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卫兵的忏悔

佳作七彩娘娘 2020-02-06

(作者：罗新）文革期间，我父母都是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不仅被抄家，被批斗，就连我四岁的姐姐也难逃厄运。后来，我爸爸和姐姐去北京上访，我姐姐得到中央文革接待室的“正式”接待，并拿到“平反证明”。因此，她成为文革中年龄最小的上访者。她的经历，被我妈妈当时写入自己的“文革交待材料”里。

文革结束后，妈妈的“文革交待材料”被返还给她。我把其中关于我姐姐上访的内容摘录出来，于是形成了《文革史实还原：年纪最小的上访者》一文。

我妈妈看了文章之后，写了一篇后记。她的回忆看似平淡，其实步步惊心。我才知道，我父母当时竟然差点熬不下去而自杀。那个年代，自杀的人不少。只是，如果我的父母选择了那条路，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我的存在了。这么一想，心里真是百味杂陈。

下面就是我妈妈的回忆。

我读了女儿罗新整理的《文革史实还原：年纪最小的上访者》一文，真是思绪万千，像潮水般涌来，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情况，还原那一段历史真相。

为什么一个四岁的孩子遭遇如此悲惨的处境？因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水电局也紧跟中央的部署，揪出了局里的“三家村”。中央的是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文化人。于是，水电局也找了三个文化人：朱虎庄，当时子弟中学的教导主任，曾经当过桓仁水电报的副主编；罗肇昌，中学语文老师；谢焕文，中学语文老师。

要想批斗这三个人，怎么批呢？他们先找了一间空教室，拉了三条绳，每条绳上贴出一张一个人的大字报，做引子。在学校左派领导和“根红苗正”的造反派的发动下，很快每个人的绳上都贴满了揭露他们三人的罪行大字报。绳子上贴满了，就贴到外面墙上。就这样掀起对水电局牛鬼蛇神“三家村”的批判高潮。

地主家庭出身的我，没有资格再去教无产阶级子弟，被迫离开班主任岗位，专注写检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的学生是四年级，就是10来岁的孩子。在没有任何娱乐的年代，能批斗牛鬼蛇神也是一种乐趣和消遣。于是就出现了前文中所说的情况。

我原来住在沿河街，学校旁边的砖瓦房。红卫兵抄家后，勒令我搬到医院附近一个黑戶建的马架子里。墙上一个洞，糊的塑料纸，屋里只有一个炕和一个灶台。这个地方是我教的班学生住的人多的地方。这样才不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能无休止的来批斗大小牛鬼蛇神。

我们自己受多少苦，都能忍受，看到孩子天天跟着遭罪，非常心痛。一度我和老罗商量自杀。孩子怎么办？扔下她吧，没人管，她的处境会更惨。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去死吧。又不了手。就这样犹豫着苟延残喘的活了下来。

处境稍微改善是因为初冬的一场雪，学生们每天的砖头石块将窗上的塑料布早打的所剩无几，支着屋顶的几根木棒也歪歪斜斜的了，下点雪把房子彻底压塌了。

房子倒了，我找到房产科的毛连科和师长利，他们都和我关系不错，也很同情我的遭遇，帮我找了车队旁边靠哈达河的孤零零的一栋油毡纸屋顶的临时房。这里比较安静，我才算死里逃生了。接下来就是老罗受批斗，我也大会小会的检查挨批斗，我们的孩子也挨打挨骂。那一段经历，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创伤，促使她去中央上访。

在上访前后，我要感谢几个人，在逆境中给我帮助的人。学校的赵淑贤老师，当时她家住的离我家不远，看到有人天天往我家扔东西打我们，她有时候出来制止学生，有时让我到她家躱藏。星期天，我们不敢呆在家中，早早吃完早饭带着孩子上北山去，我同学陈树忠家在北山住，我们去她家吃午饭休息，天黑了才回家。

老罗和我女儿是怎么离开的水电局，跑到北京上访的呢？是车队的师傅马云楼、焦庆礼冒着风险偷偷地把他们爷俩送走。在上访回来的路上，女儿得了流行性脑膜炎，生命垂危，在途中的南札木卫生所抢救。当时任学校工会主席的姜仁淑老师，顶着压力和风险给老罗寄去銭，孩子脱离危险期后，又联系救护车把孩子拉回水电医院治疗。

5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文革的经历时，总是会想起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只能说一声谢谢。我希望他们周围的人，他们的子女能把我的心意转达。这是我写这篇后记的主要目的。

我妈妈的后记发出去之后，收到一位当年的学生的留言。这位学生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