间。

当年,插队知青大多会在自己偷看的书外包一层“鲁迅著”的书皮。不幸的是,王小波遇上一个无恶不作的军代表,便是连“鲁迅著”也不能看。为此,他给坏领导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头驴,以泄心头之愤。
 
后来王小波发现卡夫卡也写了类似这样的事,有些不好意思,就学着卡夫卡,把那些作品烧得一干二净。
 
王小波是自带优秀作家气质的人,敏感中夹杂幽默,孤独中蕴含忧郁,他总想和世界谈谈。
 
插队时,王小波已经长到了一米八四。大个子撅在水田里,像冲天炮。姿势已经够奇怪了,还得插一整天的秧,腰都累断了却说是“后腰像是给猪八戒筑了两耙”。
 
有一阵子,他每天要用独轮车,推几百斤重的猪粪上山。他以为这活难不倒他,哪知道干了才三天,胆汁都差点吐出来。
 
他仍不忘调侃道,“好在那些猪没有思想,不然它们看到人类不遗余力地要把它们的粪便推上山,肯定要笑死。”
 
自少年起,王小波便看到这是一个无趣的世界,而有趣却暗含其中,而他能做的就是把有趣讲出来。
 
愚蠢的人于世界暧昧,而聪明人于世界冷眼。
 
在他的记忆中,这一段别人心中无法抹去的灰黑色时期,却被他称为自己的黄金时代。”
 
“文坛外高手”

1978年恢复高考,26岁的王小波进了人大。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临选科的问题。一般人多半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择其擅者而从之。而小波两者都擅长,且两者都喜欢,怎么选就很伤脑筋。
 
当时小波已经在和李银河处朋友,银河认为小波在文学上有极高天赋,力主他学文科,甚至跟他说“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但这一主张违背王小波的家训。他父亲王方名郑重地告诫孩子们:

如果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尽量离意识形态远一点。

后来小波去征询哥哥王小平的意见,哥哥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如果得了假传,在万卷书间忙得屁滚尿流,还要当一辈子糊涂人。无论什么时候,理工科的东西基本上属真传,而文科则未必如此。
 
现在看来,王小波当时的选择不无道理,倘若他入了文科,毕业后会一路进到文坛。

像他这样的“文坛外高手”,一旦被放到文坛内栽培,以他的心高气傲,恐怕会觉得很不自在,也许会像鲁智深上五台山出家,动不动拿狗腿往和尚嘴里塞,有时候再玩一出醉打山门,没准会惹是生非。
 
王小波仿佛能看到自己的未来,总之,他最终选了理科专业。

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越悲怆的时候人就会越想嬉皮。

而书便是王小波灵魂的全部养料。 

踏进大学门槛后,他发现有个同学跟他很像,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课间抽烟时,王小波主动过去搭话,后来才知道,这人叫刘晓阳,刚从内蒙插队回来,二人不仅同班,还同宿舍,两人老婆也竟然是中学同学,于是关系格外要好。
 
此后的日子,每天吃完晚饭,王小波都要在校园里散步,刘晓阳必在路口等他,伸出手臂说:
 
“王兄请!”

王小波嘴上说着:“请”。手臂已挎上刘晓阳的胳膊,二人像一对儿情人在校园里遛起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一度让学校里的人以为他们是同性恋。
 
现在看来,却有点古人坐而论道的意思。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天下作家一浩然”的出版局面渐次打破。王小波和刘晓阳就像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里那个刚被营救起来饿疯了的生还者,不顾一切地寻找和藏匿食物,如饥似渴地到各处搜寻可读的书。两人每个周末回到宿舍,都带回一捆捆刚买的书。宿舍里放了几个架子,摆的全是书。
 
两人当年看书的习惯,是先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目的是为了知道哪些书是在文学史上有一笔的,然后照单全搜。之后的日子,越来越多的同班同学跟着他们俩屁股后头,听着他们从纪晓岚一路侃到爱因斯坦。
 
刘晓阳博古通今,擅长引经据典;而胡扯则是王小波的专长。晚上没事的时候,总有人提议“走啊,咱听王小波说书去啊。”
 
