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多创新才给发诺奖？生理学与医学奖摸索了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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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发起了一个有奖竞猜活动：“谁是……”收到了许多朋友留言提交的答案，五花八门，各有理由。显然，从许许多多候选人中评选出三位以内获奖者，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本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特设委员、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Juleen Zierath说：诺贝尔奖不是一个终身成就奖，诺奖评选也不是一场人气竞赛。
那么诺贝尔奖到底会发给什么样的人？为了达成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为了把这份荣誉送到对的人手里，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委员会已经摸索了一个多世纪，将来还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继续变革。
撰文 | Jan Lindsten，Nils Ringertz
翻译 | 继省，咸姐，晓雨
视频制作 | Mindy
……本人所有剩余的可变现资产应采用以下方式处理：由执行人进行安全的证券投资，并成立一项基金，将所得利息每年以奖项形式分发给那些在前一年里谋求人类最大福祉的人们……；一部分发给在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做出最重要发现的人；……生理学或医学的奖项应由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颁发……
这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遗嘱原文的节选，遗嘱于1895年11月27日在巴黎签署生效。这份遗嘱和1990年6月29日瑞典政府批准成立的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一道，构成了诺贝尔奖颁奖委员会执行工作的基础。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化学家，1833-1896
遗嘱公开不久便遭到了法律及其他方面的非议，其中之一便是遗嘱内容不够精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侄子侄女们也抗议这份遗嘱。等到诺贝尔家族解决了争端，在政府批准基金会章程之前，遗嘱执行人和颁奖委员会仍需进行漫长的洽谈并达成妥协。尽管章程引入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规则，仍有相当多的要点留待颁奖委员会去解读。
本文旨在简要回顾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遴选程序和获奖成果。有关获奖者的科研工作和生平，读者可阅读有关诺贝尔奖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自1901年起每年发表，目前绝大多数可以直接在线阅读（见诺贝尔奖官网 www.nobelprize.org）。
由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奖，通常称为诺贝尔医学奖。然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使用的字眼是“生理学或医学”。在他的年代，作此区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生理学的研究领域放到今天是属于生物学范畴的。通过解读“生理学或医学”的含义，结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95年的遗嘱中所表达的意愿，颁奖委员会获得了相当可观的自由空间，来把奖项颁给广义的生物医学领域和临床医学领域。
尽管有关“生理学和医学”定义的讨论很可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但毫无疑问，颁奖方已经在若干场合下采用了这种广义的概念。例如，1973年的奖项（本文中特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下同）颁给了Karl von Frisch, Konrad Lorenz和Nikolaas Tinbergen，以表彰他们在个体和社会性行为模式的组织和引发上的发现，可以说是颁给了行为科学领域；1979年的奖项颁给了Cormack和 Hounsfield，表彰他们对计算机辅助断层成像技术（即CT）的开发，属于应用物理学的范畴；而1983年的奖项颁给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奖励其发现了“可移动遗传因子”，属于植物遗传学领域。
遗嘱中的关键词是“发现”和“人类最大福祉”。在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草拟期间，这些词汇的本质含义曾被充分地讨论。然而，直到最后也没有任何指南出炉，结果解释权落在了颁奖机构手上，由他们来解释如何将这些字眼贯彻到获奖者的评选中。更为复杂的是，在另外两项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遗嘱中，对应的词语并不一致。物理学奖条目下使用的是“发现和发明”（discovery and invention），而化学奖条目则使用的是“发现或改进”（discovery or improvement）。
