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五年前，给一位青年朋友写了两封谈胡适的长信，经其允许，整理成文，一是《为什么要读胡适？》，二是《怎么读胡适？》，后收入《岂有文章觉天下》一书。因是书信体，过于自由以至散漫，譬如第一封，脱离正题谈了半天鲁迅。二月初要给汉尊游学讲一天胡适，这两天开始备课，翻出这两封旧信，随手增订，各补充千余字，体例与观点如旧。
……你问我，为什么这两年屡屡推荐你读胡适：胡适的书，以及关于他的书？模仿胡适的老师、历史学家乔治·布尔的口吻：“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胡适的重要性；而且不必和谁对比，他就是我们思想的维生素C。有些人喜欢拿胡适与鲁迅对比，抬高一者，贬斥另一者，譬如布尔之言，换作他们，可能会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胡适比鲁迅更重要。”我说过，鲁迅与胡适并不构成鱼与熊掌的二元关系，于我而言，他们都一样重要，无比重要，如果说胡适是维生素C，鲁迅则是钙片，你愿意缺哪一个呢，两者皆不可或缺。据我的阅读经验，鲁迅可比高山，胡适可比平原。我从十六岁开始读鲁迅文集，此后每重读一次，感悟便深一层，诚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过这座高山，只能仰止，无从超越：一来，鲁迅难以被超越，他是迈古超今、空前绝后的人物，鲁迅之前，并无鲁迅，鲁迅之后，再无鲁迅（窃以为鲁迅之为鲁迅，个体的因素要超过时代的因素，而非相反，如今有一种流行论调，认为没有民国就没有鲁迅，事实上，民国自始至终只有一个鲁迅）；二来，他不是我的路标，无须超越。今年我在乡下，重读鲁迅文集，以写作时间为序，愈到晚年，愈发心痛。其生命最后十年的文字，十之七八，除了教人如何刻毒、如何诛心、如何人身攻击之外，意思实在不大，原本可以不写。早在1925年底，他编《华盖集》，便意识到“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尽管他“并不惧惮这些”，然而我们却深深为之惋惜。以鲁迅之大才，“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耗费的精力与时光，倘若投注于《故事新编》或《中国小说史略》，那该多好。所以我从不建议你多读鲁迅，他晚年的作品，除了书信和怀人的文章，余者只适合粗览。他既无聊，你何必陪他无聊呢。更不建议你向鲁迅学写作，他的杂文，陈义再高，都难改病态的本色。相比之下，胡适就健康多了（这里另有一个原因，鲁迅不可学而胡适可学，正如李白不可学而杜甫可学、苏轼不可学而辛弃疾可学）。病态与健康之别，不仅取决于思想，更取决于思想的方式与风度。我们读胡适，他说出了什么道理，只是第二义，第一义则在怎么说理。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学习写文章有三重境界，第一重看他写什么，第二重看他怎么写，第三重看他怎么不写（为什么这样写而非那样写）。读胡适，眼光得停留在第二重——他不是文章大家，第三重不必琢磨了。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就是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胡适所生存的年代，与茨威格、老舍几乎同时，显然是一个不理智的年代，然而无论外界何其混乱，何其狂热，他始终坚守理性，坚持说理。这说起来倒也简单，因为知识分子的武器别无其他，唯有理性与说理。胡适说理，首先表现在文字，明白晓畅，雅俗共赏。他曾坦言，写文章必须叫人懂得，所以从不怕人家笑话他的文字浅显。他的文章，从出道之初，便平白如话，清明如镜，连初中生读起来，都无窒碍；再如《差不多先生传》，立意不低，却可当作童话，给幼儿园小朋友读。遗憾的是，我们的教科书似乎并不欢迎胡适，那么只得“礼失而求诸野”。文字通达的背后，往往是思想的通达，这二者，相互成就。我常说，文章写得让人读不懂，一般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没有把道理想明白、想通透，从而造成了表达的一波三折、艰深晦涩，二是在宣传偏见、歪理与邪说，其表达方式，无法光明正大，只好云山雾罩，胡搅蛮缠，把水搅混了，才能蛊惑人。这两种情形，都是说理的敌人。前面说过，比说理更重要的是怎么说理。这则关乎说理的逻辑和气度。胡适不是逻辑学家，未尝受过专业的逻辑训练，不过他讲证据、讲程序、讲理性，这些都是逻辑的要素。在我看来，胡适的逻辑感，并不亚于研究逻辑学、写过《逻辑新引》的殷海光。殷海光常常激情过头，漫漶成灾，胡适却能在迷乱的时代语境之下保持独立和清醒，不附势，不从俗，不偏激，不保守，大是大非一贯守正，重要关头从不犯错，这正有赖于逻辑和理性的力量支撑他的头脑。至于气度，则是胡适的一大精神遗产。读他的文章，你几乎难觅一丝火气、戾气、装腔作势、剑拔弩张，无论谈哲学、政治，还是生死、爱情，都能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好似晚饭之后邻家老人和你拉家常。甚至在其早年便是如此，这一度令我诧异，后来渐渐明白了，这不但得益于他的思想，还得益于他的家教。