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东西，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拥有，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具备。它就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和高估的，也恰恰是听起来最平常的东西——常识。从字面上来看，常识很容易被理解为“平常的知识”，也就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知晓一点的所谓“大众知识”。常识听起来如此简单，但能够讲清楚常识是什么，并真正掌握常识的人，却从来都是少数。更多的人，其实是误把偏见当作常识。比如，一个最常见的经济学常识谬误——资本家以剥削工人为生，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就成了无数人日用而不知的伪常识。托马斯·索维尔说，认识到自己的无知，需要相当程度的知识。破除伪常识别无他法，除了多思考，就是多读书。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由此诞生。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如何创造更多的财富。在这个元问题下，诞生了许多分支和争论，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与政府之争等等。其实，当经济学家们志得意满地开疆拓土，扩张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时，反而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用单一的经济学逻辑来统摄一切，会严重地遮蔽其他学科的思考维度，其中，被遮蔽最严重的，就是政治学逻辑。有人这样区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那就是，经济负责赚钱，而政治负责分钱。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创造财富，而政治学研究分配财富。对此，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如果国家治理仅仅是算钱那么简单，那还要政治家干什么，找一个会计来做总统不就完了吗？”可见，政治学的逻辑不仅仅是计算经济利益那么简单，它比常人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而要深刻地理解政治学的逻辑，我们首先追根溯源，理解什么是政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政治是最常见的谈资，而在一般人看来，政治是“权力斗争”，是“政客八卦”，是“阴谋阳谋”等等。然而，在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看来，这些仅仅是政治现象，而非政治的本质。他认为，政治是人类自我组织起来的过程。政治学是专门研究这一过程的学科。他在《政治学通识》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两大学科，毫无疑问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二者其实都指向人类秩序的一个元问题——如何把陌生人组织起来，协作完成一件事。对此，经济学逻辑给出的答案是，金钱，也就是用共同的物质利益，把人组织起来，具体而言就是市场经济。然而，利聚而来利尽而散，尽管市场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是无法构建起一个长久的共同体。如历史上仅以商业立国的迦太基、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共同体很快就消亡了。而政治学给出的答案，与之截然不同，它认为，人出于自私的本能，和理性的计算，一旦背叛的收益大于合作的好处，大部分人就会选择背叛，因此，仅靠经济学逻辑建立起来的合作秩序是极端脆弱的，它必然会在短时间内崩溃。然而，一旦让人意识到，选择背叛，会遭到严重的惩罚，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国家铁拳”，那么人们也就不愿意背叛了。于是，无论是谁在挥舞铁拳，手中就必须拥有权力。概括而言，政治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是基于良好的愿望就能成立的，因为人性当中内在包含着自私、背叛的基因，只有基于暴力，才会背叛会遭遇更大的损失，秩序与合作才真的能够成立。也就是说，权力，才是让人类的合作秩序能够出现，或者说人类秩序能够长久存在的第一前提。对此，包刚升老师说：“政治，是我们人类社会最硬最硬的那一层壳。政治的变动，可能发生在极深极深的地壳里，但是影响所及，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掀起滔天巨浪。一群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命运，从此就面目全非。”也就是说，经济决定了人的贫富，但政治却决定了人的生死。然而，任何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少数人掌权者的最大利益，就是依靠暴力长久地掌权，这必然会释放人性的魔鬼。由此，人类政治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个仅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秩序，一种让大部分人被迫服从的秩序，注定不能长久。针对这个悖论，政治学给出的答案是，要让人自愿服从，人类政治组织还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一些高大上的理念，让人性中天使来驱动所有人，让人们认为自己参与到了一项有价值的事业当中，愿意为其奋斗，甚至为其牺牲，比如宗教信仰、自由、平等、正义等抽象的理念。叙述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政治秩序是在人性的魔鬼性和天使性的共同推动下才建立起来的。具体而言，人类的政治秩序只有通过魔鬼性才能建立起来，但如果仅靠魔鬼性，秩序不可持久，由此我们需要天使性来维护秩序的稳定。由此，人类的政治秩序始终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冲突，那就是，无论掌权者是否真诚地信奉那些高大上的理念，他们的行为逻辑，行为后果都不能违背这些理念，否则他们就会变得非常虚伪，他们的言行不一会导致人们不再自愿服从。包刚升老师在《政治学通识》一书中写道，这一基本原理，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中都有不同的表述。例如，中国文化中孔子所说的“内圣外王”，《说文解字》上说“政，正也”；西方文化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等等，都是这一基本冲突的回应。简而言之，政治学的核心逻辑，就是如何用一种充满矛盾的方式，以各种各样的张力，把人类社会的秩序长久地构建起来。具体而言，这些抽象的理念，就是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而各种强制性的秩序，就是政治制度。而各种各样的理念、制度，彼此之间会互相争论，竞争，然后各自优化，人类历史，也就这样螺旋式上升。但无论是哪种理论，要回应的最基础的元问题，这就是我们理解任何政治问题的起点。在理解了政治和经济的元问题后，纵观人类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贫穷，源自对经济逻辑的无知，而一个国家的落后，则源自对政治逻辑的无视。美国文学家菲茨杰拉德说：“一个人同时保有两种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一般而言，人们很难理解这句话。现在，透过包刚升老师对经济学逻辑和政治学逻辑的区分，我们不难发现，针对这句话的参考答案之一是，任何观念，学科都有适用边界，也就是巴菲特所说的“能力圈”——每个学科只能处理能力圈内的事情。可见，第一流的智慧的内涵之一，就是告别一种观念包打天下的单线程思维，面对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必须学会使用多元思维模型，来观察、解释和实践。现代传播学研究发现，谣言的传播有三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大众的常识水平——懂得越少，信息越封闭，传谣的概率就会越高。纳粹头子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同样的，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谬误，谬误便会成为强大的社会共识，而每一个缺少现代文明基本常识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都很容易屈服，成为恶的一份子。伪常识洗脑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常识的匮乏。现代社会，最起码的常识，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最基本的事实和思维。包括科学史、技术史，以及历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掌握了以上各学科的基本常识，在面对“洗脑”荒谬论点时，就会一眼辨别其荒谬性，而非急着接受或顺从。这便是常识的重要性。拥有了常识，谎言重复一万遍，也成不了真理。碎片化信息过剩的时代，能通过系统的人文通识阅读，掌握各个学科的基本概念、思维，不仅是抵御“洗脑”的第一道关，其实也是做一个精神自治的现代人的最低要求。常识按知识类别可以分为：生活常识、经济常识、社会常识、政治常识等等，但从建构基础上来划分，常识有且只有两种：经验性常识和逻辑性常识。
●前者构建在人的经验、直觉之上，拒斥逻辑，因此简单直观，不证自明，但它只是对个别事物在观察者经验范畴中的事实判断，这种判断不能揭示任何规律，所以相当易变、不可靠、容易自相矛盾；
●后者建基于形式逻辑、公理体系，可以对经验进行抽象演绎和推理，因此复杂、难懂，但它是对个别事物在演绎者理论范畴中的本质判断，这种判断超越经验，抵达规律，所以它异常稳固，往往能超越时空的限制，成为全人类共通的思考范式。
常识比知识更为重要。如果要追求一种稳定的、普遍的知识，我们便需要一种能够超越经验的常识，尤其是奠定了人类三大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基本常识，却浓缩得不能再浓缩——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有一本代表作，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通过系统的阅读，掌握各个学科的重要常识、底层思维，这足以抵得上书海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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