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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 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 合作实践
作者：秦亚青 魏玲
近年来，全球治理失灵频发，民粹主义思潮上涨，逆全球化现象凸显。人们对全球安全与发展普遍感到担忧：一方面，世界的联系性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全球性挑战越来越严峻且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全球治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世界秩序将朝着怎样的方向演进？进而，进入新时代的“强起来”的中国，该如何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维护和促进人类共同福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报告还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工作，其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共商共建共享”既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秉持的全球治理观。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涉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如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塑造新型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问题。
本文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是指导思想，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目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实践有助于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构建共有共治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
本文拟从当前全球治理问题入手，探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从理念到实践塑造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促进人类共同安全、繁荣和福祉。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
针对全球性问题治理不力，导致发展失衡、世界失序的现实情况，倡导新型全球治理观，并以此为指导切实推进新型全球治理实践尤为紧迫和重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下提出的，它既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致力于应对共同安全问题、促进世界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针对“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初步建立了致力于塑造民主、公正、普惠的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思想。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明确回答了“谁治理”，亦即全球治理主体这一根本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新型全球治理观倡导“多元治理”。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和治理体制更多地是一种霸权主导下的治理，这很容易让人们强化垄断治理思维，也就是说，治理一个体系或是一个社会需要一种统治性力量。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和发展中大国的群体崛起，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真正多元和多维的世界。治理一个多元世界，需要以多元主义界定治理主体，即以“多元主体”代替垄断性权力。只有真正实行多元主义，才能解决多元世界中的问题。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意味着全球治理的主体是构成国际体系的世界各国，而不是世界的某一个部分和某一类国家。这是一种共有共治共享的理念，是一种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路，也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实际状况。当前，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因而全球治理的多元主体首先指的是不同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体制的各个国家。
多元主体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享有平等地位。世界各国不分大小或强弱，应平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获得平等的发言权和受益权。现有全球治理机制虽然参与国家众多，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制度制约，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与其实力相匹配的代表性或平等的话语权，甚至被认为需要由别人教会它们怎样界定自我身份和利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救助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即以牺牲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维护西方国家债券机构的短期利益。在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的让步更多更大。在国际投资谈判中更是以发达国家准备的范本作为谈判基础，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境地。
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需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全球治理应该是一个协商过程，“共商”就是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不同问题领域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问题，为合作求共性，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对问题的轻重缓急的认识不同，所以在很多全球问题领域意见不一致，比如，气候变化合作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新兴国家确实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以牺牲本国基本发展战略为代价，去实现超越其发展阶段的目标。再比如，由于发展理念的分歧，发达国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治理机制对于国家层面的“增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更注重个体层面的减贫，没有提到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等议程。协商解决是合法性的关键，强加于人则会起反作用。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质问题上，平等协商都是实现有效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回答了“怎样治理”的问题，从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四个方面阐释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内涵。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要求建设更具代表性的治理体系。霸权治理之所以失灵，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该治理体系的代表性不足，没有反映国际力量变化的现实。比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长期与其经济实力不符，而七国集团也早已无法独自承担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重任。共商共建共享所强调的“共同”性就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使之能够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要求遵循更具包容性的治理原则。所谓包容性是相对于垄断性和攫取性而言的，也就是说，作为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的主权国家都有平等的制度性权力，包括参与全球治理的政治权利，参与制定规则和治理决策的话语权力，自由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且获得公平经济收益的发展权利。无论是在全球治理的政治安全领域还是经济、社会领域，任何国家都没有垄断性权利，任何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增长都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意味着更具开放性的治理方式。开放指的是参与成员开放、议程开放、合作过程开放和结果开放，旨在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过程开放的全球治理不应简单地以制度化水平为衡量标准，不应机械地预设固定成员、路径和具体目标，而是应该以问题为导向，以有效应对跨国威胁、凝聚共识、促进合作与共同发展为宗旨，同意合作议程并且愿意承担责任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协调，并以非歧视性原则为基础与非成员国共同分享利益。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求建立更具公正性的治理规则。国际规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多边主义的基本机制，有效规则是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公平公正的规则有助于加强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成国际合作。规则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规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利益天平倾斜的方向，也将对未来全球治理走向和未来世界秩序形态产生深远影响。更为公正的国际规则需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国家的重要利益，需要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只有这样，国际规则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以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实践准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对于转型中世界秩序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民主，平等参与、协商治理和共同建设可以推动国与国之间形成相互尊重与对话合作的良性互动。共同面对跨国威胁、共同承担治理责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可以有效纠正全球化进程中权责不等、发展不均、分配不公的问题，有效避免治理失灵和体系失序。新型治理观尤其强调“共同”与“合作”，这是对强权政治、零和思维和丛林法则的根本否定，也是在全球高度相互依存条件下各方实现共赢的唯一路径。在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目标也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且国家利益竞争往往被视为零和游戏。然而，随着全球化飞速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非传统安全威胁跨越国界，成为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在涉及生存和发展等根本的安全和利益问题上，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大增强。因此，只有超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民族价值与全球价值之间的二元悖论，协调主权国家体系与全球化体系的安全与利益问题，以保护和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根本宗旨，才有可能解决全球治理的责任错位问题，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的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