他一直感激母亲的九年教育，“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你若有心，不妨对比一下少年生活对鲁迅的影响。追古思今，看起来，我们生存的时代，理性的程度，要优于胡适的时代，事实上，现时代的主流，依然是极端思潮，说理，尤其逻辑训练，依然是我们的教育当中最匮乏的一环。所以我们需要向胡适等先贤学习怎么说理，怎么锻造、培育逻辑和理性的力量。从更根本上讲，当下知识人的使命，与胡适那代人，并无什么差异，用我谈徐贲先生的一句话来总结，无非是“在无理的世界说理，在吃人的国度立人”。◎怎么说理之外，还得回到说理本身，即说出了什么道理。这则是我们要读胡适的第二点理由：常识。胡适的文章，大抵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这表现在他的政论，尤为显著。他谈自由，谈民主，谈宪政，谈人权，一向通俗，并不深沉，这一面固然可以归结于他的政治知识来自实践而非理论，另一面何尝不是因为政治的本原原本如此简单呢，大道至简，这正是常识的要义。胡适的时代，常识缺席，甚至这块土地，从未长出过自由、民主等政治常识，所以他坚持言说常识；如你所见，我们的时代，常识照旧缺席，这块土地之于自由、民主，照旧是一块不毛之地，所以胡适的文章犹不过时，仿佛为当下而写，胡适的思想，借用九州出版社那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副题来讲，堪称“开给当今社会的最好解药”。◎第三点理由，则在胡适的进步观——我不太习惯使用“进步”一词，姑且称之为路径。说到胡适的路径，也许我们都能熟诵这些名言：“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明知道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可总结为渐进论，正呼应胡适身上的改良派标签。我知道一些朋友对渐进论不满，这不仅基于时代的危机感与紧迫感，更因为渐进论所依赖的权力格局，在今日中国大成问题，也许仅仅是一重幻象。然而胡适的渐进论，诉诸的不只是政治，还指向人生，指向一个人的活法，指向个体价值的完满。这便与他的常识言说一样，能够穿越时代的万水千山，化作我们案头的人生哲学：人生有限，人寿几何，除了努力，除了渐进，除了日拱一卒，除了拼命向前，我们别无选择。说到人寿几何，遂想起那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遂想起胡适晚年非常喜欢顾炎武的那句诗“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五十初度时在昌平》）。那般恶劣的情境，左右夹击，风潇雨晦，他却不忧不惧，不惊不畏，以过河卒子的精神，守望河清的曙光。这样的乐观主义，岂是其惯用的修饰词“无可救药”那么简单呢？我以为，这正呈现了一种大格局、大视野。唯有具备大格局、大视野的人，才能看清百年以来的世界潮流，才能预见自由与民主的事业终将大获全胜。诚然这需要数代人的工作，然而一代人正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需做一代人的努力，渐进论由此呼之而出。要言之，渐进论的精神底色，恰是乐观主义，因为乐观，因为坚信未来的大方向，才有决心日拱一卒，得寸进寸，“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相形之下，急进论的本色则偏向悲观。我得承认，这些说法，都是事后所追加。其实读一个人的书，未必需要那么多理由，人与书的相遇，乃是一种机缘，既曰机缘，在你打开胡适文本的那一刻起，已经落定。请相信我的话，只要你去读他，终会发现，与他同行，将是多么幸运。如果说读鲁迅，可以发掘我们生命的深度，那么读胡适，则可拓开生命的宽度。我把胡适比作平原，他的辽阔与坦荡，恐怕穷尽我们漫漫一生，都无法企及，好在我们只需追随他的足迹，奋进于其未尽的征程：读胡适，做公民。北大教授陈平原说：“病症是鲁迅看得准，药方是胡适开得好！”胡适是一个清醒的人，一生在大事情的判断上很少有错；而且在他的思想价值天平上，人是最宝贵的，这个人不是可以被虚化掉的“人民”，而是每一个人。胡适的著作版本颇多，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12卷精装版《胡适文集》。这套《胡适文集》装帧典雅精良，美观大气，校订专业，极具收藏价值和馆藏价值。修订版本着整理如旧的原则，尽量依照原作最初发表的原始面貌进行整理，将本书所收作品重新与原始出处做了一次核校，内容特别全面，相关章节未作删改，保留胡适思想的原汁原貌，大大提升了编校质量，是迄今胡适著作最为精审的版本。包含胡适自传、胡适给朋友做传，胡适的政治、哲学、文学等等具体主张，可以让我们了解全面而丰富的胡适。读胡适，就是读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读胡适，也是读胡适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思想启蒙导师，他为人处世、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正是胡适成为“大家”的关键。胡适的著作值得反复再读，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