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联合国大会第96号决议确认了灭绝种族罪是国际法规定的一项罪行，认为“种族灭绝是对整个人类群体---生存权利的否定，正如杀人是对个人生存权利的否定一样；这种剥夺生存权的行为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并且违背了道德法则以及联合国的精神和目标”。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0A号决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并于1951年1月12日生效。该决议认为“有史以来，灭绝种族行为殃祸人类至为惨烈”。公约第二条明确定义，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1）杀害该团体的成员；（2）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3）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部分的生命；（4）强制施行企图阻止该团体内部生育的措施；（5）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美国于1988年批准该公约。
美国国内法对种族灭绝也有明确规定。《美国法典》第18卷1091条对种族灭绝的定义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相近，认为种族灭绝罪是以完全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为特定意图采取的暴力攻击行为。
根据历史记录和媒体报道，美国自建国以来，通过屠杀、驱赶、强制同化等手段，系统性剥夺印第安人的生存权和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试图从肉体和文化上消灭这一群体。时至今日印第安人仍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对照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涵盖了定义种族灭绝罪的所有行为，是无可争辩的种族灭绝。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论指出，针对美国原住民的罪行完全符合现行国际法对于种族灭绝罪的定义。
种族灭绝的深重罪孽是美国永远无法洗白的历史污点，印第安人的沉痛悲剧是人类永远不应忘却的历史教训。
一、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证
1．政府主导实施
1776年7月4日，美国发布《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独立宣言》明文记载：“他（指英国国王）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公开污蔑美国原住民是“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种族。
美国政府和执政者对待美国原住民，奉行白人优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对印第安人赶尽杀绝，并试图通过“文化灭绝”消灭这一种族。
在美国第一次独立战争（1775年至1783年）、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年至1815年）和南北战争（1861年至1865年）中，美国执政者急于摆脱作为欧洲殖民主义经济附庸的种植园经济地位，扩大领土面积，将目光瞄准了印第安人手中大量的土地，发动了上千次对印第安部落的袭击，屠杀印第安人的首领、士兵乃至平民，将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己有。
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该法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只需缴纳10美元登记费，就能在西部获得不超过160英亩（约合64.75公顷）的土地。在土地的诱惑下，白人纷纷跑到印第安人所在区域展开大肆屠杀，被杀害的印第安人成千上万。
时任美国政府领导人曾公开称，“用印第安人的皮可以做出优质的长筒靴”，“必须灭绝印第安人或把他们赶到我们不去的地方”，“印第安人必须迅速被消灭”，“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美国军人视屠杀印第安人天经地义，甚至是一种荣耀，“不把他们杀光决不会罢休”。类似仇视言论与暴行不胜枚举，在诸多美国原住民灭绝专著中均有详细记载。
2．血腥屠杀和暴行
自殖民者踏足北美洲时起，就有计划地大规模猎杀北美野牛，断绝印第安人的食物和基本生活来源，导致他们因饥饿而成批死亡。
据统计，自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后，美国政府先后发动了超过1500次袭击，攻打印第安部落，屠杀印第安人，占领他们的土地，罪行罄竹难书。1814年，美国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奖励50至100美元。弗雷德里克·特纳在1893年发表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承认：“每条边疆都是通过一系列对印第安人的战争而获得的。”
加州淘金潮亦带来加州大屠杀。首任加州州长彼得·伯内特提出要对美国原住民发动灭绝之战，州内灭绝印第安人呼声高涨。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加州，一个印第安人的头颅或头皮能换5美元，而当时的日均工资是25美分。从1846年至1873年，加州印第安人口从15万跌落至3万。死于暴行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一些重大的屠杀事件包括：
◆1811年，美国军队在蒂皮卡诺大战中击败著名的印第安人首领特库姆塞和他的军队，烧毁印第安人首府先知镇并实施残酷的屠杀。