晚上,王小波编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小羊,最后大家说把羊都杀了,老羊就喊“留小羊,留小羊是我儿。”刘晓阳是我儿。大家楞了半天,哈哈大笑。
 
对于爱书的人来说。手里有本好书在读的日子,天天都像节日,王小波的四年大学,就如同过年一般。
 
王小波一生除了身边的李银河,大概也就刘晓阳一个知己,两个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一生。
 

遇到爱情

如果聊王小波,就绕不开李银河,这是一个想抽烟,根本离不开打火机的问题。
 
聊李银河,时间要退回到王小波考上大学的前一年,1977年。
 
当时的李银河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胸大有脑,前程似锦。而那时王小波只是一名街道工人,说“前者居庙堂之高,后者隐市井之巷”一点儿也不为过。
 
当年,25岁的王小波下乡回城已经五年。先后在仪器厂和半导体厂做了五年的工人,但心中那股子写作的欲火却从未熄灭。
 
有一天,王小波把刚写的《绿毛水怪》寄去《光明日报》,经手的女编辑是李银河的同事。没出几分钟,看得她直掉眼泪。李银河在旁边纳闷儿,接过来一读,登时心中一紧,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住,30年后,她还清晰记得那一瞬的感觉:

“写作手法虽然稚嫩,但却有什么东西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

从此,她记住了这个名字——王小波,一个娃娃脸的名字。
 
接下来,李银河借着一次工作当口儿到王小波家。明里去问小波父亲一个学术问题,实际却是会会这位光是文字就让她揪心的王小波是谁。

这一面,不说是失望透顶,起码也算断了李银河心里那点悸动的念想。后来,据李银河回忆:
 
“当时真是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么丑。”
“不但丑,丑中还带着一点凶样。”
 
可没成想,几天之后,王小波找上门来,以还书为由,堵在光明日报门口。二人见面后大谈文学,天南海北。正谈着火热,王小波来了一句:

“你有男朋友吗?”

李银河当时刚分手不久,只能如实相告“没有。”

王小波接下来一句话,生猛了得,几乎是吓了李银河一跳。“你看我怎么样?”

李银河一回头,满眼装满的都是那张丑脸,吓岔劈了。

多年以后,李银河每想起这件事,还会羞涩:“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呀!”
 
之后的日子,李银河不断收到小波寄来的情书。

“你的名字美极了。真的,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小波望着满天星斗,念着“银河”的名字:“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
 
李银河念着念着,泪水淌了一脸。王小波在追女孩方面,像写小说一样天赋异禀。
 
最终,李银河没能扛住小波的热烈和率真,两人就这么相恋了。
 
在一起后,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儿,李银河就跟王小波提分手。王小波一直不懂为什么,追问下去,李银河憋不住了说:
 
“你确实长得太难看了。”
 
王小波却说:
 
“我要去爬虫馆和那些爬虫比一比,看看我是不是真有那么难看。”这一下子可把李银河逗乐了。
 
一来二去,王小波总是能用自己的有趣,让李银河化掉心底那些对长相的不满,从而让李银河愈发地崇拜起王小波来。
 
这个世界,好女人都异常矫情,有人被才华吸引,有人被有趣吸引,还有人被内心坦荡吸引。而王小波长相比内心坦荡、才华出众、有趣天成,李银河扛不住。
 
说句不负责的话,他们如果不在一起,那就太伤天害理啦!

大学期间,王小波和李银河结为夫妻。二人没有办酒,双方父母各自摆了一桌,就草草了事。

既然灵魂都可以当饭吃,那还要啥自行车呢。在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中,两个人从不在乎形式。


特立独行

到了1982年,李银河申请去美国学习。
 
当年的出国政策,是大学毕业后至少服务两年才能申请,也还没允许夫妻二人同时出国。夫人一走,小波成了留守丈夫,过回光棍的日子,只得终日以书为伴。
 
屌丝青年寂寞多,那两年,王小波坐在台灯下,熬夜写作,苦闷上头,最后把长相弄得更加坦荡了。
 
两年后,王小波终以伴读身份去美国寻老婆。
 
1984年,刚到美国的王小波英语惨不忍睹,经常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只好灰溜溜去录像店里租影碟,回家苦练,看了将近一千部美国电影。
 