在基础科学里定义什么是“发现”比在临床医学里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临床医学领域更能体现“人类最大福祉”。“发现”是指人类新知得到了突发的、显著的增长，而不是稳步的累积。如此一来，奖项只颁给带有高度原创性的重大科学突破，而非终身的成就。
此外，我们今天在讨论颁奖机构如何解读“人类最大福祉”时，必须考虑到颁奖当时的学科发展水平。Charles Nicolle在1928年获奖，是因为他“关于斑疹伤寒的工作”揭示了体虱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得益于这项发现和简单的除虱程序，人类才可以对抗流行性斑疹伤寒，数十万的生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救。
Paul Hermann Müller在1948年获奖，他发现了二氯二苯三氯甲基甲烷（DDT）是一种有效的杀虫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的时间里，DDT不仅控制了斑疹伤寒的扩散，也遏制了其他昆虫传播类疾病如疟疾的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测，在DDT使用的时期内，约有2500万人的生命获救。今天，考虑到对鱼类鸟类繁殖环境的危害，加上容易在其他物种体内形成生物富集（注：生物富集指通过生态系统中食物链或食物网的各营养级，使某些污染物，如放射性化学物质和合成农药等，在生物体内逐步浓集增大的趋势），DTT已经成为禁用化学品。但是，在当年的诺贝尔奖颁发时，DDT对人类的益处是相当明显的。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农业上无差别滥用DDT作为杀虫剂所引发的灾难性生态效应，看待的角度也将完全不同。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开展可移动遗传因子（译注：即转座子）的首创研究是在1944年，远在詹姆斯·沃森（James D.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C. Crick）1953年确定DNA分子结构之前，但是她直到1983年（比沃森和克里克晚了21年）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当DNA的结构被阐明，遗传密码也在1968年被Nirenberg 和Khorana破译时，人们认为哪怕改变DNA上的一个碱基都会严重干扰遗传信息的读取，因此科学界无法接受可移动遗传因子的概念。很久之后，科学家们才发现转座子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不仅仅是玉米才有的古怪特性（译注：同一个玉米上的玉米粒颜色不同，就是转座子造成的）。当其他科学家在细菌和昆虫里也找到了转座子，也认识到生长调节基因的转座过程（transposition）与癌症相关后，芭芭拉很快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对于Peyton Rous来说也一样，他在1916年发现了鸡身上的肿瘤病毒，但直到50年后，人们才确认其他动物身上也存在肿瘤病毒，这时他才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遗嘱饱受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太过模糊。因此，诺贝尔基金会和颁奖委员会在制订章程时下了大力气使之变得更加具体。他们增设了一条规则，即，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奖项颁给超过3个人（要么每位获奖人获得1/3奖金；要么一位获奖人独享一半而另两位获奖人各得四分之一奖金）。这一条标准提高了诺贝尔奖的独特性，但同时也引入了一些限制。它意味着，不是所有达到标准的候选人都能获奖，甚至有时侯某个领域的人都要被放弃，仅仅是因为候选人数目太多，无法用合理公正的方式精简到三人。另一方面，诺贝尔奖所奖励的并非是某个领域，而是作出最重要发现的科学家。
有时候甚至会出现道德层面的争议，比如当候选获奖人是四位科学家的组合时，其中一位去世，则会给剩余三人打开获奖的机会之门。根据诺贝尔奖的章程，不能给去世的科学家授奖。
注：诺奖历史上目前仅有一次颁给死者的特例。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得主之一，免疫学家拉尔夫·斯坦曼（Ralph Marvin Steinman）在获奖前3天因病去世，由于诺奖委员会在公布消息前并未得知斯坦曼去世的消息，最终仍然把奖项颁给了他。
相比20世纪上半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20世纪下半叶更常以几人分享的形式颁发。1901至1950年间，有59人获奖，而1951至2000年间，获奖人数升至113人。分享奖金的趋势日渐增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二战之后国际科学团体的增长，以及每年提名人数的上升。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生物医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团队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
不过，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值得考虑。第一，两次世界大战均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而战争期间有若干年诺贝尔奖停发。第二，Jöns Johansson——诺奖委员会中唯一一位曾和诺贝尔共事过的成员——对某些评选结果并不满意。他在诺奖委员会任职的几年中，成功压制了奖金的发放，节约出一笔经费用来建设诺贝尔研究所，协助委员会核查被提名人所宣称的发现是否准确。
