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主持：国际金融合作提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新动力

编者按

11月2日，首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诸位嘉宾在“国际金融合作提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新动力”专题会议上进行圆桌讨论，讨论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主持。本文为圆桌讨论实录整理。

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11月2日，首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黄良波、马来亚银行新加坡分行总裁李兴福、亚洲基础设施发展局副局长高源祥和大华银行集团商业银行服务董事总经理张志坚在“国际金融合作提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新动力”专题会议上进行圆桌讨论，讨论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主持。

以下为圆桌讨论实录整理

巴曙松：刚才，各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今天的主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下面进入提问时间。接下来，我想要站在在座媒体朋友们的角度问问题，这样方便一问问题马上就能有新闻稿发出，标题醒目、内容清晰。

所以第一个问题，请每一位专家都回答，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你觉得评价最高、印象最深的进展是什么？可以是亲身参与的项目或亲身经历的事情。与此同时，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金融合作过程中，碰到的最大的障碍和挑战是什么？亲身经历的事情中，哪一个是你评价最高的进展，哪一个是你觉得最大的障碍、下一步需要突破的，如果把这个突破了，整个进程会顺畅很多？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教授主持会议

刘珺：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投融资最重要的成绩，就是使“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化而非单兵作战，使得集团化作战成为一种对外投融资的常态。比如多边、双边基金的建设，比如与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合作开展共投、跟投这样的行为，这样就能保证投资能呈现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系统的过程。

比如中投在去年投资了欧洲最大的物流项目，就是“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项目，这个物流项目能保证即便是中国的公司走出去的时候，在欧洲也有很好的地面物流系统与之进行配合。未来投资过程中，我认为最大的挑战还是双方基础设施的有效对接，我这里所说的基础设施不是指物理的基础设施，而是法律、制度、信用评级以及风险估值方面的基础设施对接，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间语言都不一致，则可能在投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误解，而且会影响投资的效率。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发言

巴曙松：非常好，印象深的就是要建朋友圈，障碍总结下来就是朋友圈里的话大家都要听得懂。接下来看看进出口银行最大的进展和障碍。

黄良波：我觉得最大的进展是这几年“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重大民生项目的发展，比如我刚才说到的水电项目，占全国20%的发电量，原来农村连18%的供电率都不够，现在提高了很多。最大的挑战，我认为欠发达国家在自身债务管理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再就是对自己项目的规划是不够的。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黄良波发言

巴曙松：谢谢黄行长。你的第二点有点像刚才新加坡基础设施局的局长讲的，人力的提升很重要，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接下来请马来亚银行的李先生。

李兴福：我同意刚才两位专家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把信息整合到一起，每个人都要共同协作，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第二就是当然要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的福祉，我们还有很多要做和可以做的，还有很多人的生活质量可以得到提高。我认为有很多基础设施的发展只是还在表面，比如我们看一下能源，当然我们现在为人们提供了一些电力，他们有了灯，但从更加深刻的能源层面我们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电力有关的事，让整个社会得到很大质量的提升。

马来亚银行新加坡分行总裁李兴福发言

巴曙松：谢谢。亚洲基础设施发展局这方面也有非常好的规划，从你的观察来看，你觉得“一带一路”经济融通发展里哪一个是你觉得进展比较大的，哪一个是你认为下一步障碍比较大的？

高源祥：基础设施作为“一带一路”的基础，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东盟与南亚，因为其并非一个单一的经济体或国家，所以你在很大的程度上会看到制度在一个国家当中就有很多分化的局面。比如人文，人的文化其实也非常不同，这是在亚洲地区尤其东盟和南亚实施基础设施发展最大的难题。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多边的方式去推进，多边的方式可以把经济上或者金融上的风险分散掉。当以一个多边的形式去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你会考虑到不同的问题，会更好解决基础设施的发展。

我举例，最近一两年新加坡整个生态系统，包括日资多边银行，新加坡7、8家银行，还有进驻新加坡的一些银行，在缅甸就实施了一个225兆瓦的天然气发电厂，而这其实用了一个非常多边的方式，多个国家一起合作的方式去推动那里的电力基础设施的发展，我觉得这是要我们更好发展的地方。

亚洲基础设施发展局副局长高源祥发言

巴曙松：那你觉得有哪些进展是应该肯定或者评价比较高的？

高源祥：我相信世界虽然已经开始分级化，可是在基础发展方面，大家都做了很多合作，以互补的方式进行，这种互补的方式我们要更加强调才能做得更好。

巴曙松：谢谢你。你能不能再具体地说明新加坡如何善于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沟通，能举个例子让重庆的朋友了解一下吗？