◆1813年11月至1814年1月，美军发动针对美国原住民的克里克战争，又称马蹄湾之战。1814年3月27日，在密西西比领地马蹄湾，约3000名士兵向克里克族印第安人发起进攻。在这次战斗中，800多名克里克族战士惨遭屠杀，克里克族的军事实力从此大为削弱。根据同年8月9日签订的《杰克逊堡条约》，克里克族人将2300多万英亩的土地割让给美国联邦政府。
◆1864年11月29日因少数印第安人反对签订出让土地的协议，美国牧师约翰·奇文顿在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沙溪对印第安人进行屠杀。这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美国原住民大屠杀。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玛利亚·蒙托亚在采访中提到，奇文顿的士兵们剥下妇女儿童的头皮，砍下他们的头，并且在回到丹佛后游街示众。
联合国土著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阿纳亚在2012年访美后提交国别访问报告，称沙溪大屠杀事件受害者后裔控诉，1864年约700名美武装士兵对住在科罗拉多州沙溪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夏安和阿拉帕霍族人进行突袭和射杀。据媒体报道，此次屠杀事件造成200余名部落成员中70至163人死亡，三分之二的死者是妇女或儿童，无人为此次屠杀负责。美国政府曾同部落后裔达成赔偿协议，但至今未履行。
◆1890年12月29日，在南达科他州的伤膝河附近，美军向印第安人射击，据美国国会记录，死伤者超过350人。伤膝河大屠杀后，印第安人的武装反抗基本被镇压，约20名美军士兵还被授予荣誉勋章。
◆1930年，美国印第安事务局通过“印第安健康服务”项目对印第安妇女实施绝育。绝育手术打着保护印第安妇女健康的旗号，部分手术甚至在妇女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超过42％育龄印第安妇女被绝育。对很多小部落而言，这几乎导致整个部落灭绝。截至1976年，大约7万名印第安妇女被强制绝育。
3．西进运动和强制迁移
美国建国之初视印第安部落为主权实体，主要依靠商签条约的方式与其进行土地、贸易、司法等问题交涉，偶尔与其发生战争。截至1840年，美国与各部落达成200多项条约，其中多数是在美国军事和政治压力下达成的不平等条约，充满欺瞒哄骗、威逼利诱，只对印第安部落具有约束力，是对印第安部落巧取豪夺的主要工具。
1830年，美国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标志着美国强迫印第安人迁移的制度化。该法案更从法律上剥夺了印第安人部落在美国东部居住的权利，迫使约10万印第安人从南部故土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迁徙开始于炎炎夏日，历经气温达到零下的冬天，每日徒步16英里，成千上万人因饥寒交迫、劳累过度或疾病瘟疫死于途中，印第安人口数量锐减，强迁之路化为“血泪之路”。拒绝迁移的部落则被美国政府发兵征讨、暴力迫迁甚至屠杀。
得克萨斯加入美国前的1839年，政府要求印第安人立刻撤离，否则毁其所有、灭其部落，导致大量不肯就范的切罗基人被枪杀。
1863年，美军对纳瓦霍部落执行“焦土政策”，以烧其房屋、焚其庄稼、杀其家畜、毁其财产相胁迫，武装押送纳瓦霍人步行数百公里到新墨西哥东部保留地，跟不上队伍的孕妇老人被直接枪杀。
19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美国印第安人都被驱赶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政府把他们强制安排在原住民保留地内生活。
《剑桥美国经济史》中写道：“由于美国政府对东部地区最后的印第安人进行了武力驱逐，因此，该地区只剩下极少数的作为单个国家公民的印第安人，或者在武力驱逐中躲藏起来的那些个别印第安人。”
可悲的是，为了美化历史，美国历史学家常常将“西进运动”美化为美国人民对西部疆土的经济开发，宣称加速了美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美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却对野蛮屠杀美国原住民的行为只字不提。
事实上，正是西进运动后，处于萌芽状态的美洲文明被毁灭，印第安人作为人类几大人种之一，面临被整体灭绝的境地。
4．强制同化和文化灭绝
为了给美国政府的不义行径辩护，一些19世纪的美国学者大肆煽动“文明对野蛮”的二元对立论，将美国原住民塑造成一种野蛮、邪恶、低等的族群。19世纪的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帕克曼声称，美国原住民“无法学习文明的各种技艺，他们及其森林都必将共同消失”。
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知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也声称，美国原住民“在推理和道德品质方面比白人低劣，而且这种低劣不仅仅是针对个人而言的，而是与其组织有关，是整个族群的特征”。这种为了给殖民掠夺行径辩护而肆意贬低印第安人的言论，充满种族歧视的色彩。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强制同化”政策，消灭印第安部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强制同化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破除印第安人原有的群体依托、族群身份及部落认同，并将其改造为单一个体、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公民意识并认同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美国公民。为此采取了四方面措施：
