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坚的石碑
前作：美丽坚的石碑（上）
（晚年的伯驾）
按照《南京条约》，外国人被允许进入通商口岸城市经商，但道光皇帝对外国人进城一事异常紧张，因为乾隆皇帝留下的密秘遗嘱中警告：一旦英国人（红夷）和南省汉人渗透到一起，他们终会联起手来推翻满人的统治，子孙后世一定要阻止这两者相互渗透。大孝子贤孙道光谨小慎微地执行着祖父的遗嘱，他拼命地闭关锁国想要阻止外国人渗入。外国人则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中国政府如此顽固？打开国门明明是一桩对各方都有利无害的事，政府得税，商人获利、力人得业、农人得价……
钦差大臣们害怕被杀头，于是在签定条约时，中文版条约中写有进城条款的那一页被他们偷偷扒走了，以此来保住自己的脑袋。讽刺的是，扒走进城条款的谈判大臣之一耆英，接着就被派到广州来当总督，负责和洋人搞搅。
耆英亲手将自己置于两列迎面而来的火车之间：一面是洋人要求履行条约，包括进城问题；另一面是皇帝。耆英需要救自己一命，他一面和洋人交朋友把酒言欢，一面在广州城内煽动排外情绪。有几个自称＂外省来的读书人＂从耆英那里支钱，招一群＂烂仔＂专门在偏僻处袭击落单的洋人，好几个外国人被杀。或者在热闹处躲在人群里朝洋人扔泥巴团子、骂中国式脏话，等下流勾当煽动是非。他们自称这是＂练民团＂，但是从没见他们操练过武艺，后来这些个江湖骗子和乡绅们闹矛盾，被乡绅抓了起来，供认＂团练＂经费却在窑子和赌场上造光了。
耆英对外国人说：＂因为我们是朋友，广州城内民情很糟糕，我担心进城对你们不利。＂把进城进城问题无限期拖延下去。
（伯驾和他的得意门生关亚杜，后者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医术接近甚至达到了前者的水准。）
当伯弩医生再次回到中国，广州人已变得极不友善。他和他的夫人经常受到＂烂仔＂们的挑畔。他想要以更努力的工作来挽回局面，但无论他医治多少病人，也敌不过一纸煽动性文告。中国人的恶意在增涨。关于医院的谣言也开始流传：洋人的玻璃瓶里装着人血(血浆)，箱子里装着折下来的人骨头（骨骼模型），掏心剖肝换上一副黑心肝（内科手术）……
大约半年后，一个英国人和一位卖葡萄的小贩发生口角冲突，他＂为朋友出头＂的同伴把小贩强行拖进商馆。于是外面流言四起，说番鬼把中国人拖进商馆关起门来毒打。当天夜里，大约两万暴怒的中国人冲进十三行，四处打砸。他们的主要兴趣显然在商馆的货物上，使外国人得以躲藏逃走。值钱的货物抢劫一空后中国人又纵火焚烧。伯驾想留下来保护医院，被夫人拉拽和乞求着逃走。当乱事过去他回到一片狼藉的医院，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国人如此面目狰狞。＂（医院是救人之所）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中国人竟然看不见吗？＂
他们重建了医院，从此，伯驾医生开始消沉并怀疑自己的事业，那个满怀希望与信心的伯驾消失了，他面容憔悴地用工作来冲淡心头的忧郁，用操劳去占据思考的时间。传教事业几乎荒弃，甚至作为基督徒的功课也淡泊下去了。为此他受到美部会的指责，传教会甚至想把他召回。支持者们为他辩护说：＂行医就是在传教。＂
到了1844年，一个美国特使团来到中国，伯驾与裨治文被骋请为秘书兼翻译，外交官的薪水使他终于还清了上学期间的助学贷款。他们帮助美国使团与耆英签定了《望厦条约》，和《南京条约》相比增加了三条重要内容：禁止美国人从事一切涉及鸦片的商业活动；中美两国互予＂最惠国民待遇＂（意味着侨居美国的中国人获得美国国民待遇）；中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人向外国人教授中文及赠送中文书籍。
这意味着禆治文的科学文化传播事业之门已被打开，他兴高采烈去了上海，他预言那个小渔村必将成为＂东半球的中心＂，他要去那里建立科学和文化传播基地。
伍浩官闻讯则说，自己非常想移民到美国去，但是年事已高，恐怕禁不起海上颠簸。这位世界首富在战争中被官府讹去至少200万银元，用来买军火和替政府支付战争赔款。
