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辞职副校长：这种愚蠢的做法不改变，中国教育人才将只是免费为西方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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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著名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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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如今，我国在大学教育上的导向，就是指挥师生在西方杂志出版文章。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这是我国大学教育导向的最大问题。

——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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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人的成绩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施一公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他通常提前两周或一个月，甚至一年就安排好工作，按照与科研、教学的相关性排序，凡是“别人去和我去效果差不多的”，就坚决推掉。“总之，50%时间做科研的底线不能突破。”

施一公当年力排众议回国时曾说：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回国就是回家，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

而今，施一公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担任西湖大学校长。但是他对清华学子的谆谆教诲、殷切期望，依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才子们，他说：

第一，在事业的追求中，不可知足常乐。身为如清华这样高等学府的学生，不应将自己的注意力仅仅放在就业工资这样现实切近的问题上，更应该树立远大理想，要有长远眼光和宽大胸怀，而不是为眼前生活所迫。

第二，大学生要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大学是一个不同的观念相互碰撞不同思想相互交融的地方，不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教育事业，都应求同存异，不刻意追求思想的统一。

第三，成才不可棱角全无。有棱角有个性的人，更容易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产生创新的想法。无棱角的人，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

而对于成才，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自己想成才才行。套用一句俗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成才的路上，要相信自己、有决心、有信心，不论是否科班出身正规军团，也不管你是否书香门第大学世家，就算你现在底子薄弱水平有限，只要有成才的毅力和决心，依然可以成为人才，做出具有领先水平的成果。

施一公，在不同场合下对“中国教育”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对中国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反思，饱含深深的忧虑和责任意识。接下来，我们根据他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年会的演讲，来解读一下当前中国教育存在哪些痛点。

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

当今的中国大学，比如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觉得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我们以前都太强调学以致用了。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几年前在人大会议听到这个话后，我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教育人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也是水到渠成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文化氛围影响创新人才的培养

创新人才的培养，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们当下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几年前，一位以色列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他笑咪咪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不得不承认，我们绝大多数中国父母对于放学回来的孩子，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施一公为我们指出了现在教育中的痛点，但我们不能悲观，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在进步中，尤其是过去的这些年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都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位教育人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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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校长传媒

编辑丨校长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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