高源祥：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其实新加坡跟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也有非常长的往来，我们不敢说对印度有非常强、非常深的了解，但是可以说新加坡对印度的了解相当的成熟。所以我昨天就跟一些重庆的企业家在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最近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我们办公室，接纳了来自印度一个省份的政府官员，他跟我们说他们要建桥、建路，他们觉得中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能力非常强，所以他们就找了中国在印度的大使馆，去招了建桥修路方面的中国建筑商，他们说找不到人去对接这个问题。我们在聊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昨天我们聊到重庆的一个企业，他们很想为这些周边的国家找一些项目来做，可是这之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而新加坡在这方面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

会议现场

巴曙松：谢谢，下次可以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论坛。接下来请大华银行张总谈一谈，你们在东南亚包括中国有很多分支机构，你觉得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里，哪些进展比较快？哪些障碍是比较多的？

张志坚：刚才我们的同事也说到多边的合作，这几年这方面的加强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2012年我们与中国贸促会接触时，他们也感觉企业要往东南亚发展，可是往往他们最缺的就是一个信息。因为对于企业来说，走出去的时候银行服务往往不是他首先所需要的，首先需要的是怎么样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投资机会、优惠政策，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比如怎样去设立公司，其实这是最关键的。市场进入以后就是人脉的关系，因为毕竟他们要寻找合作伙伴。这些都是各种企业一直在碰钉子的方面，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跟中国贸促会在2012年就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因为我们在东盟有这方面资源。可以看到，多边合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新常态，比如最近我们也跟浦发等许多机构签了战略合作协议，所以可以感觉得到接下来的发展非常关键，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拥有全部的信息。只有大家多边合作才能创造新能力，我们正在朝这方面迈进。

另外一点，中国企业的实力很强，往往走出去以后看到一个项目就觉得可以做。但到了异国之后，更关键的是长期发展、怎么更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就需要一些长期的战略性的做法。这一点继续推进并做好的话，我深信接下来“一带一路”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谢谢。

大华银行集团商业银行服务董事总经理张志坚发言

巴曙松：要有合作伙伴，这是非常好的建议。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给我的是自由提问时间，我想以偷懒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嘉宾的问题问另一个嘉宾。我刚才听了大家的演讲之后，中间都产生了很多问题。我想先问刘总，刚才有嘉宾说“一带一路”项目有面临债务陷阱的风险，有很多负债，建好项目债务还不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珺：从题目的角度来说，债务陷阱本身就不是一个严谨定义的概念，要想更加严谨就需要定义多大的比例算是债务陷阱，多大的比例会造成主权经济体出现困难。我个人认为债务以及杠杆率是从原始经济走向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创新，金融资本能够有效提升实体资本的运行效率，债务本身是个中性词，不是好也不是坏的，如果你未来的投资收益能够覆盖债务的话，你应该更多借债，提升你的杠杆率。当然，在2008年以及1997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得出来一个最根本的结论就是不能过度负债，过度负债一定程度上会在短期促进繁荣，但长期会造成入不敷出、经济受到重大冲击，最终拖累经济体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既然我们有这个结论，就应该坚定地要求相关国家在经济合作过程中要有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概念，应准确知道国民经济承担多大的杠杆率是可承受的，多大是不可承受的。

这方面我的建议是：第一，要有自身债务比方面的相关制度安排，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二，要控制负债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比例，比如不要形成成本与收入之间的错配，收益很低、借债很高，长时间则无法持续。还要控制你的期限错配程度，不要借短钱、要长期投资。再有不要形成币种过度错配，不要借过多美元，在美元强势的时候本币又会贬值，会造成巨大的汇率损失，使得原本不是很沉重的债务负担变为不可承受之重。第三，信息披露要做到充分与公平。信息披露透明就能保证无论是投资国还是被投资国，都知道现在的债务处在什么样的水平。很多人说中国造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的债务陷阱，其实打开他们的债务数据一看，中国的债权占比只是个位数，最高的也不超过10%。所以即便有陷阱，挖陷阱的人也不会是中国，而可能是别的国家挖的。

最后一个建议，正说明了我们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结合的重要性，我们希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果我对你的债权变成了我对你的股权投资，不是不存在债务陷阱的问题了吗？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始终本着合作共赢的态度，认认真真分析我们在价值链过程中各自的优势在哪里，有效进行结合。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想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一定会在“一带一路”的合作过程中充分显现出来。

