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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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乌里单刀

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1870-1945）是20世纪初期美国著名保守主义作家、教育理论家、出版人以及社会评论家，著有《国家：我们的敌人》、《杰弗逊》以及《多余人的回忆》。

《多余人的回忆》是诺克的自传体回忆录，但又不是通常的回忆录，更多的是他思想发展的刻画。这本书之所以取名《多余人的回忆》，是因为在那个社会主义浪潮席卷全世界的年代，像诺克这种坚守个人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离经叛道”的人，似乎就是“多余的人”。

这一点和土奥挺像的，我以前褪掉粉红色成为“民逗”时，就已经和不少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格格不入了，上了土奥的贼船之后，更加的孤家寡人，只有在微信上才能和大熊猫一样稀少的同道聊一聊共同的话题。土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多余的人。

总的来说，诺克的思想还是很正的，他清醒的认识到国家是反社会的制度，它掌控着赋予财富占有的法律特权，而“群氓”则为了得到特权争斗不休：

“我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两派群氓’之间的尔虞我诈，一边是占绝大多数的穷人，另一边则是少部分富人。不过，要按照文明社会的评价标准来看，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那些你死我活的斗争，只不过是在争夺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大利益的资格而已。”

“那些小部分‘心眼多’的群氓总是千方百计地将那些大部分‘心眼少’的群氓排除在享受财富占有权的范围之外，而那些数量占优的群氓则会反过来用暴力去夺回此种特权。”

诺克对国家权力的警惕似乎是从美西战争开始的。这场战争爆发于1898年，为了夺取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美国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成为了又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在19世纪后半叶，英、法、德等国家都通过税收的方式持续积累着国家财富。为了积累国家财富，这些国家绞尽脑汁，竞相提出新的强制方式、管制手段和指令方法。而美国最终也步了这些国家的后尘。

国家主义思想病毒的流行带来国家权力的膨胀，个人权利则退缩到越来越小的范围内。“事实就是国家即一切。个体？无关紧要。个体已经没有任何权利，因为国家才值得尊重。除了国家的恩赐外，个体哪有什么权利可言。”

什么《独立宣言》，什么《权利法案》，这些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更为严重的是，正因为是国家赋予公民以权利，而国家伦理是唯一有效和具有权威性的社会伦理，因而国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明显的侵权也无所谓对错了。”

在诺克看来，牛客斯主义、罗斯福新政、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都不过是集体主义所信奉的国家主义的代名词罢了。

国家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学校取代了教堂。“中世纪及其后一段时间，教会盛而国家衰，教会使用了一些世俗社会的欺骗手段以保证事情朝着他们所认为的正确方向发展；而当国家复兴，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日渐强盛而教会风头不再时，国家就重拾那些不光彩的统治手段。”

渐渐地，当学校、出版社、剧院和广播都为国家控制后，卑鄙无耻的国家机构垄断了所有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手段，并欺骗着那些充满困惑且毫无戒备的人们。

“如今，凡是在一个国家出生的人都要进行出生登记，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洗礼的习俗。出于轻微的担心，国家追踪着每个人的一生，让人们在爱国主义的学校里学习国家教义，并且为他纪念一生中的重要事情，不仅仅是他的出生，还有他的婚礼、小孩的降临，还有他的死亡。国家当权者和英雄的死亡会由爱国人士举办盛大的葬礼，而与此相比，中世纪主教的葬礼略显乏味。

民族主义者关于信仰的主要标志和道德的中心就是旗帜，而且为了‘迎旗，升旗，降旗’，他们创造了奇怪的仪式。民族主义有着他们的检阅、队列以及朝拜方式。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独特的神圣日期，就像基督信徒出于自己的用途接受异教的节日一样，民族主义国家也很自然地借鉴了基督教徒的一些东西。”

诺克的思想如此“极端”，这就难免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不过，虽然厌恶“国家”，但诺克把它当作了只能接受而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保守主义嘛，这也是不少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认识天花板，类似于国家是必要的恶，是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

作为教育理论家的诺克对教育问题有着很深刻的见地，他对以实现“零文盲”为目的的免费公共教育制度不以为然。因为识字不等于会阅读，阅读是要用到反思能力的，否则以识字为目的的教育就是蓄意说教的工具。

在读大学的时候诺克就发现，识字的人（有文化的人）几乎不能阅读，而能做到“知其所以然”更是凤毛麟角。人们难以理解他们所读的著作，因为他们读书时只用眼睛和情感，而不会用脑思考。