一是全面剥夺印第安部落的自治权。印第安人多年来以部落为单位生存，部落是其力量源泉和精神寄托。美国政府强行废除部落制，将印第安人以个体形式抛入与其传统截然不同的白人社会，使其无力寻找工作和安身立命，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政治和社会上饱受歧视，遭受巨大精神痛苦和深刻的生存危机、文化危机。19世纪的切罗基部落原本欣欣向荣，在物质生活上与边疆白人不相上下，但随着美国政府逐步取消其自治权、废除部落制，切罗基社会迅速衰败，沦为土著居民中最贫困的人群。
二是以土地分配的形式，试图摧毁印第安人保留地，进而瓦解其部落。1887年通过的《道斯法案》授权总统解散原住民保留地，废除原保留地内实行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居住在保留地内外的印第安人，形成实际上的土地私有制度。部落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使印第安社会解体，部落权威遭受沉重打击。“太阳舞”作为部落团结的最高形式，因被视为“异端行为”而遭到取缔。原保留地中大部分土地通过拍卖转入白人之手；对务农毫无准备的印第安人在取得土地后不久也因受骗等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生活日趋恶化。
三是逐步并最终全面强加给印第安人美国“公民”身份。被认定为“混血”的原住民必须放弃部落地位，其他人也被“去部落化”，极大地损害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
四是通过教育、语言、文化、宗教等措施及一系列社会政策，根除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和部落认同。从1819年《文明开化基金法案》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或资助寄宿学校，强迫印第安儿童入学。根据美国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治愈联盟报告显示，历史上全美共有367家寄宿学校，至1925年，60889名印第安儿童被迫就学；至1926年，印第安儿童就读比例高达83％，但就读学生总数至今仍不明确。本着“抹去印第安文化，拯救印第安人”的理念，美国禁止印第安儿童讲民族语言、着民族服装、实施民族活动，抹去其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实施文化灭绝。印第安儿童在校饱受折磨，部分因饥饿、疾病和虐待死亡。此后，又推出“强迫寄养”政策，强行将儿童交给白人抚养，延续同化政策，剥夺文化认同。此现象直至1978年美国通过《印第安儿童福利法》才被禁止。美国会在通过该法时承认：“大量印第安儿童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转移至非印第安家庭和机构，造成印第安家庭的破碎”。
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等人所说，由于强制同化，“美国历史上最卑劣的事情之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许是印第安人最不幸的阶段。”
二、美国印第安人至今仍面临严重生存发展危机
美国政府和执政者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导致印第安人族群的人口数量断崖式锐减，生活环境恶化，社会保障缺失，经济地位低下且安全受到威胁，政治影响力一落千丈。
1．人口锐减
在1492年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有500万印第安人，但到1800年数量锐减为60万人。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1900年美国原住民数量为史上最低，仅为23.7万人。其中，裴奎特、莫西干、马萨诸塞等十余个部落完全灭绝。
自1800年至1900年间，美国印第安人数量减少超过一半以上，占美国总人口数量比例也从10.15％下降至0.31％。整个十九世纪，在美国人口每隔10年就有20％—30％的增长时，印第安人数量却经历了断崖式减少。目前印第安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人口数量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3％。
2．生活环境恶化
印第安人从东部被驱赶到贫瘠的西部居住，且印第安保留地大多位置荒僻，不适合发展农业，更不会有人去投资发展工业，再加上分布零散、面积大小不一，大多部落无法获得足够大的土地进行开发，严重限制了印第安人的发展。美国目前约有310个原住民保留地，面积约占美国领土面积2.3％，不是所有联邦认定的部落都有其保留地。保留地多位于偏远且贫瘠的地方，生存条件差，缺乏水和其他重要资源，公路系统有超过60％为土路或碎石路。表面看，印第安人从“被灭绝”变为“被遗忘”“被隐形”“被歧视”，实则为被“放任灭绝”。
美国政府还通过欺骗、强迫等方式，将印第安人保留地系统性用作有毒或核废料倾倒场，长期暴露于铀等放射性物质危害下，致使相关社区癌症病发率和病死率明显高于全美其他地区。印第安社区实际上成为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垃圾桶”。以全美最大的印第安部落纳瓦霍族保留地为例，该部落约1／4妇女和一些婴儿的体内含有高浓度放射性物质。有报道提及，在2009年前的40多年，美国政府在美国印第安肖肖尼部落区域总计进行了928次核试验，产生了大约62万吨的放射性沉降物，是1945年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所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的近48倍。
3．社会保障缺失
根据美国印第安人健康服务局发布的报告，美国印第安人预期寿命比美国人平均寿命低5.5岁，糖尿病、慢性肝病和酒精依赖症的发病率分别是美国平均的3.2倍、4.6倍和6.6倍。相关学术研究显示，在美国各族裔群体中，印第安人的预期寿命最短、婴儿死亡率最高；印第安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发生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3倍，酗酒发生率高出1.4倍，自杀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倍。这些现象与政府公共医疗资源投入不足、潜在的健康不平等、少数族裔社区总体发展落后等因素息息相关。