其次，新型全球治理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等五个方面的内涵。持久和平是指维护世界基本秩序的总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继续支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主义秩序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改革、补充和完善不能有效维护秩序的制度和机制。只有在一个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环境里，世界秩序的持久稳定才能够真正得以保证。普遍安全意味着加强全球安全治理需要新思维和新方案。要以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导，共建安全秩序，共享安全红利。要厘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促和平，在和平中谋发展。共同繁荣更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坚持推进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机制改革，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融合、发展联动、成果共享。开放包容倡导不同文化和价值的多元融合、互学互鉴。清洁美丽是指通过推进绿色发展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综合考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大问题。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以天下观天下，超越了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分野，是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塑造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型全球治理实践
中国积极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并主动发挥积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聚焦发展合作的新型全球治理实践。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体现了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协商建设的新型治理观。
共建“一带一路”包含了多元国际行为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发展水平、经济规模、文化习俗等差别很大，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沿线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平等参与合作治理提供了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2.3％，而其中的27个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8.3％。但另一方面，南方国家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3.2％，其中发达国家增长1.9％，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长4.1％，且已经连续多年保持4％ 以上的增长率。全球南方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崛起，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连接起来，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重要主体，打破了现有发展合作主要由西方主导的一元主义模式，顺应了国际实力分布的变化。
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还引入了沿线各国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个人，真正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促进了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建设鼓励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混合融资等各种工具和机制进行融资，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相结合，形成了多元融资和公私合作模式，不仅为官方援助和发展合作提供了补充，而且实现了私营部门对全球治理的积极有效参与，形成了全球治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一带一路”鼓励和推动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学术交往和人员往来，各国政党议会、民间组织、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留学生、游客等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形成了方方面面的社会组织和个体积极参与建设、发展、合作的局面。
“一带一路”确立的“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为多元治理、平等参与的民主治理提供了保障。共建“一带一路”是建立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的平等参与、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模式，没有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和附加条件，而是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构建一种协商共治格局。“五通”中的“政策沟通”既是政策对接，更是协商和构建共识的过程。“沟通”赋予各方平等地位，以自愿为基础，参与者具有自主权，合作空间和弹性大。“民心相通”则是自下而上的交流沟通、求同存异、构建发展共识的过程。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协商发展倡议，地区各国“通过形成发展共识，共同创造发展的软硬条件，以实现共同发展”。就合作机制而言，“一带一路”不追求基于条约和高度规则化和制度化的深度一体化，没有走“制度先行、承诺先行”的老路，而是通过平等协商，以合作项目的方式来推进，走了一条“项目先行”的务实道路，避免了参与方“在开放承诺上的压力”，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包容、普惠和开放的区域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有利于纠正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失衡问题，解决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是非排他、非歧视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是一个包容的框架，没有限制性和约束性的制度规定和成员资格要求。同时，它也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目的是“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因此，它既是区域合作，也是全球合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成果是普惠、非排他的。比如， “一带一路”的“道路联通”可以提升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加快沿线及其相关区域的经济整体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在客观上提供了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的包容性还在于它既强调政府的作用，又积极调动企业和私营部门的积极性，通过公私伙伴关系解决公平发展、平衡发展和贫困问题。目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基础设施项目已成为包容性增长的案例。“一带一路”倡议尊重各国的发展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主张各国自主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要求同一的发展模式，而是强调发展战略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推动各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方面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容共生，合作共赢。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体系，包括成员开放、机制开放、过程开放和结果开放。倡议提出以来，加入的国家和国际与地区组织日益增多，已经超出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非洲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就很好地体现了该体系的开放性。非洲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之地，但最初并没有出现在“一带一路”的路线图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非合作与之并行发展，进而相互影响。随着中非双方不断走近，两个进程通过具体措施和倡议，实现战略对接，走向融合。中非合作的优势、理念和经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落地，而中非合作在“战略对接”中也进一步明确了优先方向和发展重点。这是开放体系中相关各方基于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自愿走近、建立符合需要的合作议程的过程，是自发、也是自觉的开放合作过程。共建“一带一路”体系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它对于各种合作机制的开放，以及合作目标和结果开放。比如，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涵盖了多个领域的众多机制，包括以自贸区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以次区域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合作机制、以海洋为基础的多重合作机制、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经济发展政策合作机制，此外还有社会与人文合作机制等等。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要打造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区或者实现高水平的地区一体化，而是让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沿线国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制定更现实的合作议程和项目，以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地区合作，实现互利多赢。