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俄罗斯、西欧和东欧，一些学者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两百年，世界历史突飞猛进地发展，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世俗的（即非宗教的）知识分子。从18世纪起，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对的独立，不再需要依赖恩主的庇荫和供养；在思想上摆脱了神权的束缚，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探讨人类的各种问题，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了种种蓝图。他们的理想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实现，但即使没有实现也成为一种精神的财富。毫无疑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没有现代社会；可奇怪的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贡献常常被人忽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似乎并不很高，而对知识分子的调侃和讽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可以收集到一大堆妙言警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总司令、后来又当上第34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就说过：“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这位五星上将尽管说他是“借用”别人的话，对“文人”的鄙薄也不加掩饰。这也难怪，在一些西文中，"知识分子”一词本来就有“夸夸其谈的人”、“空谈家”这样的含义。至少在英语国家，不会有什么人作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而那些贬低知识分子的人，从他们的经历和职业来看，许多也正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范围，看来他们不愿意同知识分子“同流合污”。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有人说，知识分子正在退化，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变成追名逐利的庸人。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而现实中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团或者商业集团，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丧失了批判的锋芒。在这场讨论中，一位英国作家对知识分子做出了更消极的评价：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至少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一样合乎情理。对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尖锐批评的是保罗·约翰逊。约翰逊毕业于牛津大学麦格德林学院，此后一直担任《新政治家》的编辑。他著作极丰，其中最著名、争议也最多的就是他的《知识分子》一书。这是一部很独特的作品，很难说它是哲学著作，还是历史著作或传记著作，实际上这些成分都兼而有之，约翰逊在追寻这批知识分子的足迹，不过他不是要记述他们的生平，或是评述他们的业绩、表彰他们的功勋，他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他的辛劳使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重新发现了这些知识分子个性中的弱点和他们所犯过的错误，他们生活中种种可恶、可耻、可笑、可悲的方面，他把这些已经被人们遗忘或淡忘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毫不留情地抖落给读者。这些知识分子在两性关系上大多谈不上什么道德，通常是把妇女当作满足性欲的工具，他们看中了妇女就不择手段地勾引，什么时候厌倦了，就一脚踢开，无论这可能给对方带来多少痛苦，他们都毫不在乎。雪莱不断找来一些年轻的妇女围着他，“总是以为对于性行为的通常准则，自己永远有一种豁免权”，实际上同他有关系的妇女，总是因他而遭遇灾难。萨特“一心想成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闺房里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伴侣西蒙·德·波伏娃的帮助下，他勾引了好些十六七岁的女学生，他如同东方的君王，她们组成了他的“后宫”。以坦率诚实自命的罗素"不顾他的高龄，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而且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布莱希特和海明威也都是利用他们名作家的地位，引诱众多的女性。他们言行不一，嘴上说得很好，却不肯去实行，他们制定的原则是要别人去做的，对他们自己并不适用。他们特别善于说谎、伪装和欺骗，萨特、德·波伏娃、罗素、海明威、高兰茨是突出的典型，他们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们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麻痹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卢梭的《忏悔录》，正如狄德罗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当时就已经察觉的，是精心设计的欺骗实验，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海明威也是说谎成性，他厚颜无耻地伪造自己在大战中的经历，无中生有地编造自己的性爱故事。布莱希特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在一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他穿着工人的服装，每天花几个小时把灰尘弄到指甲里，以装成工人的样子。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暴力的迷信。这是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般来说，知识分子信奉理性，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又最迷信暴力，他们理论上反对权力机关施行的有组织的暴力，但在实践中又不反对，其至支持个人使用暴力，罗素是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主张赶在苏联造出原子弹之前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来消灭它。约翰逊对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攻击非常集中和尖锐，198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问世，此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尽管《知识分子》写得很生动，一些材料是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或不予注意的，但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个别资料方面的错误姑且不论，约翰逊评价人物的方法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虽然他没有捏造事实，但是他只列举符合他需要的事实，并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这些事实，对书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雪莱、托尔斯泰等最重要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同他的例证完全相反的东西。约翰逊列举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和他们的弱点，却很少谈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是一些思想家、作家、诗人，约翰逊对他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少涉及，这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约翰逊所做的结论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些人物涉及的领域是如此广泛，恐怕他也不具备进行深入研究的各种专业知识。
而且，从18世纪以来，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比如大诗人歌德、主张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相对论原理的爱因斯坦、提出无意识理论的弗洛伊德等，都是第一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此外，二百多年来，欧美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比如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英国的T.S.艾略特、美国的福克纳等，他们的影响未见得就比约翰逊所评述的那些人小。约翰逊却没有论析他们，他仅仅根据不足二十个人物的经历和性格，就得出关于知识分子的总的结论，否定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特殊贡献，有时就难以使人信服。不过，约翰逊的这本书也有其价值。《知识分子》的广大读者并不都是出于猎奇的目的，通过阅读本书，还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约翰逊为我们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能不承认，约翰逊击中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历史正是如此。因为人类总是不满于现实，知识分子的那种如彩虹一般绚丽迷目的幻想常常可以得到大批信徒，众多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为之献出一切。我们应当思考约翰逊在本书中最后的结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约翰逊认为：“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约翰逊的这一观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世界上固然没有完人，但私德极糟的人真的会有什么“公德”、会“大节无亏”吗？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呼吁重建道德的时代里，我们的道德标准应当是两者的统一。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以至为人类着想，就应当多考虑一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最好也听其言、观其行，首先看看他是否爱他周围的人，对朋友、对家人是否诚实和忠诚。英雄崇拜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英雄固然可以为人们树立榜样，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但是盲目的英雄崇拜却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希特勒曾被德国人奉为民族的英雄和救星，但他被德国人捧上台以后，却给德意志民族，也给全世界带来空前的祸害，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约翰逊认为，人类有一种“拒绝接受他所不愿承认的证据”的嗜好；果真如此，揭露并不存在的圣徒，或是还人物以本来的面目，匡正一种未必有益的嗜好，也是人类的进步所需要的，从这一点看，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也有其价值。《伦敦书评》说：这是一本有说服力的、有趣的书；即使不喜欢它，也会从中得到乐趣……告知了许多我们所熟悉的大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本让我们警惕人文知识分子的书可谓惊世骇俗，十分值得一读。
过往，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多是抱着一种英雄崇拜式的态度。阅读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读者可以拉近与他们的距离，看到他们身上具有的普遍的人性弱点，对人性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和理解，从而更好地与这个世界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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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为保罗·约翰逊著作《知识分子》译者序，有删减。招聘 | 与书相关的一切都在这里
知识分子最大的困难，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不义
人类缺少雷蒙·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
陈徒手：讲真话，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殷海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
王小波：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
波普尔：我所追求的全部知识，只是为证明我的无知是无限的
没有科学精神的地方，不太可能诞生自由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