因此，虽然“识字是能阅读的前提，但识字丝毫不能保证人们能阅读，甚至对一个相当有头脑的人来说，能阅读也非易事。”

诺克这些通过经验观察得出的见识还是挺深刻的。识字确实不等于会阅读，尤其是在那些言论管控最严厉的地区，很多人的脑子可能真的已经残废了，他们认识文章或书本里的每一个字，但就是没有能力去理解其中的思想。

这些识字的文盲真的就是只用眼睛和情感来阅读的，不符合他们情感立场的就是异端邪说。甚至，不理解、不同意作者的表达也不要紧，最怕的就是他们像狂热的宗教徒一样想要把异端送上火刑架！

诺克认为，只有极少的人适合接受教育，“这才符合自然规律，这个道理和很少有人会长到身高六英尺一样浅显易懂。”

群氓当然不喜欢这样的精英教育理念，“在一个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下，大众的心理能够凭借其数量上的优势轻而易举地打压他们不喜欢的思想观念。”

“而关于民主的基本假设是，在任何人面前，一切人之所欲之事都是公开的、没有壁垒的。”所以“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就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准则。

但是，“受教育能力”与“受训能力”是不一样的。接受教育是为了探求事物本身的真相，探求那些工具性知识的根基并塑造它。而“我们的教师煞费苦心地想要抹杀作为工具性知识的基础与工具性知识本身之间的差异。”

教育模式的改革结果是把学校、学院和大学都变成了技校，学生单向度的接受工具性知识的灌输，教育成了单纯的谋生手段。

为了使“无能力被教育者”也能接受高等教育，改革后的（美国）教育体制开设了大量的英语专业。诺克对此评价道，“这是教育体制改革中最可笑的行为，就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根本搞不懂“英文课”是什么东西。在我们小时候，没有人把英语当作一门课来学，或者人人都能随时随地教（学）英语。”

随着诺克对新教育体制下的学科设置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越发感觉到“英语类课程”就是一门没有价值的垃圾课程。那些具有“英语专业”、“英语专长”的人，甚至还有“英语硕士”，他们了解英语的一切知识，却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许多英语教师的信件中，“有一半的信里充满了令人反胃的“官话”，剩下又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信中通篇都是文法错误。”

老实说，读到这些的时候，我那喜欢举一反三的脑袋自动地联想到了“汉语专业”或“中文教育专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产生和我一样的感觉？

诺克说他很庆幸，没有受到改革后的（美国）教育体制的毒害，“没有人要对我传输备受国家推崇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没人强迫我养成‘国旗崇拜’或‘英雄崇拜’，任何关于个人之国家责任论调都不曾束缚我，在那些效忠于祖国、忠于领导的无耻谰言面前我也无动于衷。”

诺克有“提特伯顿先生的眼镜”，可以看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本质。而土奥有通过学习奥派经济学而练就的“火眼金睛”，一切社会主义或干预主义的魑魅魍魉在我们面前都要现出原形。我们一样都是“多余的人”！

诺克对公共事务缺乏兴趣，他说“政治和奴隶贸易、妓院问题一样让我感到遥不可及、声名狼藉、寡廉鲜耻。”

那时流行一种进步论，那些进步论者相信人类一定会不停地进步发展。他们自称“自由主义者”，为了使社会更快地进步，他们积极地推行社会立法，制定了大量的法令，这些做法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力量而增强了国家的权力。

因此诺克十分厌恶这些“自由主义者”，他们会让他如坐针毡、痛苦不安。诺克说他宁愿遇到响尾蛇也不愿意遇到“自由主义者”，因为“至少响尾蛇还有一般的可能性知道自己做什么才是正确的”。

关于女权主义，诺克支持法律面前人人（性别）平等，但他并不赞同左派认为的“天然平等”。因为“女人，就像任何哺乳动物中的雌性一样，在某些方面要比雄性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非常巨大，但是她们在另外一方面则明显处于劣势。优势和劣势是相互补充的，那么具体实践的事情就是要从某人的个人角度来调整两性关系，使之符合上述自然规律。”

诺克对“经济主义”颇有微词，他说的“经济主义”貌似指的是拜金主义，以财富的创造作为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了解经济主义的哲学基础，就会明白除了财富，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都不要存在。一个人对非财富之事有追求，那么这个人就是个多余的人。”

