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2023年12月发布的《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提出，要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中国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时代发展红利，助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财富是数字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新形态。在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作者：周文、韩文龙）中，以马克思的财富论为理论基础，着重梳理了数字财富的内涵及特征，探讨了数字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
论文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周文认为，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要稳步推进数字财富的创造与积累，重视规范数字财富分配，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平台异化、算法权力、数据垄断、数字鸿沟等问题已经引发广泛关注，传统经济治理模式和手段已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周文认为，数据要素是财富创造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力量，为此，需探索建立与数据要素价值和贡献相适应的初次分配机制，尽快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澎湃新闻：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财富与传统社会财富相比有何特征？
周文：数字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仅靠数字经济的一马当先无法带来整个经济的万马奔腾。数字经济会产生“乘数”效应，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和就业的灵活性，放大资本的杠杆效应。由于数字经济的高虚拟性、高渗透性、高价值增值性、高附加性和高网络外部性等特征，数字财富与传统社会财富有所不同。一是数字财富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广泛。从结构上看，数字财富大体包括数字产品、数字技术和知识、数据资产、数据资源、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等。从业态上看，如电子商务、数字娱乐、数字金融、数字管理、数字贸易等领域的数字产品都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二是数字财富以实物形态和虚拟形态并存。随着数据要素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数字财富的虚拟化趋势会愈加明显。三是数字财富具有数字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数字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经济时代，也使得人类的财富创造和使用逐渐数字化和智能化。与此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影响着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四是数字财富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数字经济推动数字财富的创造，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财富基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正在改变全球要素的配置方式，重塑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进而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变化。澎湃新闻：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的重要性在哪？周文：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数字财富是数字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新形态。数字经济具有强大的技术、资本、数据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功能，正在成为新发展阶段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和分配场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高度重视数字财富的创造和分配问题。不同时期和不同学派的财富观是不同的。重商主义学派认为，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且对外贸易是获取财富的重要渠道。重农学派认为，在农业生产环节中产生具有使用价值的“纯产品”才是财富的来源。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根基，以使用价值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内容，以商品为社会财富的主体，深入分析了社会财富的内容、交换、形式、源泉，以及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等问题，由此形成了马克思财富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于200多年前，主要形态是物质财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今数据要素成为财富创造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力量。我们要继承、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重视数据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尤其是其贡献评价和价值分配机制。回归到“劳动创造财富”，才能更好地规范健全分配制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澎湃新闻：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如何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
周文：传统经济时代的物质财富创造中，数据没有生命力，是机械而僵化的。如今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数字财富创造中的关键力量，挖掘、提炼、应用数据成为创造财富的重要手段。比如，我们每天刷手机，看各种各样的信息，数据算法就会通过了解手机用户的喜好推送产品，这就是大数据的综合应用。我认为，市场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结合，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又可以借助数字经济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社会化大生产加上有目的的生产，能更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获知消费者数量、消费水平、消费爱好等，从而匹配损失的需求、供给，有利于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不匹配问题，如高端产品生产不足、低端产品库存过多等问题。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结合有利于消费需求的管理，推动需求端、供给端的损失匹配，从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面对经济发展模式由工业经济逐步转向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尤为重视数据要素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以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不仅为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还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数字财富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我在《强国经济学》中，对于如何在网络强国建设中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做了更多论述。澎湃新闻：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中，数据方面引发了哪些问题？周文：一方面，数字财富创造中，由于数据的重要作用，资本力量集聚效应较大。垄断平台强行推荐不仅会招致消费者反感，也引发了一些治理风险，如何完善数字财富的治理和分配成为国家重视的问题。如今，数字财富在社会财富中占比越来越大，但税收征收体系却不完善，存在征收主体模糊等问题。比如在直播带货中，按照个人收入所得税要求对主播征税是否合理？如果依然采取传统的针对物质财富的征税办法，不仅不利于主播和直播带货，也不利于更多人发挥专长，甚至影响产业链的形成。因此，我认为应针对数字财富的内涵和特征，改进和完善税法，这样才有助于做大、分好“数字财富”这块蛋糕，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在数字经济中的趋向会越来越明显。数字财富分配中，如果不进行数据确权，不保障每个人的数据权利，有可能导致数据的滥用。比如在直播带货中，商家基于大数据基础赚钱，虽然利用数据创造了财富，却没有让提供数据的个体享受到红利。这些问题将越来越普遍。 澎湃新闻：数字财富分配中会出现“普惠效应”和“极化效应”，如何规范数字财富分配，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周文：首先，数字经济具有包容性增长和收入普惠效应的双重性。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平台经济的快速扩张、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和居民个体可以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解决商品销售、资本融通、灵活就业、收入共享等问题。其次，数字财富分配也有极化效应。互联网的放大效应、资本市场的催化效应、国际市场的扩张效应等，数字资本被快速集中形成大资本，获得较高的回报率，社会财富也被快速集中在少数寡头手中。受极化效应影响，人、地区、国家之间的数字财富差距将越来越大。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平台异化、算法权力、数据垄断、数字鸿沟等问题已经引发广泛关注，其潜在风险也不断暴露，说明传统经济治理模式和手段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不重视这些问题，将导致不公平现象越来越严重。为此，可从三方面思考改变这一现状。一是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将监管和治理贯穿数字经济发展全过程，加快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规范数字经济发展。二是探索建立与数据要素价值和贡献相适应的初次分配机制，尽快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肯定数据处理者的劳动价值创造，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投入产出收益，在凝聚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合力的同时，增强数字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数字经济的征税主体更为模糊和难以确定，为此要加快推进“数字税”立法工作，完善相关税收配套政策，充分发挥数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澎湃新闻：以数字财富创造和分配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如何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扩增数字财富规模？周文：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逻辑”会更为明显，数字财富创造机制中的资本张力会更为突出，完全市场化的数字财富创造积累机制会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以及共同富裕等产生较大冲击。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既可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创造数字财富的独特优势，又可以使数字财富创造超越和约束 “资本逻辑”，让数字资本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面向未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一是加强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瓶颈；二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三是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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