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故事，非绝顶聪明的女人无法讲好
譬如王安忆，成长于时代号角最响亮的70年代，她掉转头写50年代共和国转型时期的上海，写弄堂里的人情变迁，是信手拈来的毒辣。
譬如陈丹燕，在民国的余韵里呼吸，及至成年又在诸多异国城市生活，她写30年代黄金时期的上海，对民国气质的把握是极准的。
崇高也好，宏大也好，无非是后人扣给上海的一顶帽子，真正的上海精神，是那隐没在烟火气里的现代意识，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代表的是中国的另一种可能。
在三位作家的笔下，那些大时代背后杀伐的、阴谋的、血腥的声音，不过是时代的幻影，现代的、优雅的、人情味儿里的上海，他们笔下任风云变幻也冲刷不去的，才是时间也奈何不了的上海。
40年代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混混沌沌、纸醉金迷的沦陷气氛，20岁出头的张爱玲，却在这样的时代中寻找着“优美”。
其时日军已经侵入上海，在租界之外烧杀抢掠；租界内也不太平，间谍、难民、毒贩沆瀣一气。
身处这样的时代，救亡图存自然是一等大事，后世艺术家所浓墨重彩的，也是这样的上海精神。
然而张爱玲却并无儒家的救世情怀，与道家所钟情的自然山水也相距甚远，她始终属于市民的情趣，喜欢闻汽油味，习惯于在电车的叮当声中安睡。
尽管她对那个捉摸不定、变化无常的时代有着比常人更加敏锐的把握，她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但她并不因此想为时代承担什么。而是去发掘人生中“安稳”的、“优美”的一面，在乱世中充分享受人生。
她的人生哲学是：“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张爱玲是深刻的，她悟透了人性中的荒谬和虚矫，但偏偏不像鲁迅那样以激烈的方式将之表现出来。
当年最了解张爱玲性格的胡兰成作过这样的比较：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民间，因而也就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张爱玲不同于一般的顾影自怜、神经质的青年女作家，她既能享受人生，对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放过，又对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怀有非个人的深刻悲哀。
正是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她成为中国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这样的立场正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所必需的双重立场：既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又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
她在看透上海人的同时，愿意更多地给他们一份理解和宽容，“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正如夏志清所说：“人生的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常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
对市民生活而言，张爱玲是既在世俗又超越世俗，所以她能够欣赏市民的乐趣，而且将日常平庸的生活演绎得极其优美，因此又与一般的小市民在精神气质上区别开来，成为市民文化的精神象征。
王安忆的名字不像张爱玲那样广为人知。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有人拿她和张爱玲作比较，她却坚持认为自己并不像张爱玲。
王安忆是共和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却在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纪，遭遇了国家最动荡的时代。时代的痛，刻在了她的精神中。80年代时王安忆又经历国家风气的剧变，革命骤然退场，她出生以来深信不疑的东西突然解体，留给她的，是比任何人都强烈的精神冲击。
因而，王安忆以及她的那一代人或许比任何人都要更深刻理解这个国家的命运，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个体的命运。
对上海，王安忆有她自己的看法：
“上海这地方的高楼和马路，全是一砖一石垒起来的。你一进这城市，就好像入了轨，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只能随着它运行。”
“ 理想和沉沦都是谈不上的。切莫以为有那几行悬铃木，上海这城市就是罗曼蒂克的了，这里面都是硬功夫，你使劲地嗅嗅这风，便可嗅出风里沥青味，还有海水的咸味和湿味，别看它拂你的脸时，很柔媚。”
大众想当然地以为，上海是横空出世的，没有根基，但王安忆写40年代的上海，发现它根系却原来扎得那么深，那么密：
倭寇、旗人、英国兵、小刀会、张謇的垦牧公司、赛马总会，它们都是上海的基因。因为杂，上海才能成就它自身，比邻而居”成上海的众生相。
从王安忆笔下看到的上海，既是真实的，又是浸润在想象力中的。真实来自于她的生活经历，从小在弄堂生活，和她的小伙伴、姐姐、妈妈一起。
在鳞次栉比的里弄、后弄里，她看见的尽是老上海的光影；在旧报社里工作，那一栋老楼房，散发着的都是“殖民时代的气息”。
王安忆有独特的感受力，有时你以为她是虚无的幻想，进而你发现，原来她的比喻都来自对生活智慧的洞察。
比如她说，生活在“洞穴般的格子”里的“我们”是“麻木、呆板、无趣的鱼类”。让人想到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人说：现在的纽约变得索然无味，再也没有嬉皮士了，华尔街的白领们每天忙于去健身房，就像“无趣的驴”。
