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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穷大学”,到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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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
这四个字是20世纪惊心动魄历史的一个注脚

从“最穷大学”
到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
文:网摘   编:木叶

民国热已经持续好些年了,至今仍没有退去的迹象。对此,有人觉得时局动荡、民生凋敝的年代并不值得怀念;但也有人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傅国涌先生就曾说:“一个时代如果孕育出了姿态各异、生龙活虎般的各样人物,那个时代就值得我们反复回望、致敬。”

西南联大的故事起于忧患,1937年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危若累卵。“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翻山越岭3600余里才能抵达昆明。
 
他们开始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西南联大师生在“长征”路上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陈寅恪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只“呸”了一声就拂袖而去。
 
物理学家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为躲避追查,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湖南常德

▌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梅贻琦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成功的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庚子赔款做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他两校,但三校共用之。

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
 
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先生说。

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楠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
 
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
 
西南联大教授会

▌“思想之独立”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
 
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
 
“借重先生,全为在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

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西南联大图书馆

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
 
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
 
“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说。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
 
 联大师生庆祝抗战胜利
 
▌西南联大的奇迹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
 
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设科短视化、学者江湖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正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所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西南联大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大师云集。然而遗憾的是,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我们都说,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然而,为何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回眸历史,才可追寻大师的足迹?
 
为此,先知书店向您推荐首部全景展现西南联大历史,以及20世纪思想大师命运的力作《南渡北归》(三卷)。这套书被公认为“现代人非收藏不可的经典”,小编总结了几条理由:
 
◎首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像:本书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陈寅恪、梅贻琦、傅斯年、刘文典等一代大师,在炮火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坚守与奋斗?他们的人生又将如何跌宕起伏?
 
◎展现近代意识形态的坎坷变迁:为救亡与复兴,无数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试图将中国重新导入正确的轨道。我们通过阅读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在追思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时,不也是对当下种种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思吗?
 
◎看一代学人在大时代中如何选择: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之间战火四起,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临离开还是留下的艰难选择,在大时代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这些人又将何去何从?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又将有怎样的命运遭遇与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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