按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颁发。1901年，这项任务是由仅有的全部19名教职员工来完成的，实际的工作则主要由一个3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负责，而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院长。直到1918年，戈兰·利杰斯特朗（Göran Liljestrand）教授才当选为诺贝尔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一当便是42年，在此期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声望不断提高，然而，这种由一人长期控制的情况也成为后来促使诺奖委员会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
1964年，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有了长足的发展，其研究和教学活动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而到了1970年，筛选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责任就落到了当时学院的61位全职教授肩上。与此同时，医学院还针对除教授以外的其他教师（主要为副教授和讲师）进行了一次改革，此后医学院拥有了超过200名成员。人数太多导致筛选诺奖得主时难以、甚至无法进行复杂的科学讨论——而这却是筛选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此外，1970年代即将出台一项新的法律，规定所有国家机构和组织——包括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文件都应向公众开放，从而使得诺贝尔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无法保密。鉴于以上变化都不利于诺贝尔奖的评选工作，1977年，人们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诺贝尔大会（the Nobel Assembly）。
诺贝尔大会与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法律和财政上，它又独立于学院和国家，它的全部预算均来自诺贝尔基金会（Nobel Foundation），而该基金会为颁奖机构处理所有财务事宜。诺贝尔大会由50名全职的正教授组成；大会成员将在65岁时离任（亦即从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退休），随后大会选举产生新的成员，且每年都会根据资历选出新的主席。
诺贝尔委员会（the Nobel Committee）是诺贝尔大会的执行委员会，由5名成员和1名执行秘书组成。为了平衡委员会成员的连续和更新，每个成员只能连续任职两届，执行秘书则最多可连任四届，每届3年；各成员任期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要能保证在任何一年中，仅更新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从5人中选出1人任主席，任期不超过3年。当委员会审查了某一年的提名后，又会选出10名特设委员会成员，任期9个月。这10人不一定是诺贝尔大会的成员，但他们的加入确保了委员会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来评价被提名者的工作——这些被提名者很可能是该年度奖项的主要竞争者。
大会和委员会将在一年内举行几次会议，以讨论被提名的候选人及其发现的重要性。因此，当涉及到最后的决定时，所有大会成员都了解了当年被提名的候选人，到十月上旬，诺贝尔大会将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表决做出最后决定。
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奖的颁奖时间表基本保持不变。在颁奖前一年的九月，有2500至3000名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以外的医学院校的科学家会接到秘密的个人邀请，提名第二年诺贝尔奖的候选人。邀请哪些人是根据一个轮换系统决定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往届得主以及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医学院校的教授每年都有提名的权利。只有那些被正式邀请来提名的人才能收到特别的提名表格。诺贝尔委员会常常收到许多非正式信件，这些信件的提名是无效的，不会出现在委员会审查的文件中。
候选人由国际科学界提名，提名邀请在不同的学院和个人之间轮换——这些操作有助于增强大众对评选程序的信心，提升诺贝尔奖的声望。如果一个人几年内多次被来自不同国家的独立科学家提名，就意味着该候选人的发现被广泛认为是重要的。不过，判断一位被提名人的参选资格，并不会将其当年获得的提名总数看得很重要。另外，提名不会从这一年延续到下一年，不论之前是否曾获得提名，候选人只能在获得提名的这一年参选。
提名的截止日期为1月31日（迟来的提名将延至下一年），之后将开始对候选人进行评估。
评估必须在8月底前提交。诺贝尔大会的成员对所有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评估，并为每人制定一份书面协议。诺贝尔委员会和特设委员会对每位候选人——更常见的情况是一群候选人——的工作编写初步报告和完整报告。优秀的候选人通常不会只被审查一次，而是要经过几年的时间，由不同的评审员审查，而每次评审员都可以看到原始的提名和以往所有的报告材料。如今所有的评估都是用英语书写的，以便非瑞典籍的评审员能够读懂以前的资料。