伯驽则似乎找到了新的旨趣所在，他在外交上投入巨大精力，想促成中国的进一步开放。1845年，美部会取消了他的传教士资格。整个40年代广州的外国人都处在动荡和骚乱中。他身兼医生和外交官双重身份，三次担任美国国务院驻华代办（代理公使）。但与中国官僚打交道的日子让他越来越气馁。＂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已国家的利益所在，更不关心人民的进步……他们有一种欺骗的本能，无论有没有利益可图，他们第一反应是撒谎，哪怕明明会坑害自己。＂
（咸丰皇帝）
1850年，道光皇帝死了，他临终前为自己未能阻止夷人向中国渗透而深感有愧列祖列宗。继任者是他18岁的儿子咸丰皇帝。一个靠整天和叶赫那拉氏一起吸鸦片并作爱为生的人，有时也无精打采地在圆明中划船游乐打发时光，整个帝国与他毫无关系，圆明园几乎是他唯一的世界。
咸丰＂统治＂中国三年后，太平军攻占了南京，南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西方人几乎无人知晓这支军队的底细，他们曾经一度以为这是个信奉基督教的新政府，或者是汉人驱逐满洲统治者的复国军队。如果太平天国获胜，则开放中国全境有望。伯驽很快培同新任美国公使去南京，想与太平军接触，但轮船在江上搁浅，他们不得不退回上海。
禆治文则乘小船冒险深入战乱中的长江流域，他没有去找太平天国的当权者，而是悉心在太平军控制区的底层军民中调查。他带回了关于太平军的报告：那不是什么基督徒的军队，也不是什么民族光复运动！是＂一个兄弟团伙拥着他们皇帝般的主子，用迷信控制人民，靠抢劫和杀戮维持这个兄弟团伙腐化奢靡的生活。＂
于是英美决定继续把清廷视为中国政府，1854年，伯驾和英国传教士麦都士陪同各自公使来到天津白河口，要求进京见中国皇帝，直接与皇帝在北京签定一份新条约。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经常不履行条约义务，他们希望重签一份有皇帝亲自盖章的条约，并希望与中国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白河，天津同往北京的航道）
那时伯驽正好五旬，他已变得象中国人一样缺乏表情，忧虑、深不可测。白河口上的无聊时光中，他曾对对年轻的公使秘书回忆起自己初来中国时的日子：＂那时我精力多么地充沛……＂年轻人回答说：＂耶稣基督也是靠医术来传教。＂他报以一个＂凄凉的微笑＂。他们在白河口与岸上清朝官吏相互喊话将近一个月毫无结果，双方各持的逻辑如鸡同鸭讲。清朝官吏告诉他们只有进贡的使臣才能进入白河航道。
任务失败了。＂我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我的身心需要疗养，重新充气。＂
1855年他把医院移交给嘉约翰医生，回国去了。也许只有故土才能医治中国给他留下的忧伤。一年后，彼得．伯驾以正式美国公使的身份重回中国，他似乎想抖擞精神大干一场。＂以强硬的恣态促使清廷改组为一个适应普遍要求，与19世纪的进步合拍的政府。（用后世中国人的话――变法）……当前的叛乱将不战自败……唯有如此，（西方）才能与这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商业和政治友好关系。＂
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认为保驾疯了，活在异想天开之中；而同事们则以为他太过于自负；中国官吏认为他是所有外国人中最＂冥顽不灵＂的一个。
1857年，伯驾向美国政府提出占领台湾，那里处在＂野蛮人的统治下＂，而且＂对人道、文明、航行和商业利益息息相关。＂
总统皮尔斯感受了伯驾有偏离开国先贤们定下的外交基本策略的可能，迅速将伯驾召回。此后30年，他过着赋闲的生活，作为医生、传教士和外交官的彼得．伯驾，从此消失了。
（裨治文：照亮中国的明灯）
1861年，为＂文化与科学会＂呕心沥血十余载后，禆治文患痢疾不治在上海去世，如果老友伯驾医生还在身边，也许他还能再为中国工作下去。
养子梁进德为其立碑，碑文写道：
美丽而坚固的石碑，纪念我的父亲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