虽然他赞同是经济主义使得文明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日趋丰富和多样化，给生活带来了舒适、方便，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供了可以美化市容的智能设施。但他又认为，在欲望的驱使下，这种文明的表象越是丰富，文明的基本标准就会不断下滑。

诺克抱怨，在这个歌舞升平的世界，铁路、银行、报纸、工业、商贸，好像这一切才是文明的标准，没有这些，文明就并不存在似的。

他认为最理想、最美好的时代是1810年到1885年的法国，因为那时的法国还未开始强力推行经济主义，还是一个以农业、工艺、手工制造和贸易、家庭作坊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国家。当时的巴黎是小商铺之都，这些商店中午都要关门休息两小时，每年夏天也要歇业整整一个月。

诺克据此认为，“这体现了一种理念，即除了生产、占有和分配财富，这里还有其他事情值得珍惜。”那个时代，是作家、学者、小说家、画家、诗人和音乐家的天城。“那些曾经在1810年到1885年在巴黎生活的人，有幸享受了那样的生活，最好的生活！”

因此，如果能遵照神意选择一个时代生活，诺克“会选择在1810年出生在巴黎，一年后就迁往克鲁港岛，并在那里退休，然后在1885年秋天走完自己的人生，并把自己安葬在领主庄园附近的小墓地里。我唯一的奢求，就是能够像我的今生所得那样获得很好的教育，不要太穷，使我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不必为生计而操心费力。”

怪不得说诺克是保守主义者呢。好的教育，不太贫穷和体面的生活都需要经济基础啊。比如说我，很想以读书写作为业，然而因为穷，不得不用大量时间去谋生，只能在业余时间才能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

只要手段正当，以追求财富为人生目标也没有不好。诺克当然可以不以财富为人生目标，价值主观嘛，但他没有必要为此而抱怨不已，毕竟没有人能够妨碍他成为一个淡泊名利而专心学问研究的人。

不过，诺克并非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他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离开资本而存在延续……资本并无不正义或剥削压榨之本性，其实恰恰相反。那些不正义和剥削压榨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本家寄生于国家特许创造的经济利益中。”

诺克批评出版业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他说由于普及了识字率，产生了迎合大众的商业化写作，以至于垃圾文学充斥市场，各个出版社之间竞争激烈，它们只有大量出版文学作品才能维持生存。“对它们而言，‘出版抑或倒闭’，非此即彼。它们只有在出版那些粗制滥造的文学作品中才能捕捉商机，而这正是格雷欣法则活生生的例证。”

这个观点不完全错，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决定着生产要素的支配。出版社要生存，当然得讨好读者。但报社是传播、输出观念的机构，理论上它也可以培育读者。在自由市场里，劣币未必有能力驱逐良币。

事实上诺克自己就曾成功地创办过一份名为《自由人》的周报，但是在经营了四年之后，诺克解散了报社，并引用了梭罗的故事来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据说，梭罗继承了父亲的铅笔制造生意后，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项事业中。直到他终于制作出了无可挑剔的铅笔，这铅笔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完美的。于是，梭罗关了店门，从此不再造铅笔了。因为，在铅笔制造业，他已经是个多余的人了。“如果一支铅笔就能够证明他非凡的能力时，为什么还要制作更多的铅笔呢？”

这我就不理解了，既然你诺克为出版业的格雷欣法则现象痛心，为什么自己的报社明明经营得很成功却把它关了？这和什么经济主义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嫌钱多，完全可以用来支持那些有才华的作者嘛！

再说，如果市场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垃圾文学，那么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难道不会因为差异化而变得更有竞争力吗？大众的审美情趣难道不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提高吗？

作为保守主义者，诺克反对人类对社会制度的理性建构。他说，“人从未具备为自己设计出一种完备、稳定的集体生活的能力，或具备设计一种超过那些之前所达到效果的、能显示出任何文明的实际进步的方案的能力。”

因此，“多年的经验证明，社会发展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利己主义者的方法，这种方法很明显被耶稣视为与建立天国的唯一通路相一致；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做到最好，这样整体也就提升了。”

这是符合奥派经济学思想的，土奥并非是在建构社会制度，而是说，还给人们支配自己人身财产的自由，让人们自己决策，自我负责，大家都会变得更好。因为老话说得好：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一个傻子给自己穿衣服，比任何一个聪明人来替他穿，要穿得更好。

天行健，君子以自“奥”不息！

20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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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1、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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