候选人在被提名的第一年就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可能性非常小，尽管这种情况发生过，例如1912的Carrel，1922年的Hill和Meyerhof，以及1923年的Banting 和Macleod。值得一提的是，Banting和Macleod关于胰岛素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他们获奖的前一年（即1922年）发表的。而他们的提名者之一Krogh的情况也类似，他于1920年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在1918年首次用丹麦语发表，1919年首次用英语发表的，1919年他首次获得提名。在最初的50年里，像这样研究发现几年后就获得第一次提名，而后仅一两年就获奖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1939年的Domagk、1945年的Fleming、Carl 和1947年的Gerty Cori。
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或医学奖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例如，Röntgen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的发现不仅在物理学上，而且在化学和医学上都非常重要。其他物理学奖得主的发现也构成了生物医学领域相当一部分研究的技术前提，特别是在二战后。例如，薛定谔（Schrödinger，1933年物理学奖）和玻尔（Bohr，1922年物理学奖）在说服生物学家相信生命过程可以用原子和分子来分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帮助建立了分子生物学领域；Delbrück，一名转向生物学的物理学家，创立了噬菌体遗传学，并在1969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化学领域的获奖者做出的贡献同样可以被授予生理学或医学奖。Butenandt因其在性激素方面的研究获得了1939年的化学奖；1943年，de Hevesy因在化学过程研究中引入同位素示踪剂而获得化学奖，这是一项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具有重大价值的技术；Sanger因其在现代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发现而获得两次化学奖：1958年，他因为阐明了胰岛素的结构而获奖，1980年，又因为核酸测序方法而再次获奖。还有一些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在医药和化学交界处的发现，例如Dorothy Hodgkin通过X射线技术确定了重要生化物质的结构，并获得了1964年的化学奖；而Mitchell因研究了生物能量转移，并提出了化学渗透理论获得1978年的化学奖。
在遗传学领域，有一些发现获得了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另一些则获得了化学奖。前者包括Morgan（1933年）、Crick、Watson 和Wilkins（1962年）、Roberts和 Sharp（1993年）；而被化学领域所认可的分子遗传学成果则包括Berg、Gilbert和Sanger (1980)、Altman和Cech (1989)、Mullis 和Smith (1993)。
为了协调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工作，各委员会会在春季举行联席会议，这也确保了一位候选人不会因为同一项发现而获得两个诺贝尔奖。
1901年至2000年之间，一共有172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贡献涵盖了从基础到临床的研究领域。下面我们简要汇编了这些诺奖得主们作出的发现。为了增强可读性和概括性，我们总结的获奖理由并不完全等同于官方的叙述（括号中的注释也不是官方获奖叙述的一部分）。此外，不同的奖项被编入不同的类别下，但值得注意的是，某一个发现有可能适用于不止一个类别。
传染性病原体和杀虫剂 | |
Ross (1902) | 昆虫在感染周期中的媒介作用（疟疾） |
Koch (1905) | 结核杆菌的鉴定和其他有关结核病的工作 |
Laveran (1907) | 原生动物在引起疾病中的作用（疟疾） |
Nicolle (1928) | 体虱在斑疹伤寒传播中的作用 |
Müller (1948) | 发现DDT是一种高效杀虫剂 |
Theiler (1951) | 发现黄热病病毒 |
Enders, Weller & Robbins (1954) | 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体外培养 |
Blumberg & Gajdusek (1976) | 传染病的起源和传播的新机制 |
Prusiner (1997) | 发现朊病毒——一种新的感染原理 |
免疫学 | |
Behring (1901) | 血清疗法及其在治疗白喉中的应用 |
Ehrlich (1908) | 在免疫性研究上的工作 |
Mechnikov (1908) | 吞噬作用 |
Richet (1913) | 过敏性反应 |
Bordet (1919) | 免疫反应中的抗原和抗体 |
Landsteiner (1930) | 血型及血型分类 |
Burnet & Medawar (1960) | 获得性免疫耐受 |
Edelman & Porter (1972) | 抗体的化学结构 |
Benacerraf, Dausset & Snell (1980) | 免疫反应的调节 |
Jerne, Köhler & Milstein (1984) | 免疫系统控制理论和单克隆抗体产生的原理 |
Tonegawa (1987) | 抗体多样性产生的遗传学原理 |
Doherty & Zinkernagel (1996) | 细胞介导的免疫防御特性 |
化疗/药物开发 | |