美国政府向印第安人提供有限的教育和医疗援助，其中99％给了保留地居民，但70％的印第安人生活在城市之中，无法得到相应保障。除了印第安人医疗服务机构，许多印第安人无法获得医疗保险，而在非印第安人医疗服务机构和非部落医疗机构中，印第安人经常面临歧视和语言障碍。
新冠疫情期间，印第安人在医疗方面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凸显。美国疾控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18日，印第安人的新冠肺炎患病率是白人的2.8倍，病亡率是1.4倍。联合国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43／14号决议编写的报告指出，美国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其住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5倍。美国最大印第安保留地纳瓦霍族居住区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一度超过纽约，成为全美第一。
在教育方面，印第安保留地的教育条件大大落后于美国白人居住区。根据2013—2017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仅有14.3％的印第安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相比之下，15.2％的拉美裔美国人、20.6％的非洲裔美国人和34.5％的白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很多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学校已经破败不堪，教育体系分崩离析。
《纽约时报》报道，在温德河美国原住民保留地学校，只有60％的印第安学生完成了高中学业，而怀俄明州白人学生完成高中学业的比例为80％；保留地的辍学率为40％，是怀俄明州平均辍学率的两倍多；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是美国同龄人的两倍。
4．经济和安全水平低下
许多处于中西部贫瘠地区的保留地经济发展停滞，沦为最贫困地区，部分保留地贫困率甚至超过85％。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数据显示，印第安人的贫困率是所有少数族裔中最高的，为25.4％，非洲裔为20.8％，拉美裔为17.6％，而白人为8.1％。印第安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仅相当于白人家庭的60％。
《大西洋月刊》曾探访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派恩里奇原住民保留地，发现这里的失业率高达80％，大多数印第安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之下，许多家庭根本不通自来水和电。由于联邦政府提供的补贴食品普遍高糖、高热量，这里的糖尿病发病率比全美平均水平高8倍，平均预期寿命仅约50岁。
经济水平的低下导致严重社会治安问题。在派恩里奇原住民保留地，无事可干的年轻人往往在帮派文化中寻求身份和归属感，酗酒、打架、吸毒在这里屡见不鲜。美国家司法研究所研究显示，全美超过150万印第安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女性曾遭受暴力，占这一群体总人口数的84.3％。此外，许多不法分子利用保留地法律漏洞从事犯罪行为，导致当地治安每况愈下。
5．政治地位低下
美国主流政治生态中，印第安人等土著民族与其说是集体“失声”，不如说是被系统“噤声”和“系统性抹除”。印第安人数量较少且参政意愿不强，投票率较其他族群更低，利益诉求往往被政客忽略，导致印第安人在美国沦为二等公民，被称作“看不见的群体”或“正在消失的种族”，直至1924年才被有条件地赋予公民地位，1965年才被赋予选举权。
2020年6月，美国土著居民权利基金会等牵头，美国全国和地方的草根组织、法律界和学界参与，对美国土著选民面临的政治参与障碍展开调研。结果显示，470万有选举资格的美国土著选民中，仅66％进行了注册登记。而超过150万有选举资格的土著选民因政治障碍无法正常行使选举权利。调研称，美国土著选民参与政治面临11项普遍障碍，包括有限的政务服务、选举资金的匮乏和歧视等。目前美国国会中仅有4名印第安裔议员，约占两院议员总数的0.74％。美国原住民的整体从政状况和政治影响远低于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
美国原住民群体长期受到忽视和歧视。美国政府的许多统计数据完全忽略印第安人，或草率地将其归为“其他”。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协会执行董事兼律师香农·凯勒表示，原住民最大的期待是获得社会认同。“我们有着多样文化和语言，但却经常不被当作一个族裔来看待，而只是被看作一个政治阶层，基于我们同联邦的条约来取得有限的自治权。”布鲁金斯学会近期发文称，美国月度就业报告忽略印第安人，无人关注、讨论这一群体的经济情况。加州有近200个印第安人部落，仅一半得到联邦政府认可。虽然拜登政府任命了首位印第安人内阁部长，但印第安人整体从政状况和政治影响力远低于其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民调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原住民曾在工作场所遭遇漠视、暴力、羞辱和歧视，而居住在印第安人聚居区的印第安人在与警察打交道、工作和投票时更可能被歧视。据美国内政部统计，印第安裔因轻微犯罪而入狱的概率是其他族裔的两倍。印第安男性监禁率是白人男性的4倍，印第安女性监禁率则高达白人女性的6倍。