但是王安忆又看到了生活的智慧，光和爱。她说她妈妈是那种“即便在战争年代也会在枪口插上野花”的人。
因此，她笔下的上海，远离了高楼大厦、商业大街，没有了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有的只是弄堂里的流言琐事、柴米油盐，市井的烟火气和浓烈的人情味，这是一种更为稳定且真实的东西，是这个城市繁华而浮躁的外表底下支撑着的根。
正是从这普通而琐碎的生活中，王安忆体悟到了上海的内在文化气息，获得了人生经验与创作灵感，从而塑造出了王琦瑶、富萍、郁晓秋、陈书玉等人物形象。
他们是大千世界中随处可见的人物，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人物，无关历史变革，也未曾经历过大风大浪。
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经营着他们恒常不变的琐碎生活，以一种具体而又抽象的形式出现，代表着自己，也同样代表着那个时代下的一群人。
因此她爱上海，研究上海，一辈子写关于上海的书。今年1月出版的上海系列7件套很畅销，以至于有人问她，“你写的上海，是不是你编的？”
她回道：“天地良心，我没有编。”
她曾说：“我想写一个真实的普通人，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的人。一个实在不懂得怎样去应付，弄得满身满心全都是伤的人。我想写一写这样的普通材料制成的人。”
她写《上海的金枝玉叶》，刻画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黛西波折而悲剧的一生。为了写好她，陈丹燕细读了黛西一岁到九十岁的数十张私人影像，用细致的文笔勾连起这个在磨难中，依然保持芬芳洁净的女子的一生。
她关心上海的历史，在“外滩三部曲”中，她还原了那个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案而拥有了传奇身世的公园：
传教士，满清民国遗少，中英混血儿，上海史专家，外滩市井居民，回沪知青子女……一个个与公园有着不解之缘的人物，其个人命运与公园历史纠缠在一起，互为见证，成为百年来上海乃至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道缩影。
陈丹燕用文字和图片留下了夹杂着历史的这一代上海人的回忆，尤其是1960年代到1990年代那个社会主义的上海：
和平饭店，上海牌手表，培罗蒙西装……那一边一角，一丝一扣的细节被融汇进她自己心中的上海，于是大时代、大城市，在陈丹燕的视角里一一呈现。
易中天赞赏地说，陈丹燕“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组成了她‘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着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陈丹燕的上海系列创作已经持续20多年。在20年间，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和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一直在华语世界里畅销。20多年来，多少次的再版，多少次的加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书中不但有大量珍稀的人物、建筑的历史影像，还做了历史人文意义层面的解读。因此即使是假期游览，也可以随时翻阅，探寻上海背后的城市密码。
随着上海这座城市不断的成长，陈丹燕眼下的上海也在不断生长，几乎每一次再版都有新内容加入。陈丹燕笔下的上海已经成为这座城市一张非常独有的文化名片，向中国、向世界传递着上海独有的信息。
▌上海三十年，曾经沧海已桑田
那个时代的上海，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后人所见的，无非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时代的声音太响，听到头来终会落空。
百年的上海，风云际会中也有生活，革命固然高昂，却也压不倒柴米油盐酱醋茶，时代之潮再汹涌，弄堂里的生活也得继续。
若说上海留下了一点什么，宏大叙事已经说得太多，总无非是大人物之间的杀伐决断，电视剧已经演得太多；知识分子之间的逸闻，他们互相都已写好，拿来便能看，只怕眼花缭乱；唯独欠缺的，是上海那一点市民的灵魂。
不要小瞧了老百姓的庸常岁序，这故事少有人讲得好，若非浸润在上海的土壤里做市民，触不到它的烟火气，得不着它的精髓。更遑论，深入日常又出离了日常，在生活里看到一点文明的火光，这更难，非天时地利人和不可。
说来说去，能写出上海风情，又把握其脉搏的，还是要看这三位最地道的上海女作家。
张爱玲自不必说，80年代起便是上海精神的肖像，现在要追寻战乱年代上海的影子，她的书也不可不读，何况她又扛着海上文学的大旗。
王安忆较为特殊，20出头的青葱岁月，遭遇国家的大动荡，被赶到农村挖田；而立之年，国家风气骤变，巨大的精神冲击，又让她的心灵破碎。
她切身体会过在时代风云中上海人的命运变迁、人情冷暖，因此写起50年代国家转型时期的上海，眼光之毒，文字之辣，同时期的作者往往难以企及。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一千零一夜》的书写者，而上海的书写者是陈丹燕。陈丹燕笔下的上海，社会影响最广，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李欧梵说：“她几乎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带动了上海的怀旧热。”
从黄金期到沦陷期，再到新政权的转型期，上海这30年，几乎走完了一个国家几百年的转型之路。
若读懂中国太难，不妨先读懂上海，它曾容纳了一切重要的中国人，是大城市的典型代表；而要读懂上海，绕不过上海人，他们是上海的人格缩影，是上海的根；而要读懂上海人，除了上述三位作家，还能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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