Domagk (1939) | 百浪多息（磺胺类药物） |
Fleming, Chain & Florey (1945) | 青霉素 |
Waksman (1952) | 链霉素——第一个有效对抗结核病的抗生素 |
Bovet (1957) | 首次合成类似肾上腺素的药物和使骨骼肌麻痹的药物 |
Black, Elion & Hitchings (1988) | 发现药物治疗的重要原理 |
光疗和热疗 | |
Finsen (1903) | 光线放射治疗寻常狼疮 |
Wagner-Jauregg (1927) | 发热治疗全身麻痹 |
癌症 | |
Fibiger (1926) | 发现螺旋体癌，说明慢性刺激可引起癌症 |
Rous (1966) | 在鸡体内发现致瘤病毒 |
Huggins (1966) | 发现前列腺癌的激素疗法 |
Baltimore, Dulbecco & Temin (1975) | 肿瘤病毒和宿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 |
Bishop & Varmus (1989) | 发现逆转录病毒致癌基因 |
经典遗传学 | |
Morgan (1933) | 发现遗传中染色体的作用 |
Muller (1946) | X射线照射产生突变 |
McClintock (1983) | 发现可移动遗传因子 |
细胞生物学 | |
Claude, de Duve & Palade (1974) | 发现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组织 |
Cohen & Levi-Montalcini (1986) | 发现生长因子 |
Blobel (1999) | 发现蛋白质具有内在信号以控制其在细胞内的传递和定位 |
发育生物学 | |
Spemann (1935) | 胚胎发育中的“组织者”效应 |
Lewis, Nüsslein-Volhard & Wieschaus (1995) | 早期胚胎发育中的遗传调控机制 |
分子生物学/遗传学 | |
Kossel (1910) | 对包括细胞核物质在内的蛋白质的研究 |
Beadle & Tatum (1958) | 对特定化学事件的调控的研究（一个基因对应一个蛋白） |
Lederberg (1958) | 细菌遗传物质的基因重组和组织 |
Ochoa & Kornberg (1959) | 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生物合成机制 |
Crick, Watson & Wilkins (1962) | 发现核酸的分子结构及其对生物中信息传递的重要性 |
Jacob, Lwoff & Monod (1965) | 发现酶和病毒合成的遗传控制 |
Holley, Khorana & Nirenberg (1968) | 破解遗传密码并阐释其在蛋白质合成中的作用 |
Delbrück, Hershey & Luria (1969) | 病毒的复制机制和遗传结构 |
Arber, Nathans & Smith (1978) | 限制性内切酶及其在分子遗传学中的应用 |
Roberts & Sharp (1993) | 发现断裂基因 |
中间代谢 | |
Hill (1922) | 揭示肌肉产热的原理 |
Meyerhof (1922) | 揭示肌肉耗氧量与乳酸代谢的关系 |
Warburg (1931) | 呼吸酶的性质和作用方式 |
von Szent-Györgyi (1937) | 维生素C和延胡索酸的催化作用 |
Cori & Cori (1947) | 发现糖原的催化转化原因 |
Krebs (1953) | 发现三羧酸循环 |
Lipmann (1953) | 辅酶A及其在中间代谢中的重要性 |
Theorell (1955) | 氧化酶的性质和作用方式 |
Bloch & Lynen (1964) | 发现胆固醇和脂肪酸的代谢机理 |
Bergström, Samuelsson & Vane (1982) | 发现前列腺素及相关生物活性物质 |
Brown & Goldstein (1985) | 胆固醇代谢的调控 |
Fischer & Krebs (1992) | 发现可逆蛋白质磷酸化可作为一种生物调控机制 |
Gilman & Rodbell (1994) | 发现G蛋白及其在细胞信号转导中的作用 |
激素 | |
Kocher (1909) | 对甲状腺的生理学、病理学以及外科学上的研究 |
Banting & Macleod (1923) | 发现胰岛素 |
Houssay (1947) | 垂体前叶激素在糖代谢中的作用 |
Kendall, Reichstein & Hench (1950) | 发现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其结构和生物学效应 |
Sutherland, Jr. (1971) | 发现激素作用机制 |
Furchgott, Ignarro & Murad (1998) | 发现一氧化氮在心血管系统中起信号分子作用的一氧化氮 |
维生素 | |
Eijkman (1929) | 发现抗神经炎的维生素 |
Hopkins (1929) | 发现刺激生长的维生素 |
Whipple, Minot & Murphy (1934) | 发现贫血的肝脏治疗法 |
Dam (1943) | 发现维生素K |
Doisy (1943) | 发现维生素K的化学性质 |
消化、循环和呼吸 | |
Pavlov (1904) | 消化生理学(条件反射) |
Krogh (1920) | 发现毛细血管运动的调节机理 |
Einthoven (1924) | 发明心电图 |
Heymans (1938) | 发现窦和主动脉机制在呼吸调节中的作用 |
Cournand, Forssmann & Richards (1956) | 心脏导管术及其在循环系统的病理变化的发现 |
神经生物学 | |
Golgi & Ramón y Cajal (1906) | 神经系统的结构 |
Sherrington & Adrian (1932) | 神经元的功能 |
Dale & Loewi (1936) | 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 |
