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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眼里，经济学是复杂、神秘、充满数学公式和方程式的学科，是只有大学里的学者才能钻研的高深学问。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其实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既然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那么它就应该是能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的知识，而不该是艰涩深奥得让人敬而远之的理论。美国经济学人和经济专栏作家约翰·塔姆尼正是持此种观点的人之一。为了把经济学变成人人都能理解的内容，他写了与本文标题同名的一本书《让经济学回归常识》。塔姆尼借用了体育、电影、音乐界和一些知名企业的商业案例来解释经济学的真相。通过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有趣故事，他从税收、监管、贸易和货币四大方面来说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危害，并指出：“经济增长不仅简单，而且很容易理解。经济学也无神秘可言，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观看的电影和体育节目、享用的产品和每天所做的事情当中。”为什么说经济增长很简单呢？因为我们人类有一种特质，那就是我们无限的需求。“我们总是渴望更多东西，用劳动交换我们尚未拥有的食物、衣服和房产，这一过程使经济增长成为一件简单的事，只需减少不利于生产的障碍便可。”用土奥“八股文”来说：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动总是为了改善行动人的不适，达到一种更满意、更幸福的状态。而生产、交易、工作就是人最重要的行动，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衣服和房产，过上更幸福与富足的生活。也就是说，经济刺激是内在于人的这种特质之中的，人的无限需求就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根本不需要政府用任何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相反，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政策干预了人的行动，阻碍了人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财产去创造财富，恰恰阻碍了经济增长。塔姆尼首先向个人所得税开刀，他说“税收不过是对工作的惩罚。当美国的政客们谈及提高收入所得税时，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们打算提高每天早晨起床去上班的代价。”这很容易理解：如果把劳动收入的一半收归国库，我想任何一个人都肯定不会乐意；如果把全部劳动收入都拿走，然后再进行分配，那么这就是人民公社。也就是说，税率越高，离人民公社越近，大锅饭的成分越高。因此税收就是对勤劳工作的人们的惩罚。相信有人听说过这样的事：老外辛苦工作一个月，扣除所得税之后所剩无几，还没有那些不工作、单纯靠政府补贴生活的人得到的收入高。这就是奖勤罚懒的反面：惩罚勤劳的人，奖励懒惰的人。其实免费福利并不是新鲜事，我们曾经吃饭都免费，结果那个年代的人吃不饱也穿不暖，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人性都是一样的，西方白人也不比我们东方黄种人更高尚，当然也不更低劣。大家的行动逻辑都是一样的：如果工作不比吃福利好，谁还会工作？如果诚实勤劳不能改善生活，那么偷懒磨洋工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除此之外，高税收会导致人才流失。著名的滚石乐队就是因为83%的收入所得税而离开了英国，结果是英国国税局连滚石乐队的一分钱都拿不到。累进税制并不如政府宣称的那样只影响最高收入者，它其实对中低收入者最不公平。因为“大多数人不是从一出生就生活在金字塔尖。政府以‘公平之名’提高最高收入者的税率，其实是告诉收入较低的奋斗者，他们将来会因为成功而遭到惩罚。已经迈入富裕阶层的人可以雇佣最优秀的税务会计师，来规避异乎寻常的高税率，也可以移居别处，像滚石乐队最后做的那样。”所以中低收入者可能会因为累进税制而失去阶层上升的通道。而如果富人把资本带走，那么大都靠提供劳务取得收入的中低收入者将会失去他们的工作，从而失去他们的收入。高税收也将减少高收入者对新创意的投资，而这些想法可以帮助他人，让他人变得富裕。乔布斯当初只是一个充满创意但是没有资本的大学辍学生，如果没有风险投资人阿瑟·洛克向苹果公司投资的5.76万美元，后来就不会有亿万富翁乔布斯，也不会有苹果公司创造的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不只是个人所得税，过高的公司所得税同样不利于经济发展。如果20世纪初的美国实行今天的高税率，很可能福特公司就不会延续到今天，至少这种税率会让亨利·福特无法以同样的价格量产T型车，也就无法开创汽车时代。低税率能让企业留下更多的利润用以扩大再生产，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企业扩大再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就必须与其他企业竞争劳动力，进而提高工人的工资。竞争还会令产品价格下降，使消费者能够以更少的钱购买到更多的商品。一方面工资提高，一方面商品价格下降（如果货币没有因为信用扩张而贬值，会下降得更多），穷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享受到了大量原先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电话、手机、家电和汽车等这些“前奢侈品”。其实不需要懂什么经济学，只要对照一下自己、自己的亲友和父辈的历史，人人都要能明白这些简单的常识。为什么一定要把利润留在企业家手上呢？如果由政府来汲取企业的利润，不是也可以进行投资，创造就业吗？如互联网产业，就有人说是由政府支出创造的，理由是：没有阿帕网就没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各大互联网巨头企业，也就没有那些互联网亿万富翁。