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读吧第52期读书会回顾：探索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武汉体育学院王星宇同学读《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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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读何处去？请到东湖读吧来！11月16日晚7点，第52期东湖读吧读书会如约在体操馆2楼东湖读吧专用会议室举行。此次读书会首次邀请在读本科生作为主讲人，营造出别样的师生阅读氛围。

本期读书会由武汉体育学院2019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王星宇领读（现已推免至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她从“浙江村的发展史” “现代和传统”和“关系丛与锁住”等方面分享《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部被誉为全球民族志“新典范”的著作，详略得当地为大家介绍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并以此为缩影，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关系”的内涵，重申传统社会关系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殊地位。

作者项飙聚焦于“浙江村”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核心议题，借同乡之便，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研究记录了北京“浙江村”的转型过程。

王星宇介绍，全书采用“年谱”式的写法，以“生活史”为叙述主线，通过描摹大量“浙江村”内各色人物的生活细节，逐步勾勒出“浙江村”的形成、扩张、繁荣以及波折的发展样态，进而理解一个社区的开发和聚合行为以及中国人特有的“关系”问题。

一、北京“浙江村”的发展史

“浙江村”是一个浙江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在北京南部地区汇聚成形，主要以中低档服装加工和批发为主要经济活动。

王星宇首先从史前史开始介绍，追溯了“浙江村”的起源，解释了“链式流动”的实践逻辑，展现出改革开放背景下温州人走进北京，与城市体制互动的生动图景。

1986-1988年，“浙江村”经历了从家庭作坊到攻占柜台、从代销出现到细分市场形成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其中的“能人原则”“自己人原则”。

1988年-1992年，项飚通过描绘“浙江村”因“皮夹克热”而扩张的现象，揭示出“浙江村人”从“链式流动”到“集体流动”的转变逻辑，“浙江村”也借助“系”的分化形成了全国性流通经营网络。

1992年-1995年，“浙江村”的问题开始逐渐暴露，主要体现在与政府部门之间产生的冲突、“大人物”与管理部门的周旋和自卫组织与公安系统的矛盾等。

1995年，政府的大清理行动倒逼了“浙江村”的正规化，有的“浙江村人”选择去到其他城市的浙江村，有的选择回家，也有的选择搬到河北燕郊镇，至此，“浙江村”开始走向衰落。2000年后，生产企业逐渐走向正规化，而社会关系网络也并未消失。由于资本量的扩大，互助网络开始向企业化的方向发展，核心系中的“大人物”也逐渐变成了更个人化和竞争性的存在。

二、北京“浙江村”的发展模式

“浙江村”是在“平铺式”的模式发展下起来的，这种模式又是在“系”的关系下产生的。这里的“系”是指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互动。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系”，每个“系”又相互重叠，最终平铺成一张大的网络。与此同时，重叠互动形成了核心系，也就是社区内部的社会权威（大人物），其主要功能是动员更多的关系来发展经济。

值得关注的是，“浙江村”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分化和吞并现象，而是积累了基本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形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共生局面。

所以，“平铺式”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场域展现了自我管理的优势，在经济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可以保证基本的民生，实现自我消化和解决，这或许也是北京“浙江村”有韧性和活力的原因所在。

三、跨越边界的特征

王星宇总结道，跨越边界就是在跨越地区、跨越政府规划、跨越体制。

（一）“传统”与“现代”的弥合

“浙江村”跨越边界，是从人的行为、资本的运作、关系网的建构等角度来看的，本书从人口流动的“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切入，比较了几种模式——并存模式、依附与联结模式和嵌入模式，借浙江村的实例提出了一种打破“传统”与“现代”绝对二元对立的可能性。

  “浙江村”虽然依附于北京的地理条件，却是在既定的总体社会秩序之外逐步形成的，是运用旧的社会关系编织而成的新的经营空间，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总体”与“具体”之间的一种“过渡”。通过研究这样一个“跨越边界”的社区样貌，能以小见大地反映出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二）“关系”的互动