会议现场

巴曙松：刚才提到有一些质疑，现在很多项目都交给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一些举措会被质疑背后是政府授意，这里有没有存在什么政治冲突，黄行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进出口银行本身也是政策性银行，怎么看待这个项目第一批主力军可能就是大型国企，怎么样化解这个状态，或者说怎么把民企、国企和当地企业各自的功能发挥好，使其相对独立。进出口银行本身也带有政府色彩，怎么看待国有企业占的比重比较大，是不是会面临额外的政治风险。

黄良波：去外面做项目、做工程的国有企业确实多一些，这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关系。因为原先做工程实力比较强的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外做工程也盯得严一些，曝光率也高一些，但实际也有相当一部分项目是民营企业承接的。现在有的民营企业做总承包也是分包给国有企业，最后别人一看施工还是国有企业，所以这里面稍微有点误会。

另外，刚刚局长说到比如中国的企业到国外去，与当地企业分包相对少一点，原因就是中国讲究减少协调，尽快把项目做完尽早交差、尽快产生效益，这样也有钱还。现在也有一些舆论上的声音，我们收到反馈也都在调整。针对有能力的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政策实际是一致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更加注意让企业在当地承包工程的时候，尽量使用当地的人，但这样会造成协调成本增大的问题，交工的速度等各方面就会慢一些。

会议现场

巴曙松：我还想问一下大华银行的张总，现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已然形成了两个对全球化的看法，一个是今天我们谈到的合作、共赢、沟通，通常叫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连通。还有一种是相对的隔离、贸易保护，比如本国优先、排外。这个形成慢慢促使全球的经济体贸易成本上升，在这样一个慢慢变得有一点分化的背景下，这些沿线的经济体怎么平衡不同的趋势，比如新加坡要做出这样一个平衡很不容易。撇开政治因素，假设一个银行在全球都有分支机构，面对这样一个对于全球化的不同看法以及相应的不同措施，作为一家金融机构的管理者，怎么去平衡这种不同的大的经济体或者不同的政策导向。

张志坚：这个问题有点深奥。从我的角度来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东盟，文化的差异性非常大，之前我在印度尼西亚工作过，之后在中国也工作了十年，我才感觉到什么是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在东盟，存在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例如新加坡人讨论事情比较直接，如果说不就是不，大家会再积极讨论，但一些地方很多时候比较婉转，有可能不会直接说不。所以这样一个文化的差异，企业进入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现在一些所谓的分离，有可能也是沟通，也有可能是文化的差异，因为毕竟每个国家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当然现在有一些国家就不在共同体活动，更独立一点，中国有一句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其实是在找寻一个最佳的点，大家能有一个共识，最终解决问题就是沟通与谅解。

刘珺：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说我们有一定的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趋势，甚至反全球化的趋势。其实仔细想想这里所说的全球化是基于产品的全球化，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以贸易流为主的全球化趋势。而建立贸易壁垒、关税壁垒，让这个全球化的趋势一定程度上放缓，来避免国家的失业率上升，贸易差激增。但未来的全球化是基于技术的全球化，根本不是基于产品的。比如苹果，如果有一天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苹果公司倒闭了，那全球化趋势可能发生了逆转。所以只要这种大的科技集中平台还存在，它的这种科技集成能力还存在，它是在全球配制技术资源、生产资源、销售资源，以及配制他的价值。所以基于这种判断，我相信只要人类进步、只要科技还是我们人类进步最强的推动力，这种全球化始终不可能逆转。我们应该充分乐观，全球化趋势会在新一轮的技术平台上展开新的篇章。

会议现场

巴曙松：谢谢刘总，只是看商品的全球化是比较狭隘的。最后1分钟我想给亚洲基础设施发展局的高局长。刚才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了基础设施融资期限长，所以要控制债务比例，要控制期限错配，要控制货币，这些道理每个银行家都懂，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在犯这些简单低级的错误,作为亚洲基础设施发展局怎么看待这些问题，为什么不断在犯错误？

高源祥：首先，毕竟每个国家发展的进度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刚才所说某一个金融上的理念不代表每一个都可以了解，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涉及到太多政治的因素、涉及到太多系统上的因素。比如刚刚所提到的债务陷阱，其实债务我也同意是没有对或错的，但陷阱是有一个对或错的分别。刚才大家提了非常多的建议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毕竟是市场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回到了我刚才讲的三个原则，要好好建立基础设施，必须秉持着三个原则：一是互相尊敬；二是互相信任，因为信任不是即时的，而是需要行动跟时间去承诺，然后才能有互相信任；三是互利共赢，我们也常常提到互利共赢，可互利共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更深化了解怎么互利法、怎么共赢法。

巴曙松：谢谢。再次感谢台上的几位嘉宾精彩的观点和讨论，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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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根据新浪财经纪要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摄影：华龙网等

本篇编辑：朱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