Erlanger & Gasser (1944) | 单一神经纤维的高度分化功能 |
Hess (1949) | 间脑的功能性组织对内脏活动的调节功能 |
Bovet (1957) | 发现作用于血管系统和骨骼肌的合成化合物（箭毒） |
Eccles, Hodgkin & Huxley (1963) | 在神经细胞膜的外周和中央部位与神经兴奋和抑制有关的机制 |
Katz, von Euler & Axelrod (1970) | 神经递质及其储存、释放和失活的机制（突触传递的概念） |
Guillemin & Schally (1977) | 发现大脑分泌的肽类激素 |
Yalow (1977) | 肽类激素的放射免疫分析法 |
Sperry (1981) | 大脑半球的功能性分工 |
Neher & Sakmann (1991) | 细胞中单离子通道功能 |
Carlsson, Greengard & Kandel (2000) | 神经系统的信号转导 |
外科 | |
Moniz (1949) | 脑白质切除术对某些精神病的治疗价值 |
Murray & Thomas (1990) | 发明应用于人类疾病治疗的器官和细胞移植术 |
感觉生理学 | |
Gullstrand (1911) | 眼睛的屈光度的研究 |
Bárány (1914) | 前庭器官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的研究 |
von Békésy (1961) | 耳蜗内刺激的物理机制 |
Granit, Hartline & Wald (1967) | 眼睛的初级生理及化学视觉过程 |
Hubel & Wiesel (1981) | 视觉系统中的信息处理 |
行为科学 | |
von Frisch, Lorenz & Tinbergen (1973) | 个体和社会行为模式的组织和诱导 |
诊断方法 | |
Cormack & Hounsfield (1979) | 开发计算机辅助的断层扫描技术 |
我明确希望，在颁发这些奖项时，不应考虑候选人的国籍，而应考虑谁的贡献最大，不论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摘自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获奖者都来自欧洲或北美，或曾在那里从事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便开始成为这份名单的主导者。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崛起，导致许多犹太科学家从欧洲逃往美国。1951年至1975年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32名美国科学家中，有9人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国家。而在全部172位获奖者中，有4位是丹麦人，7位是瑞典人。此外，其他小国也做得同样好，甚至更好。例如，瑞士的人口总量只有瑞典与丹麦之和的一半，却产生了8位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这可能是由于瑞典和瑞士没有卷入两次世界大战中，因此在其他国家的研究工作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可以相对不受干扰地继续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诺贝尔奖的遴选偏袒本国公民。
对诺贝尔奖的批评主要有三种：遗漏、错误和缺少对女性贡献的承认。每年都有很多值得获奖的候选人，但只有三个人能够得奖，所以遗漏在所难免。发现DNA是遗传物质的艾弗里（Oswald T. Avery）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一个例子。艾弗里发现，高致病性菌株的DNA可将低致病性菌株转化为高致病性菌株，无疑证明了DNA是遗传物质的载体。早在1944年，他就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该主题的文章。在1932年至1942年期间，艾弗里因研究多糖抗原而几次获得提名。从1945年开始，他每年都因发现DNA而被提名。在当时许多科学家看来，DNA只有4个不同的组成成分，其结构过于简单而不能作为遗传物质。他们认为含有20种不同氨基酸的蛋白质更有可能是遗传物质；同时，他们也不相信艾弗里在DNA制备过程中去除蛋白质所使用的酶消化法（也称酶解法）。当包括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内的科学界认同艾弗里的数据时，他已经去世了。
关于诺贝尔奖的错误，有三个例子经常被提起：1923年的班廷（Banting）和麦克劳德（Macleod），1926年的菲比格（Fibiger）与1946年的莫尼兹（Moniz）。班廷和麦克劳德因发现胰岛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获奖消息从宣布之日起就受到了质疑。麦克劳德是班廷及其年轻同事贝斯特（Charles Best）工作的实验室的部门主任和创始人。胰岛素是由班廷和贝斯特发现的，当时麦克劳德并没有在场。然而，班廷获得了诺奖，贝斯特却没有。1982年Bliss在其专著《发现胰岛素》（The Discovery of Insulin）中分析了这一决定，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当时已知的情况，这个决定可能是最好的。另一些人则强调，要奖励上一年的发现有很多困难。说个题外话，贝斯特在1950年首次获得提名。
Michael Bliss: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首次出版于1982年。
1926年诺贝尔奖被授予菲比格，以表彰他发现了一种名为“螺旋体癌”的生物（译注：菲比格认为寄生虫导致癌症，后来证明这一结论是错误的），这一决定遭受了严厉的批评。当时人们对致癌机理知之甚少，直到40年后，诺奖才再次颁发给癌症研究领域。那时人们已经积累了关于遗传密码、突变、肿瘤和其他与癌症有关的生物机制的知识。