后来,英语说得稍有长进,学业却不顺畅。在语言学校时,外国老师告诉他:
 
“你不是要上学,而是要资助!我们系要削减,现在连同事的饭碗都保不住,没钱管中国人。”
 
之后,王小波联系了一大批学校,只等来四个回信,三个拒绝,一个同意,且自掏学费。没有钱,他动了打零工念头——去餐厅做服务员。
 
到了餐厅后,王小波什么也不会,只能在后厨刷碗。下班后,他看见美国服务员像一群猪一样吃剩菜,且吃的津津有味。
 
“即使在叫作天堂的美国,依然有那么多的人活得没有尊严。”
 
王小波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他厌恶极了,与猪同行,你会觉得走到哪里,都像是猪圈。
 
回到家,王小波很失落,而李银河不声不响走过来,捧着他的那张丑脸,对王小波说:
 
“你踏实在家写小说吧,我来想钱的事儿。”
 
那个年岁出国留学的人,除了像刘索拉那帮被国家送走的,没几个能拿的出钱来上学。当年王小波两个人在美国期间的生活费,还是全靠李银河的400美元奖学金,日子过得真难。

有一段时间,哥哥王小平也看不下去了,对李银河说:“小波靠写小说没法维生啊。”而李银河却很坚定:小波是天才,文学才能荒废了太可惜,而文学是他的命,不写小说,他就是行尸走肉,那样的话,即使物质生活水平再高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李银河的庇护下,王小波的美国4年,大把的时间都在积累知识素材。他先是看遍了罗素著作,后来又读遍西方哲学,终日沐浴在“欧风美雨”。
 
之后,王小波看书专挑野的看,再后来,他杂文出版后,一些老朋友问他是哪里听来的这么多有趣故事,他说“都是在美国图书馆的禁书区看的。”
 
此外,这4年里,他还写出了《唐人故事》,完成了大量《黄金时代》的写作架构。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银河的坚持是值得的。

 
哀乐中年

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1988年春,王小波夫妇回国。李银河去了北大当博士后。小波在北大当帮闲讲师,教研究生使用社会统计软件。
 
三年后,王小波又厌倦了,扔下一句“在北大混的没劲,我要到人大去。”便离开了银河所在的学校,回自己的母校任教。
 
那段时间,小波自己都觉得活得窝囊:

“我老婆当教授,我狗屁不是。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
 
每到这时,李银河又会像母亲一样,用情地捧起他那张丑脸:
 
“小波,好好写小说吧,你是无价之宝。”

人世间真的就是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那就永远沉沦了。
 
当时也许李银河自己也没想到,她庇护的不只是自己的爱人,还有中国的文学。事实证明,不论她对王小波的爱,还是她对中国文学的期待,都没有让她寒心。
 
到了1992年初,《黄金时代》终于在台湾发表并获奖,获得了联合报25万台币。在过去的十几年,王小波好像是个在黑夜里赶路的人,前方没有一点烛火,只有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
 
《黄金时代》发表好像给他看到了一点希望。拿到钱后,他马上从人大辞职。

此后,便一门心思在家写作。
 
之后4年,他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成功,相反的是挨在脸上的巴掌远比响起的掌声要多。
 
这个自立山头儿的自由撰稿者,始终是个游离在文坛之外的局外人。在香港,《黄金时代》被改名为《王二的二三情事》,被当作黄色小说刊登。后来几年里,大陆的出版社更是只发表了小波的几篇杂文。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俗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久,就越会发现大多数人的一生如同梦游。审美如此、读书如此、人生亦如此。

 
生活所迫

到了1996年,一个叫李静的研究生毕业被招到文学杂志社。上任第一天,她就打了鸡血似的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
 
“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同年8月,她来到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王小波头发很乱,依然爱笑。
 
当时王小波写了几个长篇,试过几家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有一编辑说我在小说里搞影射,还猜出了在影射谁,我有那么无聊吗?”
 