作者尝试从“浙江村”的具体个案中抽取普遍性的概念，结合所呈现的“浙江村”的发展，对本书中的核心概念——“关系丛”“锁住”等进行深刻探讨，由此得出“关系是中国人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一套民间理论”的学术结论。

“浙江村”的关系网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而通过“核心系”连接起了亲友关系与生意关系的关系丛。依靠不同的“系”，“浙江村人”增进合作，交错互惠，最终形成了独特而重要的全国流动经营网络。同时，为了减少做生意的风险，他们采取“锁住”的办法，利用已有稳定信用的原有组织关系整合社会资源，使之能够跨越地域、体制、身份等社会边界，为“浙江村”成为一种“新社会空间”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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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问答

2020级新闻与传播的研究生刘茵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在疫情影响下，她愈发不愿与“附近”产生更多联系，并就如何“重构附近”向王星宇发问。

王星宇表示，我们可以从自身的能动性出发去重构“附近”，多发现自己身边人的闪光点，与他们在现实中进行真实的、面对面的交流，从而引领关系的回归。

2020级新闻学本科的林峰提出了自己的两点疑问。第一，“附近的消失”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第二，“浙江村”的流动价值是如何展现的？

针对第一个问题，王星宇表示“消失的附近”更多指的是一个中间层的消失，我们会忽略身边小事转而去关注那些宏大叙事，分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间层的断裂。对于第二个问题，王星宇解释到，这里的流动是具有动态特征的，主要强调的是流动的表现形式及其作用，它的存在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还引发了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政策的思考。

2021级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赵鑫鹏也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在他看来，这本书更多的是在探讨群体流动过程中的演变，而不是社会分层的阶级流动。这在我们中国社会不是孤例，不少群体都有这样的演进脉络。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022级新闻与传播的研究生郑毅俊也谈了自己的感受。首先，他认为技术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消灭“附近”，所以我们无法忍受外卖的延迟，开始变得对距离敏感，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变得更加冷漠。第二，作者选择北京“浙江村”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为人文社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吕永峰老师谈了自己的四点感受。

第一，一个问题。作者项飙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发现的是真问题。我们在科研实践中，也应该是问题导向的，细心观察，敏锐发现，才会有好的选题。

第二，一个范式。作者在书中重点分析了“浙江村”社区的基本格局，以此为基础探析了运营网络关系的稳定机制问题，采取的是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所采用的最为基本的叙事形式——结构/机制叙事。这种研究范式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一个结构。这本书各个部分都紧密围绕着主题，而且各部分之间又有一定的逻辑关联，而不是“各自为战”“各行其是”，这是科研人员作研究内容设计时尤其应该注意的关键问题。

第四，一个结论。本书的研究是非常真诚的，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的参与与观察，得到了一个真实的结论，这个结论有新意，有反思。这也是我们在做研究时应当注意的，尤其应避免方法非常炫酷，结论过于简单的现象。

王创业副教授也谈了谈他的感受。他理解的“附近”包含两种层面意义。一是空间层面的“附近”，二是意义层面的“附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它的“附近”就是它的意义所在，“附近”的空间与人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孕育出人生百态。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各种各样的技术消解了空间的“附近”。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层面上“附近”的消失，而是意义层面的消失。

学术点评环节

东湖读吧创始人张德胜教授提出了他的三点体会。

第一，作者是为学术而生的。他了解得越多，就越会想做学问。

第二，这本书以北京的“浙江村”作为一个视角，实际上是在揭示浙商在异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精神密码，在今天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第三，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节点，是城市改革的难点，是城市巨变的亮点，也是城市记忆的盲点。所以这本书是一个缩影，值得一读。

90分钟的读书会在热烈的讨论中接近尾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主持人吕永峰老师宣布第52期东湖读吧圆满结束，两周后同一时间，第53期东湖读吧与你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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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湖 读 吧

撰稿：叶  莹 李菲钰

 摄影： 张  政   梁  涛  路一诺 

摄像： 张  蕊  任心雨  张雨阳

美编：路云飞

校对：王  菲 

复审：路云飞

终审：吕永峰

出品 ：东湖读吧新媒体运营团队

投稿&创意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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