《大西洋月刊》评论说，从历史上遭驱逐、屠戮和强制同化，到如今整体性的贫困和被忽视，原本是这片大陆主人的印第安人却在美国社会声音微弱。美国印第安人作家丽贝卡·纳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被隐形，是对印第安人等土著居民的新型种族歧视。《洛杉矶时报》评论称，原住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嵌在美国社会组织架构和法律体系中。
6．文化濒危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政府为推行英语和基督教教育，在印第安人居住区强力推行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很多地方甚至出现绑架印第安孩童并强制入学的事件。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实行寄宿学校制度，尤其对青年和儿童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创伤。许多年轻一代美国原住民既无法在主流社会立足，又难以保持和弘扬传统文化，对自身文化和身份感到迷惘痛苦。
这些寄宿学校往往剪掉印第安儿童象征勇气的长辫，烧毁他们的传统服饰，严禁他们说母语，否则便要对其毒打。在这些学校里，印第安儿童被迫接受军事化管理，不仅会受到教员体罚，有些儿童还遭受性虐待。不少印第安儿童因教育方式的苛刻、生活习惯的差异、对亲人的思念和营养不良而生病甚至死亡。
美国政府还曾制定法律禁止原住民举行代代相传的宗教仪式，参与此类活动的人会遭受拘捕和监禁。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民权运动浪潮风起云涌，美国原住民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保护状况有一定好转，但业已遭受过于严重的破坏，残存下来的大多是后人借助英语保存下来的文化遗迹。
纳格尔认为，有关美国原住民的信息在美国主流媒体和流行文化中被系统性地清除。据美国土著教育组织报告，87％的州级历史教材不涉及1900年以后的土著历史。史密森学会等撰文称，美国学校里讲授的有关印第安人的内容充斥不准确的信息，未如实描述原住民的遭遇。来自宾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桑托勒姆在美国青年基金会上竟公开称“美国是一个从零诞生的国家，之前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说实话，美国文化中几乎不包含美国原住民文化。”无视和抹杀了原住民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
三、美国内对印第安人遭受“种族灭绝”的批评之声绵延不绝，但遭政府无视
一是学界有共识。自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学界开始使用“种族灭绝”控诉美国印第安人政策。90年代，夏威夷大学教授戴维·斯坦纳德所著《美洲大屠杀：征服新世界》和科罗拉多大学前教授沃德·丘吉尔所著《种族灭绝那件小事》震动学界。另有耶鲁大学教授本·基尔南著作《鲜血与土地：世界种族灭绝和消亡史》扼要介绍美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动的印第安种族灭绝事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本杰明·麦德利著作《美洲种族灭绝：美国及加州美国原住民的悲歌，1846—1873》深度挖掘加州淘金潮时期政府发动的灭绝美国原住民的桩桩惨案等。
美国原住民历史学家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论证认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关于种族灭绝所列举5项罪状中的每一条都能在美国针对印第安人的罪行中找到对应，美国原住民无疑是种族灭绝受害者，承认美国对印第安人政策系种族灭绝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媒体有呼吁。《纽约时报》刊文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以种族灭绝者命名，加速推动学院更名进程。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原住民诉求大到争取主权，小到争取诉求被听到。有受访者表示，印第安人土地被窃取、语言被抹杀就是系统性种族灭绝。《华盛顿邮报》刊文谴责美国从未正式承认对原住民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外交政策》刊文要求美国必须承认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2021年11月，题为《赏金》的纪录片上映，邀请原住民阅读美国高额悬赏印第安人头皮的官方历史文件，引人反思美国残暴的种族灭绝政策。
随着二战后平权运动的开展，美国社会开始反省印第安人问题。政府曾出台决议案向原住民道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在2019年发表声明向加州原住民道歉，承认加州19世纪中叶对印第安族群采取的行为属于种族灭绝。
然而，政府的反思更像是“政治作秀”，仍未正式承认美国对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是种族灭绝行为，真正的改变遥遥无期。
综上所述，美国历届政府不仅从肉体上大量消灭印第安人，更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霸凌式文化压制，令原住民的生存陷入不可逆转的困境，印第安人的文化受到根本性破坏，生命和精神的代际存续受到严重威胁。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强制迁移、文化同化与不公正待遇已构成事实上的种族灭绝，完全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关于种族灭绝的定义，而且历经数百年至今仍在延续。美国政府应该放弃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和双重标准，认真严肃对待本国国内存在的严重种族问题和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