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爱自由的天性，常常被制度禁锢，被谎言遮蔽，以致“保卫剥夺他们自由的制度”竟然成了不自觉的习惯。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清朝皇帝说：“清朝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然而，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政务？”笼中鸟认为飞翔是一种病。他们宁愿折断自己的羽翼，也不愿跟随自己的本能，逃离方寸，去追寻自由。十八世纪时，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了一座行宫。一次，他在行宫里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视线。皇帝大为扫兴，认为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拆除磨房。倔犟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出卖磨坊。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这座磨坊是德国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于是，威廉二世便亲笔回信给小磨坊主，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供其偿还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曾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风能进，雨能进，但是国王不能进。私有财产是其它一切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基。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霍普，将财产权的重要性上升到伦理的高度。他说：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是认知与探寻真理所依赖的规范性基础。在这里财产权超越了经济的范畴，作为伦理规范，成为绝不可以违背的公理。正如他的书名《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财产权不仅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保护财产权，就是文明的基本伦理。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他的好朋友高定，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入西德。几声枪响后，克里斯当场毙命，成为了柏林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士兵，叫英格•亨里奇。九个月之后，他因犯杀人罪，站上了法庭。柏林法庭最终认定英格•亨里奇故意杀人，判处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你明明知道这个逃亡的人是无辜的，却杀了他，就是有罪。作为士兵，不服从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自由、权利与良知的价值，犹如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不可或缺，理应人人都懂，但现实却不尽然。
——“笼中鸟”常常不知道自由的存在。这是一种最可怕的“理性无知”，正如学者刘瑜所说：当“无知”合乎“理性”，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无知，刻意逃避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威廉一世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理所应当，因为他们的思维是皇权之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非基于私产伦理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英格•亨里奇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军人的忠诚。但是他只是盲目服从上级命令，并不思考是非对错，这被学者阿伦特称为“平庸之恶”。阿伦特认为，唯有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个体才有可能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抵御“平庸的恶”。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我们总是在身边的各类事件中一遍遍验证着阿伦特的洞见。
在“点击”即“行动”的时代，匿名作恶毫无成本，兴许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毫无门槛，人人都可能是“凶手”。如何能保证自己不是屏幕之后的“艾希曼”呢？阿伦特为什么仍然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阿伦特作品集”。阿伦特对极权的研究不仅是提醒人们警惕和反思权力滥用的后果，更是关乎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思考和伦理觉醒。
刘擎：只要有普通人犯下罪恶的事情持续存在，我们就仍然生活在阿伦特的问题意识之中......阿伦特主张人要积极思考，但又告诫我们，思考又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需要很大的能力和勇气才能承担起来的活动。
以责任和判断去爱这个世界，是阿伦特教给我们的最好的事情。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阿伦特作品集”，破除不思考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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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考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