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父亲九十
父亲九十
父亲今年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
父亲很乐观，2009年和2016年动过两次手术，手术前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和大夫开玩笑，手术后麻醉一过，他又和大夫说说笑笑。大夫说，很少见到这么开朗的病人。
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我爷爷不到30岁就过世了，那时父亲只有12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奶奶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这种责任他一担就是一辈子。
丨父亲的“原则”
父亲很有领导才能，在村里也有很高的威信。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有个社员霍常金，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
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
支书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父亲给霍常金说话：“他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话，没有批判霍常金。
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支书被批斗的的时候，村里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支书病逝的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
我读高中时，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里的插队知青就是父亲去县城接来的，他对他们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知青们现在还念叨他的好。
1993年，父亲62岁时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当时还在牛津读书。
当村支书三年，他为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二是给村里拉上了电，解决了村民的照明和电气化问题。
1996年换届时，父亲又高票当选，但他坚决不干了，让给了得票第二的人。
父亲当村干部期间，没有沾过公家的便宜，倒是为招待下乡的干部贴过不少顿饭。人民公社时期返销粮、救济款的分配，我们家总是排在同类家庭的最后。
父亲不干了，也是我的坚持。为拉电的事，他差点被人打。我不想让他再受别人的气。
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
丨父亲的树
父亲从小喜欢栽树。
我曾问父亲：为什么其他人不栽树，就你喜欢栽树？父亲说，树是需要人伺候的，我勤快。
父亲栽的树对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家里人多、劳力少，每年下来都要欠生产队大几十块的粮钱，不是卖粮就是卖树。卖树的钱也是家里日常开支和我上学用钱的重要来源。
每卖掉一棵成材的树，父亲就在原来的地方再栽一小棵。当然，这是指水桐树。柳树不同。柳树树干上长十几根椽子，是箍窑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门窗格。
父亲卖柳树，只卖椽子不卖树干，这样卖了一茬，过几年又长出一茬，可以继续卖，就像从银行取利息一样。1980年家里修了三孔新窑，做门窗用的木材全部来自父亲栽的树。
除了木材树，父亲也栽果树。我上小学时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的杏树和红果树下度过，这让我至今对杏和红果有特别的偏好。我曾挑着杏（或红果）到邻村卖过，但由于害羞，不愿喊叫，不是很成功。
家里的红果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实快成熟的季节，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果树下时，总会发现果子不是被人偷过，就是被松鼠啃过。
学过博弈论后我明白，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用“混合战略”，即随机监督，让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我当时用的是“纯战略”，我以为我在监督别人，其实是别人在监督我。
父亲对自己的树有着很深的感情。
前几年他和一位邻居发生了纠纷，因为一棵榆树的产权归属问题。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要跟我唠叨这事。我说，爸呀，这树也不值几个钱，他说是他的就让他拿走吧。父亲很恼火，说这不是钱的问题。
村里搞填沟工程，小沟里的树都得砍掉，其中多一半是我家的。村主任电话里和父亲商量补偿问题，父亲说不要补偿，你们把砍下的树堆放整齐就行了。村主任办事心急，用铲土机把树铲得乱七八糟，把我家的树和别人家的混在一起，父亲就当作笑话给我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栽了一大片苹果林，他信心满满地说，等挂果之后每年可以有不少收入，没想到，挂果后没几年，果子根本卖不出去，没人照看也不要担心谁会偷。
看到红红的苹果烂得满地，父亲也懒得再打理了。去年村里平整土地，推土机轰隆隆把一大片果树连根拔掉了。
丨“文盲”父亲
父亲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自己的名字能认得但写不出。不识字被人低看，父亲一直难以释怀。
有次到集镇上卖粮，对方知道他没文化，给少算了几毛钱，父亲坚持说对方算错了，僵持了半天，对方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算错了。从此之后，这个收粮人再没有算错父亲的粮钱。
父亲对我上学寄予厚望。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笔，就拿出来玩。父亲看到后厉声斥责道，这是为你以后上学准备的，现在不能玩，玩坏了以后上学就不能用了。
但1964年，父亲还是失去了这只墨水笔。原来，生产队曾买了几支笔，每个队干部一支，父亲虽然不识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学时用。结果运动来了，父亲担心这属于经济问题，就上交了。
我小时候挨过父亲不少打，其中两次与上学有关，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我到上学年龄，第二天就要报名，我哭着喊着说不去上学，父亲很生气。当时我坐在门栏上，面朝里，父亲在门外，一脚就把我踢到三米远的后脚地。第二天我就乖乖报名上学了。
另一次是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父亲买回几种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萝卜籽，装在不同的小白布袋里。白菜籽和萝卜籽肉眼看上去区别不大，为了避免下种时搞错，须在布袋上写上菜籽的名字。
我上学了，所以这个任务落到了我头上。
我们的方言“白”发音类似“撇”(pie)，白菜就叫“撇菜”。父亲要我在一个袋子上写“pie cai”。我说，爸爸，pie cai就是白菜吧，我会写“白菜”，不会写pie cai。父亲很生气，说“什么白菜，pie cai 就是pie cai。你这一年学给老子白上了。”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学老师告诉父亲我是对的，pie cai 就是白菜。父亲向我道了歉。从此后，父亲就比较相信我说的了。
开学需要报名费，母亲总是催父亲早点准备，但父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直到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钱。我不知道父亲是胸有成竹，还是一筹莫展，倒是从来没有误事。
丨父亲的“文化壁垒”
父亲没文化，但记性好，喜欢给我讲故事。有一个故事比较特别：
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亲送儿子到山里拜师学艺。为期三年，中间不能回家。老父亲把儿子交给师傅后，就走了。
师傅把徒弟领到一个湖边，告诉徒弟：从今以后，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边对着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过来的时候，你就算学成了。徒弟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老老实实按师傅说的做。但一年半过去了，看到湖水还丝纹不动，徒弟泄气了，不辞而别。
儿子回到家里，老父亲非常生气，说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学徒期还不满就跑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儿子也很沮丧，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就再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父亲不见了。原来，他一声叹息，就把老父亲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当时听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悟出了这个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当老师后，我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故事。
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觉中练出来的。读书、做学问，就像这个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着有看得见的效果。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但随着新的通讯技术的使用，这个文盲屏障现在不完全有效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除非有特别的事情。父亲在电话里说，听说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原来，在北大国发院召开的有关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发言，批评了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维护既得利益的倾向。随后，三十多家出租车公司联名给北京大学领导写了告状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领导也没作任何反应。
但告状信被放在网上，我姐夫看到了，告诉了父亲。我不得不反复给他解释我没事，他还是似信非信，直到我专程回去一趟，见到我确实好好的，父亲才放下心来。
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内疚。我现在倒希望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这样，即便我有个三长两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我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丨张维迎：
一个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老师从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卓越的经济学家和教育者，其中既有父亲潜移默化的教导，也不乏对经济和社会的独立之思。
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教育者，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
学习张维迎老师的思考，并了解那些被我们忽略已久的经济和社会常识，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
为此，李强好书伴读诚荐“张维迎作品集”。收藏、阅读本书，至少有三大理由：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的张维迎老师，见证了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而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老师，在著作中仔细剖析了两种观点的底层逻辑，他敢说真话，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为您解读中国巨变。
●张维迎老师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小到柴米油盐等日常经济现象，大到房价、投资、国家转型等宏观经济问题，他都能以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笔调让原本复杂难懂的经济学原理跃然纸上，扭转我们那些习以为常的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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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转自张维迎文章《父亲九十》，原载于《榆林日报》，编辑需要略有删改，最后一部分和标题为编者所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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