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过程是开放的，结果也是开放的，并没有预设统一的目标，但其发展进程和方向则会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新途径。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纠正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失衡问题，解决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基于“共商共建共享”新型治理观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了一种新型全球化模式，将对世界经济运行再平衡、国际利益格局再平衡和全球治理格局再平衡发挥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设施联通和国际产能合作可以推进世界经济运行实现再平衡。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还可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民生发展导向，有利于实现全球化的本土化，让经济回归实体产业。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同步建设的模式可以实现“一带一路”倡导的经济融合、发展联动和成果共享。比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就有利于加强泰国在中南半岛的交通枢纽地位，为泰国和次地区发展带来新机遇。国际产能合作既有利于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国的联合钢铁集团2017年在中马关丹产业园区投产运营，已创造了4000个就业机会，其中70％的岗位提供给马来西亚人。类似的项目不仅转移了优质产能和技术，还改善了当地的民生。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经济利益格局实现再平衡，特别是平衡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打破世界经济中心—边缘利益格局，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国际层面增长和收益的平衡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减少发展赤字，这对于解决发展领域的治理失灵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表明，参与方不局限于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制度，甚至也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其凝聚世界各国的重要吸引力是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有望推动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模式，顺应各国发展需要，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以互利共赢为目标，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的认识基础， “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基础。“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发展倡议，但其背后有深刻的理念支撑，核心就是可持续发展，对这一人类发展根本价值的认同是“一带一路”共同体构建的理念基础。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行为矢量”，将导致发展这个复杂系统朝着更加合理、和谐的方向推进。可持续发展意味要同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强调地球系统观、生态文明思想和低碳经济概念。可持续发展要求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和发展公平实现有机统一，要求创建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体现经济、社会、环境诸要素的绿色运行。“一带一路”建设在理念和目标上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是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命运共同体需要基本的安全保障， “一带一路”将发展作为这种安全的根本和基础。发展与安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没有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个体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安全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共同发展就没有共同安全，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可持续安全。中国提出的安全观特别强调了可持续安全理念，指出“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对于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发展安全难题，因此，发展与安全并重，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理念得到普遍认同。“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建设成就就是很好的例子。贫困往往是极端主义、社会动荡以及国家和民族冲突的主要来源，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高了当地经济效率和民众就业率，显著减少了贫困，缓解了地区紧张局势，维护了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非洲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尼日利亚北部建设阿布贾—卡杜纳铁路，是从根源上减少当地贫困并解除该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最好办法。在东欧，共建“一带一路”对于经历过多年战争的波黑实现稳定和协调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一带一路”以共同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应对全球发展不平衡及其导致的诸多矛盾、问题和冲突，不仅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推动平衡、可持续增长，更有利于推动国家间甚至国家内部实现和平稳定。
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的目标和宗旨，“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共同繁荣和相互认同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这样的目标和宗旨。“一带一路”以“五通”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推动建设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共享繁荣与安全的命运共同体。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以下简称西港特区）就是“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合作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例子。西港特区是中柬两国政府顶层商定、部门对接、企业推进的共同成果，既借鉴了中国工业园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创造了具有柬埔寨发展特色的开发模式。截至2017年底，西港特区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18家企业入驻，解决当地就业2万人次，对西哈努克省的经济贡献率已超过50％。与此同时，特区以融入当地、造福民众、奉献社会作为立足之本，并用心打造公益慈善、扶贫教育、医疗卫生等民心项目，成为深化中柬传统友谊、促进民心相通的样板。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56个类似西港特区这样的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可以预见，如果可以推动当地可持续发展，并做好民心工程，这些地方都可成为命运共同体网络建设的生发点。
结 语
当前全球治理赤字的根源是治理理念和实践已经滞后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现实变化，尤其是拥有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公平的代表性、发言权和发展权利，出现了严重的规则赤字、民主赤字和发展赤字。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并以此为指导提出和实践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共商共建共享”思想和“一带一路”行动实现了高度契合，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共商”强调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协商合作，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共建”意味着在自愿的基础上，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体系，探索灵活务实、切实照顾发展需求和安全关切的合作治理新模式。“共享”就是实现互利共赢，以公平发展、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和目标，构建共同繁荣和共同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统一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仅仅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更是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发展理念的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治理实践。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是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要思想内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中国发起和引领的塑造新型国际秩序、构建公正公平的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是应对全球性威胁、解决全球治理失灵、世界失序、发展失衡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简言之， “一带一路”所秉持的多元治理主体、协商治理路径，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目标，全面反映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思想，既是中国对于和平发展、开放合作的道路选择，也是致力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繁荣和安全的责任和承诺。正因为如此，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是新时代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最重要内容，也为正在“强起来”的中国塑造自己、塑造世界、塑造新时代创造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机遇。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
作者：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教授；魏玲，外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