实际上，冷战期间由美国联邦政府的军方研发部门创造的阿帕网，只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无法使用的简陋版互联网，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最初从私人部门夺取了资源才得以完成。个人受利润激励，开展私人生产，才使如今的互联网成为可能。”政府支出没有利润的激励，它不会衡量成本与收益，同时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因此它不会理会它的行为是否符合经济。1933-1934年，为了帮助失业穷人，埃莉诺·罗斯福请求她的丈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他们做点事情，于是政府便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阿瑟代尔建了一个小镇，以便通过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来帮助失业人士。“埃莉诺的小镇”最终失败了，这种失败并不是很难理解，因为企业家是用自己的身家去冒险，他们的投资会非常的谨慎，企业家的投资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成功地预测到消费者的需求并生产出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但政府官员则没有投资失败的担忧，也没有企业家才能。这些规划的失败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政府支出的重要教训。教训之一就是浪费：联邦政府建造的房屋平均造价为16600美元，售价仅750-1249美元。联邦政府当然没有动机去考虑成本与收益，因为当资金短缺时，它总是可以从美国纳税人口袋里汲取。塔姆尼告诉我们，与其担忧政府赤字，不如关注政府支出。联邦政府是借入资金还是征税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两种行为都会减少私人部门可支配的资金，因此都有损经济增长。重要的是每年支出的金额。征税3万亿，支出3万亿，收支固然是平衡的，然而相比年度支出1万亿，赤字5000亿来说，前者支出为后者的两倍！也就是说，相比表面让人担忧的政府债务，没有赤字的平衡预算让纳税人的负担加重了一倍！看得见的是政府支出，看不见的是这些支出如果留在私人部门，将会被投资于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地方。因此作者呼吁，“既然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那就让我们着手开始削减政府支出吧，别再理会赤字了。它真的不重要。”支持资本利得税的人把投资成果称为“非劳动收入”，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它忽视了创造财富时的艰苦付出，其次是，剥夺他人投资成果的人又付出了什么劳动呢？“成功的企业家之所以富裕，并不是因为创业是一件简单又安全的事。正因为创业艰难，他们才变得富有，投资新企业就是不确定性的代名词。”投资即投机，未来是不确定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投资一定能赚钱，否则为什么大多数人选择了为企业家打工，而不是自己做老板？建议那些敌视资本家的人，自己去开个小店，哪怕去摆个摊也行，有过这些创业经历之后也许就不会那么敌视资本家了。对资本利得的预期是对创业活动的重要激励和最高奖赏。如果以资本利得税去剥夺人们投资所得，别说这世界不会出现苹果和亚马逊，恐怕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去创业了。“史蒂夫·乔布斯和杰夫·贝索斯必须筹集资金，来创建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更重要的是，一些投资者为了投资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而推迟消费。但是，如果资本利得税是98%，像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那样，你可能就不会拥有便携式智能手机，也无法在网上购买各种物品。”显而易见，如果你投资一百万，并因此赚到了十万块钱，但这十万块钱的98%，即其中的9万8要交给政府，剩下2千块是你的，你愿意吗？收入再分配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学最时髦的言语之一。人类的确越来越文明了，不能再这么简单粗暴地提着刀去抢劫，所以现代的掠夺者学会了包装，他们打着公平正义的幌子，披上了道德的外衣。政客喜欢争辩说，财富不应该集中在没有创造财富的人手中。富二代仅仅因为投胎投得好，什么也没有付出就享有其父辈创造的巨大财富。所以政客们说，我们需要用遗产税来减少令人厌恶的财富集中现象。如同上面为反对资本利得税作的辩护，剥夺他人财富的人又付出了什么劳动呢？如果死后不能把财富留给自己的后人或亲人朋友，人们为什么要把钱留给不相干的人？为什么人们不在生前消费掉这些财富？关键是，政府很大程度上会浪费掉大部分的税款，富人的巨额遗产留在私人手上可以发挥更大的用处。因为这些财富会通过富人的消费而分配给其他人，他们存在银行的钱也会通过借贷而分配给需要资金的人，这些人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去消费或者创业。2010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两位最富裕的美国人推广了“捐赠誓言”，这让人感觉他们很慷慨，也普遍得到了人们的赞许。但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些财富属于他们，他们有权利如何支配这些财富。也许把全部财富捐给慈善事业最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这是一笔对他们来说很划算的交易。但如果用强制力剥夺他们的财富，那么这就变成了抢劫。善与恶是不相容的矛盾对立体，恶的手段，不可能达成善的目的。不要让嫉妒占据我们的心智，“嫉妒是浪费时间，当嫉妒成为公共政策时，它会扼杀增长和就业，受伤的是嫉妒者，而不是被嫉妒的人”。如果市场经济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为什么要去嫉妒比我们更加富裕的少数人，甚至要去摧毁这一能让所有人都过得更好的制度呢？延伸阅读：1、正本清源说市场
2、为市场经济说话，还是为资本家说话？
3、资本主义与阶级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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