聊天时,王小波总爱苦笑。
 
可李静很坚持 ,问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王小波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哈,光这篇幅你们那就够呛。”
 
王小波用针式打印机把书稿打印出来,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李静手里。李静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
 
“红拂夜奔”。
 
李静把书稿抱回家,边看边怪笑不止,最后竟然笑出了猪声。
 
几经周折后,李静所在杂志社终于妥协到发表,提出的条件是字数需要从18万删到3万。
 
王小波忍了,一口气删下了“王二”所在的主线,留下红拂的故事,递交上去。
 
而李静心有不甘,私藏下《红拂夜奔》全稿,交给在文学系读研究生的朋友传看。那哥们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
 
可两周后,连三万字的书稿也被退回,理由是书里内容出现了牙签和避孕套。
 
当时,王小波大量压箱底的作品,都和《红拂夜奔》有着相同的命运。比如同性恋题材的《万寿寺》,舞台剧《东宫西宫》,《似水柔情》……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结果都是一样,发不出来。
 
王小波说:人活着都是为了要表演,所以才失去了自我。即便无处可去,也要永不屈服。我坚决不改了。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是个高层次的作者,可是有些人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小说发不出来后,王小波一个人去考了个货车司机驾照。他自嘲道:
 
“以后活不下去,就当个货车司机吧。”
 
与世长辞

可他终归连货车司机都没有当成。
 
1997年4月10日,晚上11点半,邻居突然听到小波屋里传来两声惨叫。第二天下午,邻居还不见小波出门,觉得不妙,便赶紧推开了小波房门。只见小波倒在地上,身体已经冰冷。
 
第二天,去美国做访问的银河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小波出事了,快回来吧。”

从机场回家路上,李银河脑海里跳出的画面,全是小波去年10月在机场送别时的样子。
 
“他用劲搂了我肩膀一下作为道别,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小波去世后,李银河找了许多墓地,悉数横平竖直,都不能令她满意。后来,她找到昌平佛山灵园的一块天然大石,天然,不羁,恰似王小波的性情。
 
王小波生前一点名头,是靠着杂文打出来。但对于他自己来说,你要是评价他“王小波是个杂文作家”,相当于拿铁棍子戳他的肺管儿,因为小说才是王小波的命根子。
 
更荒诞的是,王小波去世一个月后,他一生最看重的时代三部曲得以发表,只是小波已经长眠。

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人世间最可怜的人,最可怜的事,莫过于当他躺在坟墓里,而他的作品却得以流传。
 
前些年,有一个《新京报》的记者曾对李银河说:我身边出色的男士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喜欢王小波,包括韩寒,冯唐。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有智,有趣。
 
其实说来并不夸张, 20年内,太多人喜欢王小波,喜欢王小波相当于喜欢那个叛逆、特立独行、恪守内心、追寻自由的自己。
 
前两年,有人问李银河:"如果有机会,你最想问王小波一个什么问题?"

李银河说:早上我去给小波扫墓的时候,有一些读者在墓前放了鲜花、二锅头或者烟,有一个人放了一篇王小波的文字,一只蝴蝶就一直贴在上面。我很想问问小波:你走得太急了,你走后,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在变,太多人没有灵魂,而你呢?你的灵魂还在不在?
 
人的外表,其实什么都不是,皮囊而已,在时间里,皮囊终会老去,最后所有的光鲜都会被褶皱吞噬,而灵魂不会,这灵魂里包括你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还有你一生的思考。
 
就像王小波生前对人生的注解: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 ,遇到些有趣的事情 。倘若我能够如愿 ,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王小波的思考从七十年代的狂热中走来,途经八十年代的意识大解放,又在九十年代的思想退潮中沉淀。今天,那些陈腐的观念碎屑卡在我们的脑回路之间,消解不掉,又如鲠在喉之时,王小波的文字一路冲刷而下,带着清明的反思、理性的认识、以及宽和的态度,沿着大脑的沟沟壑壑流淌过去,带走不少沉渣,让人的思维瞬间舒畅透亮。
 
他尖锐,但不刻薄;他理性,但不教条;他清醒,但不冷血;他独特,但不孤傲;他深刻,但不深沉。他的所思所感,从平凡人的身份出发,着力所有人的困惑和不解,再注入人类文明中那些天才们的思想精华,让任何琐碎的日常问题,都变得丰满,又让遗世独立的伟大哲思,变得有趣、平易近人起来。他思故他在,王小波是不死的。

青年学者羽戈说: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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