1949年的诺贝尔奖颁发给了莫尼兹的脑白质切除术，这一手术疗法必须与20世纪早期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其他方法相比较来加以评判。在引入手术疗法之前，精神病患者接受的治疗是非常残忍的，包括穿拘束衣（straitjacket）和冷水浴；后来出现了手术干预和电击治疗。在神经药理学推出治疗精神病的有效药物后，这两项技术就被废止了。在今天看来，脑白质切除术似乎是不道德的，但问题是，与当时那个年代可用的其他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是不是道德？
拘束衣示意图 | 来源：Cambridge Dictionary
172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只有6位是女性，1947的格蒂·科里（Gerty T. Cori ） 、1977年的罗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1983年的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1986年的丽塔·莱维·蒙塔尔奇尼（Rita Levi-Montalcini）、1988年的格特鲁德·B·埃利昂（Gertrude B. Elion）以及1995年的努斯莱因·福尔哈德（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考虑到20世纪男性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压倒性优势，这一结果并不奇怪。
过去一个世纪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无疑突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但并不足以涵盖所有的故事。有一些疏漏和奖励事后看来似乎是错误的。然而，诺贝尔奖的声望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委员会的大多数决定是受到国际科学界认可的。
诺贝尔奖的初衷是让有前途的科学家能够继续他们的研究而不必为财政状况担忧。而今天的诺奖是否仍能实现这一目的，有待商榷。首先，获奖者的平均年龄相对更大了；其次，大多数获奖者在得奖时已经是知名科学家了。此外，医学研究已经走上了和物理学一样的道路：经常需要相当大的预算和庞大的团队。因此，诺贝尔奖已不太可能像一百年前那样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对于诺贝尔大会来说，挑选获奖者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任务，而获奖者发表演说也是令人难忘的时刻。每年10月的名单揭晓以及12月的颁奖典礼和庆祝活动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这为颁奖机构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来阐述获奖者的成就，积极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并激发年轻学者对生物医学研究的兴趣。
参考文献
Jansson, B. Controversial Psychosurgery Resulted in a Nobel Prize, Nobelprize.org.
Liljestrand, G. The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in: Schück, H., Sohlman, R., Österling, A., Liljestrand, G., Westgren, A., Siegbahn, M., Schou, A. and Ståhle, N. K., Nobel – The Man and His Prizes, Sohlmans Förlag, Stockholm, 1950.
Liljestrand, G. The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in: Schück, H., Sohlman, R., Österling, A., Liljestrand, G., Westgren, A., Siegbahn, M., Schou, A. and Ståhle, N. K., Nobel – The Man and His Prizes, Third revised, updated and enlarged edition Elsevier Science, Inc., New York, 1972.
Jan Lindsten（1935-至今）曾任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医学遗传学教授，在1979-1990年间担任诺贝尔大会秘书长、诺贝尔医学委员会秘书长，以及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他同时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和芬兰医学协会荣誉会员。
Nils Ringertz （1932-2002）主要研究方向是核质信号和荧光探针对细胞结构的数字成像。曾任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医学细胞遗传学教授、诺贝尔医学委员会主席、医学院诺贝尔大会主席，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1994年发起“诺贝尔电子博物馆项目”( the Electronic Nobel Museum Project，E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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